遭遇家暴，他们为什么不离开？
半个月前，演员蒋劲夫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Instagram发布了一组自己浑身是伤的照片，脸部、胳膊、手上均瘀青发紫。据悉，从今年7月她与蒋劲夫同居起，就经常遭到对方的暴力对待，遭遇多次殴打，且被实施人身控制。随后，蒋劲夫在微博回应，承认家暴：“我冲动的行为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不论什么原因，我都不应该动手”。
事态很快发生扭转。隔日，蒋劲夫友人发微博斥责女方私德不好，被家暴事出有因。更为离奇的是，在蒋劲夫自首被捕后，胡歌、俞灏明、蒋梦婕等众多演艺圈人士纷纷发文表达当初和蒋劲夫共事的情谊，坚定表示“无论如何我站他”，甚至说出刺耳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令此事再度引发热议。时至今日，蒋劲夫家暴案已经发酵了十余天。
明星家暴由于当事人公众人物的身份，往往会一时成为焦点。而事实上，家暴并不只出现在新闻热搜中，它似一只恶魔，藏匿在广大家庭深处，吸食着爱的能量、生命的鲜血。在中浦悠花背后，还潜藏着一个人数庞大的家暴受害群体。调查数据触目惊心：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中国境内仅仅由于家暴致死的案件就有533起，平均每天有1人死于家暴，致伤致残更是难以计数了。
蒋劲夫家暴
许多受暴者是隐忍的，她们不敢发声，不敢离开。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在学者佟新曾访谈过的34名已婚受暴者中，几乎所有人都有过离婚的想法，但真正采取离婚行动的只有7人，多数受害者还是找到各种支持自己的理由，忍受着丈夫的暴力。
Ta们之中，有些依然在期待施暴者回心转意，“他每一次哭着说绝对是最后一次打我的时候，我都真的以为那是最后一次了。”甚至而今发声的中浦悠花，也曾对男友戒暴满怀信心，“我曾一直很努力地想要帮你戒掉暴力，我们也曾一起正视并努力克制你的暴力……”还有一些在成功求助后，明知会再次受到伤害，但还是会选择回到那段充满伤害的关系中去，“离开他，我能去哪？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家暴中的婚姻，就像沼泽，越陷越深却难以抽身。
有人不解，过不下去，分手不就好了？在不少旁观者眼中，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离开就是对家暴最好的解决办法，可为什么还有人会主动迎向痛苦、反复地陷入自我伤害？
遭遇家暴，Ta们为什么不离开？
离开，没那么简单
“‘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婚？’、‘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这些话中都包含着对受害者的指责。”丁丽是女工组织“绿色蔷薇”的负责人，平日协助工友组织过不少反家暴宣传活动，在她看来，当有人问出“为什么不离开”的问题时，他并没有去理解受害者。“每个人有自己的处境，别人在承受什么，TA的挣扎、TA的纠结、TA的压力，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在社工小A接触过的家暴案例中，很多求助者遭到了严重的肢体暴力，有些会被掐住脖子，或是用被子捂住鼻子，但是这些家暴未必会在身体上留下明显伤痕，所以很难取证。而且，因为没有骨折、大量流血等严重创伤，在当事人倾诉、求救时，听者常常意识不到这种家暴的严重性，而其实这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
暴力只是表象，控制才是根源。一位奥地利诗人说，“暴力不是开始与一个人卡住另一个人的脖子，它开始于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爱你，你属于我”。家庭暴力的核心不是施暴者的脾气好坏，不是家庭沟通的好坏，而是权力与控制。
外科医生安嘉和家暴妻子
图片来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通过控制受暴者，施暴者地位和力量得到证明，他们从中获得愉悦的感觉。施虐倾向一般分为“统治型施虐”和“折磨型施虐”两种类型。“统治型施虐”，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主宰他人。剥削他人的心理和实际资源。而“折磨型施虐“指的是对别人施加折磨，或者观赏别人被折磨。往往，施暴者会同时展现这两种施虐倾向，既想利用他人，又会因为他人的痛苦感到愉悦。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施暴者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对于受虐者的依赖。只有在受虐方真的再也承受不了想要离开时，施虐者们才开始感受到“被掠夺一般”的惊慌，所以拼命挽留对方，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施暴者恰恰是因为觉得自己软弱无用，才迫切地希望通过折磨与统治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和力量感。一位被家暴多年的高知女性反映，“丈夫跟领导一起吃饭，他们领导一直在夸同事，他听得膈应，饭桌上就喝多了，骂嗓了几句，又被领导批评了，回来以后全把气撒我身上。”家暴，有时是弱者在向更弱者挥刀。
