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許只有當英雄烈士以「普通人」的形象被重新理解，我們才有可能相信，投身革命、改造社會，並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2018年5月1日是第130個國際勞動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女權革命家向警予就義90周年的紀念日。
向警予（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向警予這個名字，大家都聽過。中學歷史課本里說，她是中共建黨早期一位活躍的女革命家，很年輕就犧牲了。如果課本讀的細一些，你也許還記得她和毛澤東是湖南同鄉，她的丈夫叫蔡和森，也是一位著名的湖南共產黨人。
不過恐怕，我們能知道的也就是這些。
這不稀奇，在一個反崇高的年代，我們對教科書里的「先烈」們，似乎有天生的漠然；而對於女性人物的認識，就更是模糊——她們在官方的敘述里，通常是邊緣人物，何況是向警予這樣，不滿三十三歲，就死去了的。
在「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中，向警予的生平是這樣被陳述的：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1895年9月出生，湖南漵浦人，土家族。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兩年後轉入周南女校並改名向警予，認識了蔡暢，並由以結識了蔡和森與毛澤東。1919年參加新民學會。10月與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與蔡和森一同赴法。1920年二人成婚。
1921年底向警予回國，次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為黨中央婦女部起草了《婦女運動決議案》等文件，發表了大量論述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1924年參與和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菸廠的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1925年10月，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在漢口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主動要求留在武漢堅持地下鬥爭。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賣而被捕。雖遭嚴訊逼供而不屈，於5月1日被害犧牲。」
其實，向警予短暫的一生還有很多可圈可點的事情。她也和今天的許多人一樣，曾經是好學生，愛讀書，留過洋，遇到過驚心動魄的愛情……
也許只有當英雄烈士以「普通人」的形象被重新理解，我們才有可能相信，投身革命、改造社會，並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成聖」之前，他們首先是「人」。
青年時期的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十個兄妹中排行第九，乳名「九九」，尤受父母寵愛。用今天的話說，向是個「富二代」。
她父親小販出身，後來成了富商，出任漵浦縣商會會長。由於思想比較進步，他送幾個兒子去日本留學，並讓女兒進入男女合校的新學讀書 。向警予的大哥是同盟會成員，她受哥哥影響，十二歲就開始閱讀《民報》、《新民叢報》，接觸新思潮，關心國事。
家庭的培養，時局的塑造，乃至強健的體魄（向曾經是全校體操比賽的冠軍），種種因素疊加，讓這個湖南姑娘發展出好強的個性，不凡的見識和參與政治的熱忱。
1910年，大時代拉開序幕，而湖南則是舞台的中心。這一年，15歲的向俊賢考入常德女子師範學院。她與志同道合的同學結為「七姊妹」，其中，有比她年長17歲的蔣勝眉，也就是丁玲之母。
七姊妹的誓詞展露了她們對男女平等、女子自強的追求：「姊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到教育救國之目的。」
兩年後，向俊賢又與蔣勝眉一起考入了剛剛創立的長沙第一女子師範學院，受到教育家楊昌濟（即楊開慧的父親）賞識，認為她「頗有抱負……可謂女教育界中之人才」。
後來，長沙女師的校長朱劍凡，因為思想激進，被當局免職，出走建立了私立長沙周南女校。向俊賢和同學陶斯詠、任培道等也跟著投奔周南，並於此時改名「警予」。
1917年，22歲的向警予抱著「教育救國」的思想回鄉，接替哥哥，出任自己家族剛創立不久的漵浦女校校長，並把學校改為男女合校。
她親自創作校歌，其中有詞道：「願我同學做好準備，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向警予及家人的合影
不過，向警予不甘心僅僅是組織辦學，她說：「吾輩要求真心得，做真事業。」
