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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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文化與歷史

（写在前面：台湾的原住民不是汉人，而是南岛民族，今天自称台湾人的汉人，根本就是入侵者的后代，他们无耻的侵吞原住民的土地，指责原住民“落后野蛮”，又无耻的拿原住民装点门面。）

文／王嵩山

概說

正如同地理環境的變化多端，在人文上，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島嶼。除了三百餘年前移民自中國大陸閩、粵為主的漢民族，臺灣更有為數約四十五萬人口的原住民族，分佈在三十個山地鄉和二十六個平地鄉鎮；此外，也包括與漢文化互相影響的平埔諸族。

臺灣原住民早期居住在中國之「邊疆」，被視為文化水準低落、信仰與行為不合理性原則的「非漢民族」。從有歷史記載以來，臺灣原住民族在文獻和地方志上通常被稱為「東鯷」或「東番」。有清一代，則根據土著「漢化的程度」，稱呼他們為「東番」、「野番」、「生番」、「化番」、「熟番」。日據時期，臺灣土著被稱為「番族」或「高砂族」。光復後，行政上土著族被統稱為山胞，並區分為「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至於學術上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稱呼，則有「土著族」、「高山族」、「南島語族」等用法。在主觀的認知上，這些族群較願意分別的被稱為達悟、泰雅、布農、賽夏、鄒、阿美、卑南、排灣、魯凱。

事實上，這些名稱的意思多半指的是「人」。近十餘年來，原住民運動團體辛苦爭取到的「臺灣原住民」之統稱，成為確定「人族」之主體性的象徵。

雖然臺灣原住民族在社會文化上都屬於馬來 / 玻里尼西亞系統，但是彼此之間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比方說：在政治體系上，從平權的達悟、布農社會到有貴族與平民之分的魯凱、排灣階層社會；在宗教上，從不具特定型態的精靈信仰到多神信仰；親屬組織則不但存在著偏重父系或母系的單系親屬群，也可以看到雙系親屬群的型態。臺灣十幾個「人族」，呈現多面貌、多樣化的社會文化現象。

不僅如此，雖然現在我們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歷史的認識越來越多，不過大致是編年紀事式的條列歷史，較難顯示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認識。本文提出一個例子，目的在說明從史前到近代原住民歷史其實是由其個別的社會文化的性質界定的，不論是著名的阿里山鄒族的吳鳳事件，或是南投泰雅族的霧社事件，都與既有的社會文化產生緊密的互動。

變動的世界：起源、記憶與歷史

原住民族的社會一直在轉變中。不但有內在的調整之動力，也與外在的影響因素互相關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民族國家興起，一九六○年代的個人主義，以迄一九八○年代重視差異、重視少數或弱勢的聲音（如原住民和非歷史主流的地方史）、強調多樣性（以及進一步的衍生出物種保護主義與生態主義）等歷史趨勢，繁衍出當前世界最複雜的事務：宗教狂熱與族群意識勃興的現象，這二種現象都屬於文化形式的範疇。臺灣當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發展，也在這個歷史脈絡裡面。

造成原住民社會轉變的力量，來自工技或生態的物質面相、社會組織或制度、思想或信仰等三方面的外在介入或內在變動。

臺彎原住民族群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便已被納入國家社會的政經與文化脈絡、甚至世界體系之中。原非封閉式的、非無時間性的思維、與非整合的社會關係，更積極的與外來的社會文化體系對話。換言之，世界隨時在改變著，而原住民文化本身亦具有變動不居的性質。

一般認為華南或大陸東南亞是使用南島語系民族發源之地。考古學家以為臺灣的史前文化，與中國東南沿海古百越之地有密切的關係。臺灣位於目前南島民族分佈的西北方。位於文化交往要道的臺灣，來自於中國大陸華南、東南亞、與大洋洲南太平洋的文化在此聚合。

臺灣位於東亞大陸塊的邊緣部位、大陸與海洋地殼交接的地塊之上。距今約一萬年到三百萬年前，幾次冰河期曾引起世界性的海面下降；臺灣海峽某些大陸棚地段因此露出，使臺灣與中國大陸華南的陸地連成一體。正由於更新世期的臺灣與華南數次以陸地互相連結，使華南的哺乳類動物與舊石器時代的人類與文化，有可能過渡到臺灣來。近年來，在臺灣海峽所發現的遺物正支持上述的推論。

臺灣的史前文化遠較其歷史時期文化久遠且複雜。史前的遺跡與遺物，分佈遍及全島及周圍諸島。目前所發掘出來的器物，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以及人骨遺留等，存在的年代遠自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金石並用時代，分屬於不同時代的文化層。考古學家認為，從各個遺址的研究中顯示出不同的史前文化層，不但有臺灣獨有的器物，也有接近東南亞文化系統的器物。換言之，臺灣史前文化並非僅有單一來源。

民國五十八年元月間發掘的臺東縣八仙洞長濱文化，年代約距今 12000～15000年前左右，屬舊石器時代文化。發現於臺南縣左鎮菜寮溪中的左鎮人，也有兩萬年左右的斷代。新石器時代的臺灣，各具代表性的文化，此起彼落。比方說，在臺灣北部有大坌坑文化（約距今6500年～5000年）、圓山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和十三行文化（凱達格蘭文化，約距今900～1500年）。在東部則有麒麟文化（或稱巨石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卑南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

目前我們雖然無法明確的認定這些遺物與臺灣現存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原住民中，北部和中部各族與大陸東南海岸的文化有關，南部與東海岸各族與南洋群島文化有關，則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史前文化並非全部是原住民祖先的遺物，例如，大部分在西海岸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後期文化與臺灣原住民文化，尚無重要關連；而東部巨石文化與現今的阿美文化間，也沒有承繼關係。

遠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與現存原住民族群有直接的血緣關係的民族，先後、陸續的由華南或東南亞移居到臺灣島，之後又遷徙擴散到大洋洲群島。在族群的學術分類上，這些現存約四十萬人口，包括達悟（雅美）、泰雅、布農、賽夏、鄒、阿美、卑南、排灣、魯凱、邵等族群。而被認為與漢文化互相涵化的平埔諸族，也應該是原住民族群的一員。由於這些早期臺灣的住民都使用南島語言，在人類學的學術用語上便統稱為「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活躍在亞洲大陸南方島嶼群上、屬於同一個語系的諸族群。

南島語族擁有強旺的活動能力。在地理的分佈上，東起南美洲西岸的復活島、西抵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南到紐西蘭為止的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廣大海域，都是使用南島語的民族居住與活動的地方。臺灣則位於目前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方。

無論如何，與漢人大不相同的起源、記憶與歷史，配合傳統神話、信仰、儀式與物質文化，已成原住民族的精英份子建構當前社會生活的依據之一。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文化大綱

根據語言的分類，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三群：泰雅群（ Atayalic）、鄒群（ Tsouic）和排灣群（Paiwanic ）。三群之內因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地域化而產生差異。泰雅群又分：泰雅、賽德克二方言系統；鄒群分阿里山鄒、卡那布、沙阿魯阿三方言系統；排灣群則分為魯凱、排灣、卑南、布農、阿美、達悟（雅美）等方言系統。

語言現象使目前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更形複雜；比方說，有許多使用賽德克語的太魯閣人，便認為自己是「太魯閣族」，而不是「泰雅族」。不論如何，各族彼此之間的語言與馬來語有其密切關係。十二個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平權的社會（雅美、泰雅、布農、太魯閣）與階層化的社會（鄒、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邵族、噶瑪蘭）。