另一方面，受暴者也非常依赖施虐者的评价来认知自我，他们会不自觉得将自己放置于施虐者的评价体系中，自己生活的快乐与痛苦、人生的目标与意义都由施虐者来定义。一位遭受家暴的女工，常被丈夫指责 “不赚钱”、“拖油瓶”、全靠自己养活，逐渐内化了对方的评判体系，因而出现深深的自我贬低、自我谴责情绪，觉得自己“没用”、“活着没有意义”。在《中国反家暴纪实》中，一位受暴者说，她常常一边收拾家暴后凌乱的房间，一边自责“他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他打我，会不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可以说，在一段充满暴力的家庭关系中，受暴者和施暴者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施虐者通过掠夺他人的自我，来形成抵御孤独的方式，而受暴者则需要从施暴者哪里获得认同与支持，获得稍纵即逝的稳定与安全。
性别不平等的牢笼，困住了遭受暴力的女性
施暴者与受暴者之间，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也是男性与女性的故事。
据调查，在家暴受害者中，女性占了90%，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家暴，而底层女性遭遇家暴的可能性更是中上层女性的4倍。在《沉默在尖叫》一文中，记者柴静提到，在全国各地监狱中，女性死刑犯大多都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研究家庭暴力的香港学者梁丽清说，如果不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都是女性，不是男性。暴力不是凭空而来，是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权力的施加、暴力的使用成为可能。
男权社会把生产活动分成公领域和私领域两个部分，并通过经济上的不民主试图把女性捆绑在私领域里。社会性别分工的机制为人们构想了一个固化的生活模式：男人负责参与公领域的生产活动，投入到经济、政治的公共参与里；女人则负责在私领域劳动，并依靠在公领域赚钱的男性供养。也就是说，男性只需要在公领域拼命，而女性则既需要参与公领域的生产，又需要统筹私领域中的社会再生产，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这是一个女性付出更多劳动时间，却得不到和男性同等水平价值回报的世界，无法经济独立的女性只得依附男性存活，沦为被购买、被转让、被占有的物品。
在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下，男性权力不可避免地伸向女性的生活世界，反映在家庭中，男性权力通过控制和统治女性的身体、情感与思维来实现其统治。在充满暴力的夫妻关系里，女性往往长期生活在父权思维的控制下，被教导必须完成家庭责任，当男性无法承担起角色功能时，女性更是一肩挑起。男性施暴者在婚姻关系中，也擅长利用母职的责任、经济上的弱势控制妇女，使他们丧失重新开始或突破现状的动力。
女工机构“绿色蔷薇”的负责人丁丽分析道，许多受暴女性难以离开受暴者，一是因为经济依赖，普遍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而女性只能一边带孩子一边做一些临工收入很少，在经济上主要依靠丈夫。二是因为放不下孩子，社会会认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可如果没有了经济来源，母亲一个人根本无法养育孩子，而社会也没能为单亲母亲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岗位，对她们来说，边工作、边照顾孩子几乎是“非分之想”。一位母亲说：“离婚后，自己带孩子，难养活，交给丈夫，又担心他会打孩子。”另外，在传统的观念里，人们认为单亲家庭对孩子成长不利，一些母亲会觉得离了婚愧对孩子，没能给他/她一个完整的家。
此外，很多女性考虑最多的不是“要不要离婚”，而是“离婚了，之后会更好吗？”丁丽说：“有姐妹分享之前家暴离婚，后来再婚也遇到家暴！”尽管有些女性很勇敢地选择离婚。但面对离婚后未知的风险，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将就。一位女工在采访中说，“我在现有的家庭，我我知道你会对我家暴，但孩能在身边保护孩子，我离婚了，他会对我的孩子、家人做什么？我不知道”因此，在许多女性眼里，维持婚姻可能是对自己影响最少的、最好的决定。但现实是，他们往往低估了家暴的持续性，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正如参与家暴干预的社工小A所说，“许多受暴女性，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支持自己做决定的知识系统、支撑自己养育孩子的教育资源都太少了，根本不足以支撑她们做出离婚的决定。”她们面对的决不仅仅是一个暴力的丈夫，而是一个由性别不平等铸成的牢笼。她们被缴了械，逃无可逃。
柴静在采访中问一位因家暴杀夫的女性，如果回到18年前的那晚，还会不会杀害家暴她的丈夫。她说，会，因为她至今也想不出除了杀害丈夫之外，更好的逃避家暴的方法。
“我们应当学会理解她们的处境，而不是指责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因为对置身男权社会的受暴者来说，单纯的一句“离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并不代表一切的结束。
反家暴，她们在行动
既然受害者放弃抗争，被迫离开，不应该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家暴问题的解决方法，那受尽伤害的她们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