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在長沙創辦了「新民學會」，志於「改造中國與世界」。1919年秋天，向警予成為了最早的女會員之一，和毛澤東、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討論救國之路。
那時候，大家嚮往去法國留學，因為聽說那裡有共產主義，還有幾萬華工可以組織起來鬥爭。向警予與同為周南校友的蔡暢（後來是第一任全國婦聯主席）組織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儉學會，設法籌錢赴法。
1919年底，向警予與蔡家兄妹終於成行，同船的50多人中，還有她日後的婆婆，蔡暢、蔡和森的母親，54歲的葛健豪。她是湘軍後代，早年與秋瑾有交往，想把子女培養成「鑑湖女俠」一樣的豪傑。
同船一個多月，向蔡二人多次深談，辯論「教育救國」還是「共產主義救國」，聊著聊著，也產生了愛情。
1920年5月，向警予、蔡和森在蒙達爾紀結為革命伴侶。這不是常規的婚禮，而是向封建婚姻宣戰：他們在婚禮上朗誦戀愛時互贈的詩歌，並宣布結為平等、自願的「向蔡同盟」。
向警予、蔡和森合照
也是那年5月，向警予在巴黎撰寫了《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此文於８月15日發表於李大釗主編的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二期。此時，她的女權思想已經帶有了明顯的共產主義色彩，對資產階級婚姻家庭制度完全否定。她認為：「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終不會解放。」
在法國，向警予和蔡和森看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勞動者的戕害，對共產主義更加認同，他們和同學們開始在法國發起抗爭運動，組織各種請願、集會，提出「勤工儉學」制度對留學生的剝削，要求中國政府為留學生免除學費，發放維持費，救助失業學生。向警予、蔡暢等還特別要求里昂大學以優惠條件招收留法女生。
這樣的舉動自然招致北洋政府和法國政府的雙面打壓，他們認為「學生不應干預政治」，決定停發維持費，使得學生生活陷入絕境。
9月21日，北洋政府與法國當局聯合，派軍警拘押蔡和森等104人，於10月4日武裝押送回國。11月上旬，已經懷孕的向警予也啟程回國，結束了她不尋常的留學歷程。
1922年初，向警予正式辦理了入黨手續，成為了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女黨員。這年四月，向警予生下女兒蔡妮，三個月後，她在中共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由於工作繁重，她只好把幾個月大的女兒寄托在長沙，交由五嫂哺養。1923年，她參加中共「三大」，大會通過了她起草的《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決定成立「婦女運動委員會「，並選向警予為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從1922年到1925年的這段時期，向警予的工作主要在上海展開。她一邊參與黨內外女權團體的發起工作，與國民黨內的女權人士一起，組織了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一邊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大量時評，從政治、教育、心理、文化等各個層面討論女權問題。
更重要的是，她相信，「要完成婦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眾，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與魄力的群眾」，因為「這種群眾，方是我們婦女運動真正的基礎」。
《三湘百年女傑》畫像，一排左二為向警予
1923年9月，她在自己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報》上發表《醞釀中之女國會的我見》，以及《九姑娘犯了何罪？》、《一個緊急的提議》和《告絲廠勞苦女同胞》三篇文章，號召上海絲廠女工們團結起來戰鬥，她還親自組織成立了「上海絲廠女工協會」。
10月，上海大學成立以後，向警予經常去上大女生宿舍，動員知識婦女到工農婦女中去工作。也是在那時，她結交了還是社會學系女生的楊之華（楊在向警予犧牲後接替了向在黨內的婦女工作，並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中華總工會的第一任女工部長）。
1924年5月，她生下兒子蔡博，仍然是沒有精力照顧，託付給蔡和森的姐姐蔡慶熙哺養。6月就在上海閘北14家絲廠組織了一次女工大罷工，9月又在上海南洋菸廠組織了7000多工人的罷工。1925年，向警予也是「五卅」運動的有力組織者，曾親自率領女學生到南京路演講，動員商人罷市。
1927年，始終要強的向警予終於可以成為超越婦女部門的地方黨委負責人。她除了負責湖北省委婦女部和湖北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的工作，還任漢口市宣傳部主任，並在7月政變時，臨危擔任武昌市委負責人。