雅美（達悟）族分佈在太平洋的蘭嶼島上，其居處方式是定居的，家屋毗鄰而建，構成集中型的村落，村落中的政治範圍是以父系世系群為基礎，而表現在水渠灌溉系統和漁團組織上。傳統的雅美（達悟）人，主要生產方式有二︰一種是以水田定耕與山田耨耕的農業，另一種是海上捕魚。山羊放牧與豬雞等家禽、家畜的飼養及野生植物的採集，是普遍的次要生產方式。在工藝技術方面，雅美（達悟）人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藝社會，一切基本器用、衣服及著名的漁船，都是靠自己的技術和原料製造。由於雅美（達悟）是典型的島民，其宗教信仰不但與社會整合有密切關係，也與捕魚生業密切關連。政治權力普化在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上而未集中化。

泰雅族和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原有傳統的農耕方法為山田燒墾，所種植之作物以穀類（如粟、陸稻）較塊根類（如甘薯及芋頭）為多。次於農業的生產方式為狩獵，方法有陷機獵、個人獵以及團體圍獵。團體圍獵行於夏秋乾季，常有宗教意義。泰雅族男人為著名的獵者，女人則善於織衣。其親屬組織主要是以個人為中心的雙系團體，單系親族的組織原則較為鬆懈，泰雅人轉而借重另一個共同祭祀的嘎嘎（ gaga ）團體為基礎。基於祖靈信仰的嘎嘎（gaga ）是整合社會的重要因素，而且這種信仰更因其在經濟或農業技術上得到的支持而更形加強，成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支配性價值。泰雅族的各類領導權，因後天成就而獲得，權威亦未集中化。

傳統的布農族，經濟完全依賴山田燒墾的生產方式和打獵而來，勞力並不被某一特定的社會群體所控制，家庭勞力由家內人口、家外人口與姻親組成，而在開墾的階段，則以地緣為基礎組成換工團體以獲得勞力。土地只是勞力的運作工具，為家庭及其後代所有；家庭的山田燒墾，是一個自足的經濟體系。生產因素及財富並未形成累積的現象，直接提供布農族人權力普化的基礎，此又因布農人強調個人的能力以其在團體活動中的表現來認定、社會組織呈現多樣性、組織團體小而趨於分裂等三個結構原則之運作而更加強，造成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的取得有平等的權利，而且領袖也較不能獨有某些利益。這些情形也見之於宗教上未有神的系統，而以精靈信仰為主的現象。

賽夏族之住居，家屋二、三家成一小聚落，為散居之村落。父系氏族為部落組織之基本單位，然而氏族並非集中居住，每一氏族所包含之家族單位，零散分佈於各部落屬下之各村落。賽夏族人行從夫居制，在繼承方面多半是長子、次子逐次外分，而由幼子繼承家屋。家屋中的內部設備，最主要且具有神聖意義者乃是祖靈袋，祖靈袋只限於氏族宗家才有，由宗家的家長當司祭。各部落或部落同盟間，若干重要祭儀的司祭權，經由世襲而分屬於各主要氏族。矮靈祭是全族性的祭儀活動，通常在粟收穫後，稻已成熟而未收穫前之間舉行，並每隔一年舉行一次。賽夏族的權威逐漸由個人轉向特定的世系群，並在宗教信仰基礎上結合地緣關係來運作，出現初步的世襲現象。

鄒族為一父系社會，行山田燒墾，以小米和甘藷等為主食，而以獸肉、魚類為輔。土地為部落或氏族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除了簡單工具之外，生產均依賴人力。生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自用，除了自己生產所得與共享性的分配所得之外，餽贈及物物交易是得到非自產必須品的另一種方式。鄒族之基本社會單位與經濟單位為聯合家族，部落組織分大社和小社，整個社會由頭目、軍事領袖和巫師所控制。傳統的鄒族社會在結構上呈現出一個主要中心周圍環繞數個小旁支，中心與旁支彼此有明顯的高低階序關係的特徵。這種結構原則，不但在傳統的山田燒墾和漁獵的經濟過程中得到支持，同時更透過父系氏族的親屬聯結、男子會所與年齡組織的運作，以及對部落首長所代表的整體部落價值的輸誠效忠，而得到其整合和延續。

居住在臺灣東海岸的阿美族雖是母系社會，但是其政治體系的主要基礎乃在於男子的年齡組織上，而非在母系氏族或世系群。阿美族的聚落形態以定居、集中、幅員廣大為其最明顯的特徵；其主要成因乃在於行刀耕火種與水田稻作的生產方式，以及防備平原北部的泰雅族與南部的布農族之威脅這二個因素所影響而形成的。阿美族行從母居，財產和家系的傳承都是母女相承為主，親屬體系中單系組織有嚴整的階層關係，這種階層關係也呈現在宗教信仰方面龐大的神祇系統，甚至其巫師也自成一個階梯次序。領袖制度和年齡級制是阿美族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在這兩個基本要素之中，也呈現出社會結構之階序原則、組織之專門化與特化的現象。

從日據時期到現代，卑南族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以飼養為輔，狩獵則僅因個人的興趣及為傳統儀式所需而從事。農業型態同時並存著水田和旱田兩種耕作系統，水田作物約在距今九十年以前傳入，旱田的耕種則自古即有，作物以小米、陸稻、高粱、芝麻、樹豆、甘藷、玉米為主。這種定耕、定居、飼養的經濟型態，配合強有力的部落組織與會所制度、年齡階級制，使得卑南族曾有一度顯示其在東海岸強大的擴張力。共同的姓氏和祖家祭祀象徵世系群關係範疇，家庭中的家長雖由女嗣繼承，但宗族的首長和司祭則由男嗣繼承，男子即使出贅並不影響其成為母族的氏族首長和司祭的機會。部落內公共事務透過會所制度和年齡組織所整合推動。

魯凱族從事山田燒墾，並以狩獵、採集、捕魚為副業，每一社區之土地屬於幾家地主貴族所有，直接從事生產工作者為無土地權的平民，其生產所得必須向貴族家繳付租稅。魯凱人以家宅、家氏為親族關係發展之基本要素，並施行偏重父系的雙系繼嗣法則，每一家宅原則上由長子承居，無男嗣時由長女承家居住、餘嗣分出。直系承家繼續其家氏，旁系分出之後，自立為分家之家氏單位，而與其家維持系統的階序關係。部落中之祭儀、行政等事務均由頭人階級所掌握指揮，他們的服飾及家屋雕刻也大別於一般平民，而成為貴族地位的象徵物。階級性的社會和財富的累積以及分工的專門化，使得魯凱族的工藝，尤其是木、石雕刻，發展出特殊的成就。

生計方式在排灣族是以山田燒墾為主，兼事狩獵、山溪捕魚和畜養。生產的目的是自用，一部份則作為繳付給貴族的租稅。狩獵與捕魚都需向貴族繳租稅，貴族則可給予平民若干報酬，使平民去做公共或貴族私人之事。排灣族的繼嗣法則為長嗣繼承、餘嗣分出。家是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家庭成員、家名、家屋所在地、家系地位、特權等整個結合成為一個叢結。宗支系統乃由家宅系統發展而成，並且有直系中心，愈接近直系的，其家系地位愈高，因此形成階級化的貴族宗支組織。如同魯凱族，排灣族的工藝也在財富及貴族制度和神話傳說的基礎上，展現極其豐饒的創造力。

十七世紀的臺灣南島語族版圖

十七世紀以前，南島語族構築臺灣的族群版圖。雖然，臺灣史前文化與目前原住民之關係的圖像，尚未完整且細膩的勾勒出來。但我們已經明確的知道，史前文化的主人和南島語族，在不同的時間、分批進入臺灣。認為現存原住民族分批進入臺灣的論者，相信這次的遷移最早可能在西元前三千年至四千年左右，也就是距今約五千年至六千年。

分佈在臺灣北部的泰雅族與賽夏族沒有發展出陶器工藝，以善於黥面、巧工織布著稱，這兩個族群到達臺灣的時間最早，約在五千年至六千年前。中部的邵族、布農族、鄒族約於三千餘年前到臺灣。在南部與東南部發展出階級社會、藝術成就極為發達的排灣族、魯凱族和卑南族，約在一千餘年前到達臺灣。東臺灣的阿美族文化與菲律賓金屬器文化相似，約在公元後到臺。達悟族，則一直要到宋時期，才由菲律賓遷徙至孤懸於太平洋中的蘭嶼島上定居。