“找律师、找妇联、告他”，在社工组织组织的反家暴相关讨论上，社区里的女工们不假思索地回答。然而，当问题真正来临时，她们口中的一切都成了纸上谈兵，因为这些正式渠道对他们来说门槛太高、太不可信了。找律师？律师费出得起吗？找妇联？妇联哪个部门？电话是多少？走过场的调解又是否有意义？是否会激发丈夫更大的怒火？仿佛有一堵高墙，砌在她们求援的手前。
还好有这样一群人，就在她们身边，正在努力做着家暴宣传、家暴干预，指导受家暴者对抗她们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于是我们采访了几位参与过反家暴宣传、家暴干预的工作人员。
小娟是一位家住在工业区附近的女工，在家里，她是最卑微的那个，她时常被丈夫、婆婆，随意欺负、羞辱，而丈夫对她的家暴，就像悬在她头上的一把刀，不时毫无预兆地如疾风骤雨般到来，她已经被家暴这把刀，摧残了不知多少次。
终于，小娟受不了了，在又一顿毒打之后，她决定暂时离开疯狂的丈夫。在那个潮湿阴冷，刚下过雨的夜，无助的她躲到了桥底下，打开了反家暴组织“女工互助群”，在里面绝望地倾诉自己的遭遇，社工小A来到桥底下，找到了她，让她到庇护所暂住下来。
通常，工作人员会对遭受家暴的女工进行一些对话上的引导，鼓励她们争取经济独立，不要依附丈夫。尽管工作人员劝她离婚，但小娟却因为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离开她丈夫。她最终是决定采用写悔过书的方式，让他丈夫保证不再打她。工作人员也提醒她，有哪些东西可以写在悔过书里，比如增加一些“承认家暴事实”的条目，以后如果出了事可以用作证据。最终，她还是决定拿着保护自己的“悔过书”重新回到家里，期待着能开始一段和以前不同的关系。
反家暴活动
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反家暴组织的工作人员说，在面对受害者的求助时，她们首先会帮受害者理清情况，依据量表对家暴严重程度进行评估。还会教她们如何搜集证据，如何保护自己，告诉她如何找律师或是其它机构，帮她们降低求助门槛。也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理和行动支持，帮助她们自信自爱，依据现状评估要采取的策略，为她未来的行动给出建议或者提供暂时的庇护所，或者与其朋友家人沟通，争取她们对受害者的支持。
不过，正如小娟的故事一样，作为陪伴者的工作人员并不能取代受害者本人来做出任何决策和行动，受害者的需求和情况千人千面，工作人员只能根据她们的个人情况提供帮助，不能一味的鼓励她们决绝地离开，讲不讲述受害细节，如何处理与施暴者的关系，一切都要建立在受害者本人的意愿之上。
她们也曾尝试过从施暴者身上出发进行干预，但往往会发现，处于支配地位的他们多态度强硬，拒绝沟通，有时根本不接电话，甚至还会威胁出来求助的妻子。
因此，除了家暴的个案干预，这些组织也会进行家暴的预防及宣传工作，协助工人建立联系紧密的社区，她们会组织活动，让各自如原子独立的女工围坐一圈，团结起来，用各种手段让她们了解家暴行为，相互讨论、倾诉、鼓励、出谋划策，从群体中获得力量。还会通过发宣传册，拍宣传片，组织她们通过演出戏剧展示身边的相关案例等视听手段，直观地增强人们对家暴的认知，明白“原来这就是暴力”。
社工组织“绿色蔷薇”的负责人丁丽，就曾与女工一起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她们说》，母亲的逼婚，领导的压榨，丈夫的欺侮如细流般在这部戏剧中展现，而每一个令人辛酸的情节背后，都是女工真实经历的写照，也镌刻着更深刻的社会性别文化问题。在丁丽看来，戏剧正成为了女工发声的工具，发声可以让戏剧的理念内化演员们能从中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争取自我解放，即使她们不能理解这背后的深意，她们也能从戏剧中找到自我价值。
女工艺术节上演戏剧《她们说》
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反家暴当然不能只靠身处弱势地位的受害者的奋力呼号，宣传不只是针对缺乏渠道自卫的受害者，而是针对一切潜在的施暴者和受害者，还有可能的旁观者。这些组织会宣传夫妻关系处理得好的男性，让其他不会正确处理关系的男性明白“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做”。也有组织通过媒体发布案例并分析背后的法律缺陷，文化现象，或者自己撰写的相关报告，对大众进行反家暴的公众教育。
一位反家暴工作者说：“这次蒋劲夫家暴的事件，还是有很多明星为蒋站台，也有很多网友评论说‘家暴是不对，但也看这女人做了什么让他如此生气’，这些都说明社会对家暴的认识还是不足够的，流于表面的，对其背后深刻的性别歧视文化的反思不够。”
现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近3年，社会对家暴的认识尚停留在相对浅薄的阶段，各地方在落实法条上仍有和稀泥、流于形式、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等细节问题，让受害者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与有效的帮助。她们迫切需要的，不只是社工组织的不懈努力，还是法条的完善落实和旁观者的觉醒，以及整个社会系统达成家暴不是家务事的坚定共识。
中浦悠花选择把家暴这件“家务事”曝光的行为本身，不应遭受人们的恶意指摘。相反，我们需要鼓励中浦悠花的这种行为，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反抗家庭暴力的氛围，为受害女性的发声铺平道路，而不是质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你会挨打？”。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为自己的幸福斗争，而不是在家暴的漩涡中一次次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