彼時情況極為險峻，但她拒絕撤離武漢，強硬地堅持：「武漢三鎮是我黨重要的據點，許多重要負責同志犧牲了，我一離開，就是說我黨在武漢失敗了，這是對敵人的示弱，我決不能離開！」
1928年3月，因為叛徒出賣，向警予和夏明翰等在武漢先後被捕。4月12日，她從法租界被引渡至國民黨武漢衛戍司令部， 「慷慨激昂，沿路向著群眾高聲演說，大呼一切革命口號，群眾感情如受閃電一般的刺戟。」
5月1日黎明，向警予在漢口余記里前空坪就義。當她被押送著從鼎豐里一帶經過時，沿途觀者人山人海，向「行走時猶呼口號」。
連環畫中的向警予形象
向警予的一生短暫、曲折、轟轟烈烈，真的很難在一篇短文裡面面俱到。本文在盡力準確表述史實的同時，還想提出幾個問題和大家一起思考：
首先，向警予的工作，雖然大部分直接與婦女運動相關，不過根據蔡和森的悼念文章，向警予個人，由於能力出眾，「好勝的『野心』極強」，參加實際工作以後，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種壓迫」，認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是奇恥大辱，很不喜歡被說成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個」，更不甘於僅僅做「婦女的」工作。
這樣的向警予，之所以堅持做婦女工作，是因為她明白，婦女群體在歷史上長期遭受特殊壓迫，需要特別的幫助將來才可能在能力及地位上與男子齊平。今天的很多有女權意識的夥伴，可能也可以在向警予這裡找到共鳴。
向警予的個人能力本可以勝任更「重要」的職位，但她深知，為了讓婦女們更快地進步，她們的工作要有專門的部分來負責，她們的賦權要制度化。做這樣的工作，是向警予的使命。
這樣的妥協，也是為了有朝一日，男、女個體，能真正的在能力和機遇方面，實現完全的平等。
其次，向警予的故事固然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傳奇，但她也是一個大時代涌動出來的，一群人里的一個，當然，是極為傑出而悲愴的一個。
同時期在她身邊的，還有一群勇敢、堅毅、敢為天下先的女性，包括向警予的好朋友陶斯詠、蔣勝眉，她的小姑、也是親密的戰友蔡暢，和她們一同旅法的婆婆葛健豪，她所提攜的楊之華……等等，等等。
她們當年參與革命，是和那些男同志一樣，抱著救亡興邦、解救天下受苦人的氣魄的，她們不應該僅僅被認為是「做婦女工作的」、男性革命家的陪襯或附屬。
遺憾的是，今天的主流敘述，還是會把這些女革命者邊緣化。
例如，2014年南開大學召開過一個「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雖然會議內容也涉及向警予、葛健豪、和蔡暢（李富春是蔡暢的丈夫），但大會標題竟然對這三位女性隻字未提，儼然把兩位男性等同於父權家長。
會議論文徵集所列出的60個題目里，針對蔡和森個人的題目，有18個，而針對向警予的僅有9個，而且圍繞的話題大部分只是關於向的婦女工作；關於李富春個人的征題有14個，蔡暢個人的僅有4個！
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維漢等在法國蒙達尼公園合影
最後，特別要指出的是，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結合，並不符合「模範夫妻」、「革命伴侶」的刻板印象。基於共同的理想結合以後，作為職業革命家的二人之間，也有很多與平凡夫妻類似的矛盾。例如蔡和森生活「不拘小節」，不注意個人衛生，而向警予也沒有精力做家務。而且和那時候的很多革命者一樣，他們要把孩子託付給別人照顧。
1925年，蔡和森因病去北京治療休養，向警予留在上海，與時任中共宣傳部長並「自告奮勇」兼管中央婦委工作的彭述之共事。彭也是湖南老鄉，風度翩翩且對向警予照顧有加，二人之間發生了感情。
幾個月後，蔡和森回滬，向警予向他坦白。雖然組織上極力挽回，並送向蔡二人去蘇聯進修，但他們還是在蘇聯理性地分手了。
這件事由於與強調女性要貞潔、從一而終的主流父權價值不符，在官方對革命烈士的記述里無所尋覓，向蔡後人對此也是諱莫如深。而流亡海外的彭述之，當在晚年訪談錄里回憶自己當年在上海的工作時，談到了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卻對向警予絕口不提，仿佛她僅僅是自己一段「不光彩」情史的主角，而失去了作為一個革命事業同事的社會屬性。
事實上，在20世紀初的那場大變局裡，在提倡戀愛自由、反對父權婚姻制度的早期共產黨人眼中，這件事也許並不難理解，也無須成為禁忌。
當向警予一生的經歷被出於各種動機的敘事重新裁剪之後，我們就很難看到她作為一個革命者和普通人的一體兩面——
是的，普通人可以因為際遇和時局，而漸漸錘鍊成革命者，甚至在必要時刻，作出看似無法理解的犧牲；而革命者，也同時是普通人，是母親、妻子、女兒、情人，她們有慾望、有脆弱，甚至也有自我的執念。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完全「還原」一個普通又不凡的向警予。那樣的她，也許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