三百多年前，閩、粵的漢族大量移民臺灣。其時，臺灣西岸的平原，尚有大量平埔族定居，逐漸地受到強勢漢文化的影響。到十九世紀末，可辨認的平埔族，尚有：分佈於基隆淡水海岸地區及一部份居於宜蘭縣境的凱達格蘭族，居住於臺北盆地及其周圍的雷朗族，宜蘭縣的噶瑪蘭族，分佈於新竹、苗栗二縣的海岸平地的道卡斯族，臺中縣境有巴則海族和拍瀑拉族，巴布薩族分佈於彰化縣境，和安雅族居於嘉義與南投二縣，西拉雅的三個亞族分佈於臺南、高雄和屏東三縣，馬卡道分佈於高雄一帶。以日月潭為生活中心的邵族，有時也被歸入平埔族群。

臺灣的南島語族不只以其特殊的社會文化體系，適應於臺灣的生態環境，也遭遇外來的政治、經濟、宗教力量的影響，在傳統的持續與激烈的變遷之夾縫中求生存。一般而言，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體系經歷了四個演變階段，由於社會文化體系與外來影響互動，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有不同層次的整合。

這四個階段，一是傳統部落生活。二為荷、清時代，建立外來影響的基礎，開始被捲入現代世界體系。接著歷經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政府的間接統治，更進一步的與世界的政治經濟及宗教的體系互動。最後進入國民政府的治理時期，西方的科層制及外在政治、經濟、宗教等體系，加深擴大其影響力，再加上臺灣當前政治與意識型態之左右，不同文化建構出多樣化的歷史。

這四個階段之社會文化變遷所產生的適應問題各不相同、性質迥異。在傳統部落由既定的血緣、地緣及各類身份地位形成法則所交織而成的社會生活中，變遷是較緩慢的，而社會文化體系也自然形成自成一格的適應機制，以避免在過激的變動之中，導致社會文化體系的崩潰瓦解。反之，在遭受到大社會的強大外來文化之衝擊時，往往抵擋不了種種壓迫與剝削，從而在內在產生無法適應的狀況。而且這些適應，又因社會文化的不同，而在政治、宗教、親屬、經濟等方面的表現都有所差異。例如，階層化的社會傾向於信仰天主教、政治選舉較易連選連任，平權化的社會則傾向於信仰基督教長老會、政治選舉不易連選連任。

文化與歷史：一個人、兩種文化、三段歷史

遙遠的一七六九年，吳鳳成為過去。一個人捲入兩種文化造成三段歷史。

出生在大陸的吳鳳，五歲隨父母來臺。鳳父常與阿里山鄒人進行貿易，又兼開墾事業，吳鳳因此常隨父出入阿里山鄒人之地，了解鄒人的語言與習俗。自康熙六十一年（ 1722）起，吳鳳任通事，管轄阿里山鄒人的番課、漢番之間貿易以及漢人移墾事宜。吳鳳擔任通事長達四十八年之後死於沙米其的鄒人之手。

鄒人為何殺吳鳳呢？起因與通事執行職務有關。通事是安撫生番之人選，負責管理山產交易、輸餉事宜。清代的通事也有由土著擔任者，因此其本身也可能擁有租戶的身分，可將田地給人開墾、收取田租。正因為通事統籌土著日常生活事務，所以不良的通事就會剝削土著。康熙收臺灣不久，高拱乾來臺視事，要求官兵、通事等人「不准勒索土番、苦役生番」，但前述情形持續發生；漸漸地，通事更成為土著事務的操縱者。

由於土著不懂漢文，故常有通事「假課餉之名、行侵占番地之實」。康熙五十八年（ 1719）一張以阿里山生番為名訂定的契約中，便顯示當時阿里山的頭目之一Avai ，因為社餉非常繁重，不得已將土地交付給吳鳳去「招佃」，約定每年須納榖三十石，以補貼阿里山社該交之「社餉」。1768年起，又要對番社另徵小米，每石折銀六錢。當時土著將鹿皮及小米交由社商包辦，社商也趁此機會剝削番社。通事、社商、夥長、官兵聯合剝削。他們使役男人、婦女與小孩；賣生番、娶納番婦更比比皆是。

正因為難以容忍的剝削，導致「生番殺通事」情事。康熙六十年（ 1721）朱一貴之亂，阿里山及水沙連各社趁隙殺通事。諸羅縣邑令孫魯多方招徠，一方面示以兵威火炮，另一方面賞予煙、布、銀牌等物。歷經年餘，阿里山各社的頭目Mo’o 與水沙連社南港的頭目阿籠「就撫」。這一年，吳鳳就任通事。

鄒的集體記憶是如此書寫的：由於作為通事者的吳鳳，對鄒人不當的交易與剝削而造成報復性的殺戮。吳鳳死後，嘉南平原及山區惡疾流行不斷，鄒人大量死亡、產生極大的恐懼。素有巫術信仰的鄒人，認為巫師無法治療的兇猛疾疫，無疑是吳鳳之靈所帶來的。鄒人不敢到漢人領域（也就是漢人史書中的「中路以西」）獵頭。雖然如此，自沈葆楨「開山撫番」至日據初期一九一○年左右，阿里山鄒人因爭取、保護其自然資源而出草獵頭的事件從未間斷。

至於平民漢人的地方歷史，通事的惡行惡狀自然不見書寫。吳鳳之死不但庇蔭了「中路以西」的居民免受鄒人威脅，也扮演弭除天花等惡疫角色；相信受其「保護」的漢人，根據其民間信仰，將吳鳳神格化為「吳鳳公」和「阿里山忠王」，成為臺灣厲神「王爺信仰」的新成員，被供奉在廟宇與家中，相信他會「保境安（閩南）民」。吳鳳信仰建構出和鄒的族群界線。

日據時代的殖民政府，政治的需求滲入歷史書寫，吳鳳被塑造為「成仁取義」的形象。一九○四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撰碑紀錄吳鳳行誼，而曾經大力鎮壓原住民的總督佐久間，也親頒「殺身成仁」匾額，既創造一段神話、也建構泛原住民族的野蠻污名。二次戰後，吳鳳更成為當時臺灣省政府極力讚揚的「公務員表率」，研議以他的誕辰為「公務員日」，蔣中正親頒「舍生取義」匾額。官方的吳鳳事蹟，也被編入小學課文之中。

一九八○年代的臺灣，挑戰「吳鳳神話」運動成為原住民族解構殖民統治與消除野蠻污名的里程碑。嘉義市火車站前與森林遊樂區的吳鳳銅像被推倒，吳鳳的故事從國小課本裡取消，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但是，過去既然是一種社會文化建構，與信仰和政治相連結的歷史，是不是從此就單純化了呢？

目前，除了名聞遐邇的三級古蹟吳鳳廟積極整修之外，阿里山公路由石桌轉進樂野部落之前，山頭矗立一座供奉著吳鳳的「忠王廟」；每年，吳鳳誕辰，漢鄒邊界處處上演「忠王」的祝壽、進香、民藝展演事宜。電視臺全程轉播「忠王廟」的「安座儀式」，依然以漢人的觀點強調他的「仁德風範」。而二○○二年的五月初，鄒人赫然發現吳鳳居然與前市長許世賢等三十六人，列名嘉義市的史蹟資料館「先賢錄」。吳鳳廟帶有濃厚的的鎮「番」意味，漢人的信仰雖然不能遽爾消除，那就想想吳鳳的其他文化價值，同時也應避免官方主導復辟具爭議性的歷史。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612/961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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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Way Is a Death Trap（“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死亡陷阱）

（写在前面：所谓的中间派，本质上是右派中的骑墙派，幻想不得罪任何人，然后四处妥协，最终他们除了促成极右纳粹崛起之外什么也做不到。温和派是极端派的护盾，同样，中间派也是极右纳粹们的护盾。）

Centrists look at a burning planet, a racist in the White House — and plead for moderation.

中间派看着一颗正在燃烧的地球，一个在白宫的种族主义者——然后央求温和。

Is centrism dead? Or is it sexy?

中间主义死了吗？或者它很性感？

Alexandra Ocasio-Cortéz’s congressional primary victory in New York and the rise of other democratic socialist candidates has scrambl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Demands that just a couple years ago seemed unthinkable in mainstream US politics — Medicare for All, a universal jobs guarantee, free college — are now the centerpiece of viable political campaigns.

Alexandra Ocasio-Cortéz在纽约的国会的初步胜利以及其他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崛起扰乱了政治格局。几年前这些需求在美国主流政治中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全民免费医疗，普遍就业保障，免费大学—现在是可见的政治运动的核心。

But the centrists aren’t giving up.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Frank Bruni rushed to moderation’s defense a few weeks back, pronouncing it “sexier than you think.” Former Connecticut senator Joe Lieberman followed up a column in March touting the win of a centrist Democrat in Illinois with a column last month pillorying Ocasio-Cortéz

但中间派并没有放弃。 几周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Frank Bruni匆忙进行对温和派的辩护，宣称它“比你想象的更性感。”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Joe Lieberman在3月份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宣传伊利诺斯州一名中间派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嘲笑Ocasio-Cortéz。

The centrist think tank Third Way is still all in with a “Social Contract for the Digital Age,” released earlier this year. Its headlining measures: an “Innovation Trust Fund,” a “Boomer Corps,” and something called a “College Value Guarantee.”

中间派智库“第三条道路”仍然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数字时代的社会契约”。 它在标题上有以下衡量：“创新信托基金”，“婴儿潮一代”，以及一种称为“大学价值保证”的东西。

Its supporters concede that these are dull ideas — but for American centrism, so proud of its pragmatism, dullness has become a mark of virtue. Moderation is as much emotional as it is political; never shouting is a test of statesmanship.

它的支持者承认这些是乏味的想法——但对于美国的中间主义而言，为其实用主义感到自豪，乏味已经成为美德的标志。 温和既是情感的又是政治的; 永不喊叫是对政治家风度的考验。

But with Donald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planet burning, just how pragmatic is centrism?

但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和地球的燃烧，中间主义有多么务实？

A Short History of Centrism

 中间主义简史

Like “left” and “right,” the “center” as a political position dat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1789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the nobility and high clergy sat to the right of the chair, while the third estate and lower-status clergy sat on the left. The benches in the middle became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moderation.

就像“左派”和“右派”一样，作为政治立场的“中间派”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中，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坐在椅子的右边，而第三等级和地位较低的神职人员坐在左边。中间的长椅与政治温和派相关联。

Over the next century-plus, some European parties embraced the “center” designation (for example, Germany’s old Catholic Centrist or Centre Party, which the Nazis broke up in the 1930s). But Third Way will likely be distressed to learn that the first recorded appearance of the word “centrist,”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s an 1872 insult from London’s Daily News correspondent in France, who assailed “that weak-kneed congregation who sit in the middle of the House, and call themselves ‘Centrists.’”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些欧洲政党接受了“中间派”称号（例如，德国的古老的天主教中间派或中间党，与纳粹在1930s分开了）。但是，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第三条道路可能会感到痛苦，因为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的第一个“中间派”一词，是1872年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在法国的一次侮辱，他谴责“坐在那里的弱小会众” 在众议院中间，然后称自己为’中间派人士’。“

“Centrism,” Leon Trotsky wrote in 1934, in a different political moment, “dislikes being called centrism.” And indeed for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er was not sexy. It was more like the porno room in the back of an old video store — a popular place to be, but an embarrassing place to be found.

“中间主义”，里昂托洛茨基在1934年写道，在一个不同的政治时刻，“不喜欢被称为中间主义。”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间派并不性感。它更像是一家旧录像带商店后面的色情室—一个受欢迎的，但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Nonetheless, it had its more forthright defenders.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liberal historian Arthur Schlesinger celebrated political moderation as a vigorous “Third Force” in his 1949 book The Vital Center. Rather than left or right, he wrote, the real conflict was “freedom vs. totalitarianism.” The United States’ goal should be “to make sure that the Center does hold.”

尽管如此，它有更坚决的防守者。 在冷战初期，自由派历史学家Arthur Schlesinger在他1949年的著作“活力中心”中将政治温和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三种力量”来庆祝。 他写道，真正的冲突不是左派或右派，而是“自由对抗极权主义”。美国的目标应该是“确保中间被坚守住”。

For a time, it did. Consensus and centrism dominated the 1950s. But the sixties convulsed the country’s politics,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72 presidential election — which saw the resounding defeat of George McGovern — Democratic elites moved to retake control of the party.

有一段时间，它做到了。共识和中间主义在1950s占主导地位。 但六十年代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并在1972年总统大选之后—George McGovern的惨败—民主党精英们转向重新夺回党的控制权。

That election remains a kind of Year Zero event for centrists today. After Richard Nixon’s big win, a coalition of moderate labor unions, Democratic-aligned intellectuals, and liberals hostile to the New Left formed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Coalition for a Democratic Majority (CDM). The CDM disavowed “the Georges” — the liberal-left McGovern, on the one hand, the segregationist Dixiecrat George Wallace on the other.

那次选举对今天的中间派来说仍然是一种零年活动。 在理查德尼克松取得重大胜利后，温和的工会，民主党联盟的知识分子以及敌视新左派的自由派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党多数联盟（CDM）的组织。 CDM否认了“乔治们”—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左派McGovern，一方面是隔离主义者Dixiecrat George Wallace。

The CDM wa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itutional homes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neoconservatism. Defined by a deep hostility to communism — and allied with those in the mainstream labor movement that shared this view — the CDM opposed itself, in an early manifesto, to those in the New Left that “sneered at the greatness of America.” By the late 1980s, chastened by Reaganism — and goaded by the newly created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DLC) — Democrats had fully embraced “centrism” as a way of moving the party away from organized labor and social movements.

CDM也是最早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家的机构。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敌意—并与那些赞同这种观点的主流工人运动结盟—CDM在早期宣言中反对了它自己，对那些“嘲笑美国的伟大”的新左派开火。1980s后期，受到里根主义的束缚 —并受到新成立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LC）的支持—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了“中间主义”作为将党从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运动中移除的一种方式。

The DLC could claim victory with the election of Bill Clinton in 1992. By then, centrism was in control, and 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was over. The center, it seemed, had held, and we had all dodged whatever grisly fate was foretold in that one Yeats stanza about passionate intensity that every centrist pundit seems to have memorized.

DLC可以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赢得选举时宣布获得胜利。在那时，中间主义控制了政府，“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 看起来，中间被保住了，而且我们已经躲过了任何在那个Yeats诗节中热情的讲述了每个中间派专家似乎都记住了的可怕的命运。

What Is Centrism?

中间主义是什么？

The perhaps obvious point of this history, which is nonetheless lost on confessed American centrists, is that “the center” is defined only by what it’s in the center of.

对这个历史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在承认自己的美国中间派中失去的，是“中间”，而这个中间只是由在中间的东西来定义。

Bill Clinton cut his political teeth in the McGovern campaign, but by the time he became president in 1992, Democratic centrists defined themselves in terms of Reagan rather than the antiwar left. The centrists of Arthur Schlesinger’s day defended state programs that the centrists of the 1990s would gut. And if the center is, as we are often told, where “most voters are,” then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who both earned many votes in a close election, are in the center too. Centrism is thus a political ideology built on a tautology — the center is wherever the center is.

比尔克林顿在McGovern竞选活动中削减了他的政治支持，但在1992年他成为总统时，民主党中间派用里根而不是反战左派来定义自己。Arthur Schlesinger时代的中间派被拿来为1990s的中间派所扼杀的国家计划辩护。如果我们经常被告知这个中间是“大多数选民在的地方”，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他们都在选举中赢得了很多选票，他们也在中间。 因此，中间主义是建立在同义反复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间就是中间所在的地方。

This basic problem makes it hard for centrists to define themselves in anything but negative terms. Many centrists deal with this conundrum by framing bipartisanship as “new” and “digital,” rather than “right” or “left.” “We’re not trying to move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the center,” explained the editors of the DLC’s house organ, the New Democrat, in 1991. “We want to move it forward.” “Our ideas must be bold, but they must also fit the age we are in,” said Third Way president Jon Cowan last month at his group’s Opportunity 2020 conference. “Big isn’t enough. If it’s bold and old — it’s simply old.” It was a declaration of fresh thinking tailor-made for 1991.

这个基本问题使中间派们很难用除了负面词汇之外的词汇来定义自己。许多中间派通过将他们的观点定义为“新的”和“数字化的”而不是“右派的”或“左派的”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是试图将民主党推向中间，”DLC的宣传机构的编辑，新民主党，在1991年解释道。“我们希望推进它。”“我们的想法必须大胆，但它们也必须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第三条道路的主席Jon Cowan上个月在他的团队“2020年的机会”会议中说。“大是不够的。 如果它是大胆的和陈旧的 —它只是陈旧的。“这是为1991年量身定制的新思维宣言。

Others address the problem by turning to a language of feelings and values. Jim Himes, a Democratic congressman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ist New Democrat Coalition, warned members of his party at Opportunity 2020 against surrendering to “emotion and anger.” Moderation thus becomes as much an emotional state as a legislative position. Where their opponents are “wild-eyed” and motivated by “ideologies,” centrists use “common sense”; where their enemies offer pie-in-the-sky fixes, centrists favor “pragmatic solutions.”

其他人通过转向关于感情和价值的语言来解决问题。 民主党国会议员兼中间派新民主党联盟主席Jim Himes警告他的党派成员在2020年的机会中不要屈服于“情绪和愤怒”。因此，温和成为一种立法立场的情绪状态。在他们的反对者“狂野”并受“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中间派使用“常识”; 在他们的敌人提供天空修补方案的地方，中间派喜欢“务实的解决方案”。

“Reason and logic and common sense” are at the heart of centrism, says Nick Troian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rist PAC Unite America. One scholar, Bo Winegard, writes in a “centrist manifesto” that “one should not seek a ‘conservative’ answer to poverty or a ‘liberal’ answer to immigration. One should seek the best answer” (as if deciding what’s “best” is somehow not a political question).

中间派的PAC联合美国的执行董事Nick Troiano说，“理性，逻辑和常识”是中间主义的核心。 一位学者Bo Winegard在一份“中间派宣言”中写道：“人们不应该寻求’保守’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也不应该寻求”自由主义“对移民问题的答案。人们应该寻求最好的答案“（好像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似的）。

Centrists love compromise as much as they appear to loathe passion. Charles Wheelan, author of his own “Centrist Manifesto” — why are centrists so unironically committed to that most immoderate genre of political writing, the manifesto? — asks a question as a sort of test: “are you empathetic to other people’s views, are you willing to compromise?”

中间主义者喜欢妥协，因为他们似乎厌恶激情。 Charles Wheelan是他自己的“中间派宣言”的作者—为什么中间派如此讽刺的致力于那种最不温和的政治写作类型，宣言呢？—问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测试：“你是否同情其他人的观点，你愿意妥协吗？”

Compromise here means a lot: it’s a tactic, a strategy, and a baseline emotional state. But again, the whole business is tautological: compromise is one of the values centrists seek, and it’s also the way they seek it. Are you a pragmatist who almost never raises your voice, except in defense of “norms”? Will you compromise on most things except compromise? Then Unite America’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s” might be the five-point program you’ve been patiently, quietly waiting for.

妥协在这里意味着很多：它是一种策略，战略和基线情绪状态。 但同样，整件事都是同义反复的：妥协是中间派寻求的价值观之一，也是他们寻求这一价值观的方式。 除了捍卫“规范”之外，你是一个几乎从不提高你声音的实用主义者吗？ 除了妥协之外，你会妥协大多数事情吗？ 然后，联合美国的“独立宣言”可能是你耐心等待的五点计划。

A Dying Ideology

一种正在死去的意识形态

Third Way defines “the age we’re i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our age is a “digital” one, full of promise and innovation.

第三条道路在技术方面定义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字的”时代，充满希望和创新。

Yet if you define “the age we’re in” in terms of generational indebtedness, joblessness, police violence, and wage theft, “centrism” has very little to say. And in the face of something like climate change — an existential threat that demands radical action and a constancy of vision — to opt for a political orientation built around moder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short-term electoral workability is to opt for disaster.

然而，如果你根据代际债务，失业，警察暴力和工资盗窃来定义“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么“中间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面对气候变化 —一种需要激进行动和坚持不懈的持续存在的威胁—选择以温和和对短期选举可行性的感觉为基础的政治取向是选择灾难。

Or take Trump. In response to Trump’s bombast and rhetorical weirdness, centrists are offering a return to “normalcy” and national prestige. But “norms” are as vague a descriptor as “the center,” and just as volatile. To do anything worthwhile in politics necessarily means changing the norms and moving the center. The centrist’s grasping defense of emotional moderation and “norms” offers a kind of politics in which the only things left to argue about are the tone and volume with which we argue.

或者拿特朗普来说。为了回应特朗普的轰动和怪异的修辞，中间派提供了回归“规范状态”和国家威望。但“规范”与“中间”一样含糊不清，并且同样具有波动性。在政治上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必然意味着改变规范和移动中间。 中间派对情绪温和和“规范”的捍卫提供了一种政治，其中唯一需要争论的事情就是我们争论时的音调和音量。

American centrism is a strange political ideology that does not ask, much less answer, the old and urgent political question, What is to be done? Instead, it announces in a carefully modulated tone of voice: whatever should be done should be done.

美国中间主义是一种奇怪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不会问，更不用说回答旧的和紧迫的政治问题，怎么办？ 相反，它以精心调制的语调宣布：应该做的任何事都应该做。

That’s weak-kneed stuff for a perilous time like ours.

在像我们这样的危险时刻，中间主义所鼓吹的是弱势的。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centrism-democratic-party-lieberman-ocasio-cort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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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节选）

民主骗局

厘清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要素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概述一下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要点了。如前所述，这一批判所聚焦的，既有现代代议制民主广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也有代议制民主实际的法律和制度机制。自由主义者声称，制度机制和法律规则，诸如：常规性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不同派别、候选人和政党之间的竞选，新闻自由，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历史上第一次确保大多数公民能够向社会政府有效地施加影响（见第251—253页）。虽然承认公民对政府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社会要比在现代法西斯或专制独裁政府时期要大，而且相较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专制国家对农奴和农民的强制压迫，是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公民在正常情况下对政府的实质性影响还是有限的。

　　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点，是他认为：“没有付酬的剩余劳动是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而来的，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Marx，l967b：791）这主要是因为剥削过程处于社会结构化的中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政体，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剥削产生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大量不平等。这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明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具有超强的能力，（同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可以产出大大超过直接生产者生活需求的剩余产品，而这种体制看起来没有剥削性。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由“自由而公正”的市场交换所调节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延续和跨代再现（尤其是通过继承、精英教育、“老校友”网络、家族庇护等等），对经济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极少数资本家手中控制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合起来就使得：不同阶层的公民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力也明显的不平等。

现在出现了一种成形的文化，凸显了企业通过资助消息灵通的利益集团、常规性赞助重要政党、控制各家非国有大媒体、“歪曲”选举规则以利于自己等途径，向政府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Lindblom，1977：170—190；Roper，2006）。支持这种文化的研究为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要素提供了相当强的实证支持。[1]但这种研究也具有掩盖马克思批判真正的独特性的倾向。剥削处于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中心地位，通过剥削，各大社会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形成。尤其是由极少数公民组成的资本家阶级和大多数公民组成的工人阶级，同剥削的关系紧密相连，这种剥削关系不仅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催生了互不相同和彼此对抗的阶级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大的“利益集团”显而易见，可以称之为阶级利益政治和组织的结晶。此外，剥削或生产的这种关系必然会形成一种社会结构的主从关系，并产生集体行动的独特理由（Offe，1985：ch.7）。

[1] 这导致了麦克伦南（1989）和其他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多元论者观点趋同。虽说这种说法有正确的因素，但趋同的程度还是被夸大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承认马克思剥削理论是其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解释不同阶层公民对社会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具有明显的区别，却都提供了严密的分析根据。因为正是剥削的过程，才确保了企业集团比如工会、妇女团体和环保主义者组织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剥削促成并保持了公民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阶级斗争、资本家控制媒体、企业对主要政党的影响，则进一步表明这些是重要的剥削过程的政治产物。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深受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它们要受到各种经济压力，压力之大小则取决于资本主义是繁荣还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期危机而陷入停滞的泥潭。当资本主义处于强劲增长的阶段，政府就会对工人阶级让步，因而会强化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显而易见的中立性来应付社会冲突。而在较长经济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国家偏爱企业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在这里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和必然的不民主特性。劳动力的一般商业化掩盖了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的权威性（工作场所一般是按等级、不民主地加以分配的），也掩盖了按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的不民主性。换言之，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必定是不民主的，确切的原因是：它们依赖于系统性排斥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源分配施行有效的控制。

总而言之，自由民主国家运行的全球社会和经济环境，充满了剥削、不平等、异化、压迫、周期性危机、暴力和战争、所谓的第三世界大量人口挨饿、环境破坏等特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他们组成了公民中的绝大多数）被排除在直接参与政治治理的过程之外，进而对政府施加不了任何直接影响。同资本主义相连的民主公民制度不只剥夺了公民的权力，将其集中于他们的代表手中，而且“对资本主义产生的统治和压迫的全新领域、其从国家到公民社会、私有财产和市场强制的权力再分配都毫发无损”（Wood，1995：234）。代议制民主，即使其最全面成熟的形式，也没有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在工作场所，则是指劳动和资源的分配——我们的生活不是受制于可信的民主，而是受制于财产权、“市场力量”和利益最大化的紧迫性。

　　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性机制

正如德雷珀（Draper，1977：306）所说，马克思批判代议制民主制造了“民主骗局”，不是因为它采取了民主的方式，而正相反，是因为它运用民主机制方式阻碍底层人民对国家的真正统治。因此，代议制民主制造了骗局，不是因为它不民主，而是因为这一特殊的民主方式存在内在的缺陷：它系统而肯定地排除大多数劳动公民对他们工作场所、资源分配、社会机构和国家实行有效的控制。代议制民主是个编局，还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创造和保持了人民做主和施加影响的幻象，而实际上则是在破坏和限制人民施加影响。

但是，即使纯粹按法律规则、关键的制度性机制和运行过程来看，代议制民主也是极为有限的民主方式。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关键，因为选举有助于保持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然而，选举在这方面显然也是有缺陷的机制。国会选举并非经常举行，多数国会任期是三到五年。可供选民真正选择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上面所说的社会结构限制运作，确保了国会中所有重要政党都会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安排。体制内根本没有罢免机制：一旦当选，代表就可以完全不顾其选区选民的愿望，根本不用担心被免职和被取代。无记名投票本身就是旨在分裂选民。选民每隔三年五载，花上5分钟在一个隐秘的投票问填好选票，然后将选票投进票箱。

不只是选举体制对政府治理十分有限，而且在整个国家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机构。实际上，自由民主国家中法律规定的分权不能有效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是总统、总理和内阁，实际上在统治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代表们组成的议会。众所周知，这些议会怎么说都不是由广大选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而是不成比例地由富裕的白人组成。

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享有公民自由的原则，现实中是富人最有能力运用法律寻求预防国家裁决和不公平待遇方面的保护。另外，资本家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运用其公民权向政治领域施加影响。鲁伯特·默多克就有超级的能力，可以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新闻自由的规则，将其观点传达给公民和政权，这种能力大大超过了一名雇佣工人、福利享受者、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女权运动者。自由民主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行政机构和国家上层官僚协同控制。政府高官中的多数人同企业界的高官拥有同样的特权背景和受教育经历，他们不是选举产生，因而不用受制于公民的有效民主监督。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history-of-democracy/09.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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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 Google 搜索能否成功回归中国市场根本不重要？

（写在前面：相信私企就是傻逼，无论是相信哪家，商人永远都是利益第一人权滚开的。）

当一丘之貉互相批驳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利益没谈妥，于是您不必期待其中哪只貉能咬死另一只，因为那相当于撕毁它自己的根基

这次不同。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这篇文章最好的写法是什么”，而是，“我究竟要不要写”。

准确说是：要不要继续重复早已被不断重复过的事实。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写文章了，我告诉自己因为太忙，没有精力，这不假，但不是全部原因，只有我知道自己不停地在心里衡量付出的价值。

我的写作曾导致一家欧洲媒体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被抄家，当局认为我们的网站是“反动媒体”，由此“连累”一个大好的平台逐渐衰落。但我继续写，在没有任何稿酬的情况下，该平台从多人合作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继续写。因为我感觉到了价值，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从我们的作品中了解到了知识，甚至有读者留言说，“你们的文章很精彩，和普通的中文互联网文章截然不同”。

我欣慰于此。而不是稿酬，或者所谓的“十万加”。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追求耀眼的点击量，我们在乎的是知识的传播所带来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观能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关于为什么不需要十万加》

以上并没有跑题。因为我发现，这一追求颇具难度，远远超过“十万加”和“竞争力稿酬”，即便这两者我从来都不需要。

以下是我们对读者的具体问题的更详细回应。Twitter 的字数限制真的很难说清楚一个道理。这些问题实际上充分提现了上述追求的难度。

为什么当事双方均拒绝评论？

昨天，The Intercept 发表了一篇调查，根据谷歌知情员工提供的内部文件，因为这些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的员工对谷歌和政权审查制度的配合颇感困惑。报道中显示，这些文件被谷歌标记为“机密”，只有极少数员工了解。

为什么如此神秘？报道中也有解释，因为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谷歌在中国曾经维持过一个审查版的搜索引擎。当时，该公司在遵守中国政府政策方面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称谷歌成了“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并指责其参与审查制度的行为“令人憎恶”。

正是因为舆论抨击令该公司难以招架了，2010 年3月，谷歌才宣布将其搜索服务撤出中国。这次该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卷土重来，自然不希望高调，至少在完成之前。我们提醒了注意这一细节，它与很多为谷歌献花的中国网友的认知有着明显差异。

而中国方面又为什么要掩饰呢？有读者提醒我们，中国当局立刻称美国独立媒体的报道“不实”。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所谓的贸易战的对峙中，如果在此时放出中国接受谷歌审查版的消息，也就是接受最大的硅谷巨头，将注定被解读为“北京政权屈服于华盛顿了”，或者干脆是“特朗普政府赢了”。

北京肯定不希望被如此评论，所谓的贸易战争执的不过是一个“服不服”的脸面，不论是接受谷歌，还是暗中给特朗普女儿的公司的利益输送，中国当局都不希望被大众知晓，他们需要保留一个“我不服”的公共形象，就像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中国当局给其控制的媒体的定调是“China first”。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和谷歌均拒绝 The Intercept 的置评请求。也是为什么此前 Facebook 在中国的子公司没能拿到执照。但不确定是否真的“没能拿到”，但公开的消息必需这样写，当然也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说该消息本身并不重要？

谷歌从来都不是没有审查的自由搜索。即便在美国使用 Google，照样会出现“出于法律要求，部分搜索结果被省略”，这样的文字。正相反它有着很多跟踪，其中对地理位置的跟踪不仅用来定位广告、以及为情报部门和警方提供线索，还会匹配该地区的法律和政府要求，以进行内容过滤。

而中国用户之所以认为谷歌最好，不过是由于与之比较的是百度，而不是独立的无审查的开源自由软件。现在谷歌要把自己变成和百度一样的服从于共产党政府之审查要求的搜索引擎，作为硅谷最大的霸主之一，这种屈服至少从审美层面也足够惊人了。更何况就发生在华盛顿采取所谓的贸易战的当口上。

但 The Intercept 的报道显示，所谓的贸易战显然不是大众从主流媒体的新闻中所领会到的那般火爆和针锋相对，因为就在上个月，谷歌的搜索引擎主管 Ben Gomes 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其员工，他们必须准备好在短时间内推出中文搜索应用程序，因为有可能“世界突然发生变化，也许[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他的新朋友是习近平。“

如果您知道谷歌在华盛顿的政治游说团体有多么的强大，就不会怀疑 Ben Gomes 对其员工做出的指示，它绝对是有原因的。和微软一样，谷歌对华盛顿心思的了解超过几乎所有驻白宫新闻记者，该公司从来不会拿自身利益开玩笑。

然而这恰恰不是中国当局所希望被公开的。当下的北京政权之根基是民族主义，其反美是必需的态度。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的反美只是战略。苏联解体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群体，中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89年天安门屠杀后使当局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摧毁的“改革新形象”，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采用与法、德等欧洲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

于是，不论如何，中国当局也会将一切解释为自身的胜利、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胜利，而不是“服软”。

表面上中国当局并不需要硅谷巨头，他们拥有很多拷贝美国技术的本土公司，包括并不限于 BAT，还有大大小小的监视技术公司（您可以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他们中的一部分）其基本模式均来自模拟美国的“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建立 GFW 将国际流行应用和媒体网站隔离在外，因为中国人即便没有谷歌也有看起来很相似的百度，没有 Facebook 但有腾讯，没有 YouTube 但有抖音，没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但有大大小小的基于严格筛选消息的搬运工。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点，包括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直羡慕中国的 GFW，据其官员称中国的网络管制范式是俄罗斯当局重点考虑的模式之一，但他们却一直做不到。因为他们无法在封锁一切的同时打造“本土拷贝”。封锁将严重影响经济利益。

中国不仅有拷贝的能力，还有输出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在多年前警告的“反转 GFW”，将全球使用微信、支付宝等中国产品的用户的数据所有权均归中国公司。由此实现与美国“均分”全球数据的格局。

但中国没有美国的三大优势，即：1、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更丰厚的情报预算；2、互联网的物理线路布局导致世界上许多网络通路、甚至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网络通路都跨越美国边界；3、大多数世界上最大最流行的硬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公司都位于美国境内，并遵从美国的法律规定。这就确立了美国在互联网世界的霸主地位……要想与美国均分天下，中国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或者说更无耻。这就是为什么北京高调宣传“互联网+”，也是为什么花大力捧红了 BAT。现在北京已经意识到了数据权力正在令他们亲手栽培起来的本土巨头逐渐凌驾于现实政治之上，于是他们开始要求“入股1%”，鼓励“本土上市”。

目前北京正在对本国的监视技术公司注入血本，无疑下一步就是鼓励这些公司将技术输出全球。一方面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监视技术的售出竞争市场，另一方面也是根本性目的就是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分权。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其制作的监视摄像头安装在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上，利用了英国脱欧的经济焦虑。

然而近期另一则报道透露，中国的监视技术似乎没有其官方宣传得那么威力无穷，例如，一位负责监控技术的中国主要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高管说，由于技术限制，其平台无法一次性搜索超过1000人。Megvii 的 Face ++ 平台自2016年创建，现在中国众多警察部门已经开始使用，并且用该技术逮捕了 4,000人，但这些平台存在严重的技术限制。即使所有中国人都被面部扫描上传到了该系统，也无法识别每个人。虽然 Face ++ 算法的准确度超过 97％，但它一次只能搜索有限数量的脸。也就是说，无法针对极大型群体事件。

而大型群体事件是北京政权最为警惕的目标，也是其大规模铺设监控系统的关键目的之一。谷歌可以做到帮助中国政府的监控能力大幅升级，但条件肯定是赚钱。

要赚到值得该公司欣然无视五角大楼合同的数目。如果技术能力可靠，北京政权肯定愿意支付这笔钱，但前提必需是：一不得声张 — — 中国用美国技术很没面子；二必需和中国公司建立“合资”关系 — — 否则北京不放心。恰好前者很对谷歌胃口，该公司自然不希望声张，而后者据报道已经搞定。

这是个互利关系。谷歌基于追踪（数据收集）的监视资本主义盈利模式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这里是基于具体数据的分析的，正因为全球互联网公民的隐私保护意识正在大幅提升。相比下最没有隐私意识的国家就是中国了，并且该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对谷歌来说简直是一块顶天立地的肥肉。

与此同时，谷歌在美国的订单正在陷入麻烦。就如月前的新闻热点所显示的那样，谷歌内部一群工程师联合起来抵制公司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拒绝为基于无人机轰炸 — 也就是杀人 — 的工具，提供技术支持。

当时 iyouport 表示了对谷歌员工的支持，我们认为反抗来自内部比来自外部（人权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效果更为直接，内外联合可使效应加倍。事实显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谷歌已经缓和了此前明目张胆地与军方合作的态度，该项目暂时搁置。然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

就在 The Intercept 报道的前一天，中国人非常熟知的美国议员 Marco Rubio 先生坦承：谷歌、还有其他美国公司正在帮助中国监控。 iyouport 在编译这则消息是添加了三篇文章的“关联”，试图说明“公私监控伙伴关系”并不是新鲜事，来自民主国家的监控技术一直在帮助压迫性国家维稳社会。

延伸阅读：《 解密文件：科技产业巨头为什么能成为巨头？》《调查报告：是谁在提供先进的监控技术协助压迫性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可视化数据：全球监控行业 — — 谁是大哥？谁在作恶？》《公私监控伙伴关系的历史与当下》

暂且不议美国官方为什么到这会儿才承认这件事，但这其中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没有斯诺登，没有公民社会保护老百姓，没有社会运动可以抵制来自政权和大公司的恶行，于是谷歌能够顺利在中国拿到订单，不论订单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在美国需要偷偷摸摸以避免被独立组织调查和问责。于是显然，该公司立刻就不屑五角大楼了（不确定该公司是否真的放弃了为五角大楼服务，狼从来不会嫌肉太多吃不完）。

如果您有所怀疑，那么就看看中国“媒体”上那些对监视技术公司及其监视社会能力的宣传吧，不说铺天盖地，也足够令人眼花缭乱了。就在前日，作为高科技公司密集和监控技术位居全国/全球前列的城市，北京公布的 2018 年度科学技术奖初审结果，再次让人有机会一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和监控技术，许多被列入的项目显然与审查和监视有着密切关系。您可以在这里看到重点部分的介绍。

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大显著区别，即：一个明目张胆地宣传，另一个暗中违宪。于是后者可以通过揭露 — — 也就是 Wikileaks 和 Snowden 的功劳 — — 引起公民社会和广大选民的重视，对政权施加压力，有可能得以制约。但前者不一样，它宣传的目的之一半只是为了引发社会的恐惧（另一半是炫耀自身所谓的实力）。这个国家深知人民的恐惧对权力稳固的有效性，不论那些技术被鼓吹得多么高不可攀，也没有人会去实地调查它的真伪，没有人会反抗，只有加倍的自我审查。就算那些被宣传的技术并不存在，政权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总之，谷歌搜索的审查版并不是谷歌在中国的全部利益所在，它只是一小小部分，当然该公司也不会太过在乎与百度的竞争谁输谁赢（几乎肯定会谷歌赢，后面具体说为什么）谷歌只是把搜索引擎当成了步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其瞄准的是全球最大的监视技术市场。

消息本身不重要又为什么要“快讯”？

编译这篇报道是希望能有更多中国用户认识到谷歌的真面目，或者说所有数字极权的真面目。尤其是关于谷歌当年为什么离开中国的真相，以及如今又为什么回来。

事实上，早在一周之前我们就从欧洲方面听到了这一消息，不是媒体渠道，于是没有很多调查采访。现在 The Intercept 实现了确认。我认为该消息是一个令中国用户了解谷歌的好机会。

如果没有剑桥公司丑闻，Facebook 在全球人心目中、尤其是小国用户的心目中，仍然至高无上，几乎就等于互联网本身（比如缅甸、危地马拉等）。但即便有了剑桥公司丑闻，很多中国用户依然视 Facebook 为自由美好的模版，尤其是那些至今都不会翻墙的人。这是源于北京政府的恶意愚蠢。

谷歌和 Facebook 的区别是什么？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完全不是人们看起来的那样“一个曾经主动离开中国，一个拼命想进入中国”。他们都是数字极权，以监视收集为基本盈利模式的不透明寡头，审查和监控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有读者问，“中国的 BAT 没有这么做，是不是技术能力不足？” 没人能肯定 BAT “没有这么做”，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做。不过是由于中国没有 Snowden，没有民间权利组织和独立媒体披露数据滥用的真相，人们只知道不论自己在任何地方说了任何话，都有可能引来警方上门。但是没有证据能表明 BAT 协助当局维稳的深入程度，没有真相。

我们多次推荐过《 When Google Met Wikileaks 》这本书，这本多年前出版的书是第一个深度揭示谷歌究竟是什么角色的作品。但至今都没有中译本，今后也不会有。如上所述，您应该明白为什么了。当一丘之貉互相批驳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利益没谈妥，于是您不必期待其中哪只貉能咬死另一只，因为那相当于撕毁它自己的根基。

我曾经不停对西方朋友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不希望谷歌、Facebook 等巨头进入中国，因为那将意味着这些美国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审查，意味着中国的不熟悉去中心化替代产品的互联网用户，将找不到落脚之处。这看起来有悖于互联网自由的主旨，但它是合逻辑的，因为只要共产党还执政，这一状况就不会改变。

加之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对外国产品的热衷，于是，谷歌进入中国将几乎不会输给百度，至少是均分市场。但这并不是关键。

谷歌的审查版搜索引擎最终究竟能不能进入中国，其实都无关紧要，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确认的是谷歌在着手制作这样一件产品，而不是说它百分百能进入中国。但这两者是同一个本性，即作恶。谷歌不会砸钱在一个无法被使用的东西上，该公司必然获得了基本可靠的信息以证明这一审查版工具能够变成全球最大监视市场的敲门砖。

我们早前的文章多次阐述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作为其鼻祖的谷歌的本性。没有谷歌就没有百度，如果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以开源自由为基本理念，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堡奇人故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谷歌并没有“变坏”，而是如期发展的结果。

延伸阅读：具体解释在这里《互联网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如何扭转这一恐怖局面？》

格局差异引发沟通困难

就如文章开头所述，我们从来没有追求点击量和广泛的理解，因为我们了解，在如此多年深入的恶意愚蠢熏染之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严重的格局障碍 — — 提到谷歌只能想到百度、提到反抗只能想到吐槽和举牌，等等。（如果您问“除了举牌还能干什么？”请参见 #透明度革命 标签下的系列文章）

但这也正是我们希望能坚持下去的原因，直到化解当权者的恶意愚蠢的残留。届时我们将继续进步。

当下我们与中国思想市场的整体存在着明显的格局差异：我们追求的是反对一切审查和监控，不论它来自哪里，简单说就是，我们支持 #deleteFacebook，与此同时反对中国封锁 Facebook，这毫无矛盾，不论审查监控来自政权还是大公司，对广大公民来说都是同样的侵犯性。

作为互联网自由权利捍卫者，我们会用互联网思考，在互联网格局下寻求公平正义，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相反我们提醒警惕地缘政治格局的狭隘，地缘政治游戏是权力的游戏，其中没有普通公民的利益。

不否认有些时候会让人看起来似乎存在利益，比如有些中国用户声明支持谷歌进入中国，意思是打破百度的垄断，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你所知，在一党专制的格局下期待换个君主掌权，是毫无意义的，同样道理，在数字极权的格局下期待换一个巨头能改变什么，也不可能做到。更何况，建立在合资基础上的谷歌进入中国并不影响百度的利益，谷歌的目标也肯定不是停留在小小的搜索引擎上。

有读者回复：“中国人被中国政府监控好呢，还是被美国政府监控好？毫无疑问”。这一思路是曾经颇为流行的侥幸心理，即只要摆脱 BAT 拥抱硅谷巨头，就能安全可靠了。这么想一点不奇怪，美国互联网用户在大规模监控被曝光后也这么认为，他们去购买俄罗斯生产的 VPN，因为可以肯定美国和俄罗斯没有情报共享。民间权利组织就警告说，不信任本国的情报机构是对的，但不能换一个情报机构去信任，这么做非常傻，不会获得自由。

更不用说，现在我们完全有能力摆脱数字极权，这个世界已经不是 FATBAG（Facebook Amazon Tencent Baidu Alibaba Google）的绝对霸权了。二十年来开源自由软件不断进步，更有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去中心技术，已经有很多替代品能帮你摆脱谷歌和百度，为什么不呢？

延伸阅读：人们对巨头企业的无条件信任正在被巨头企业利用《为什么说欧洲新法规反而会加强 Facebook 和Google 的霸权？》《安全手册：这里是你需要的几乎所有安全上网工具；以及为什么建议不要使用以美国为基地的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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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反驳“谷歌回归”的传闻，如果您对 pao-pao.net 早年的文章有印象的话会知道，每一次反驳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这次不同，我们在副标题上就注明了“这次是真的”，原因如上所述。谷歌的计划最终是否能成功，或者以什么途径成功，则是另一码事。

我之所以会花很长时间考虑是否应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近八千字中所有观点和信息，曾经都有发布，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但为什么还是存在如此多的疑问？不过是说明曾经的很多文章都没能获得广泛的影响。

其实不奇怪，如果您是博客写手，或者运营一个新闻账户就能理解这点，您需要对回复者不断重申的唯一一句话就是“链接中有”。社交媒体发布链接的点击率是非常低的，人们往往通过不超过100字的按语来认识链接中的内容。对于一篇复杂的文章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片语概述，于是在互联网上写复杂的长文很吃亏，通过社交媒体分享长文效果很差。

我们曾经嘲笑很多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断重复同一个观点、同一套逻辑，但我们自己也难以避免的需要重复。本文就是彻头彻尾的重复。不管您是否喜欢，总之，互联网自由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更多人的清醒、充分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对技术的熟知，希望您能从我们的博客和新闻编译中获得需要的价值。

https://medium.com/@iyouport/%E4%B8%BA%E4%BB%80%E4%B9%88%E8%AF%B4-google-%E6%90%9C%E7%B4%A2%E6%98%AF%E5%90%A6%E8%83%BD%E6%88%90%E5%8A%9F%E5%9B%9E%E5%BD%92%E4%B8%AD%E5%9B%BD%E5%B8%82%E5%9C%BA%E6%A0%B9%E6%9C%AC%E4%B8%8D%E9%87%8D%E8%A6%81-4ae76ebd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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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写在前面：当信息被政府和公司操纵，那么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狗屁。）

處於當今時代，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國家政治事件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它們在信息社會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值得沉思。在此，我們以國家選舉過程為例，闡述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其中的重要性。

前言

傳媒在某種程度上制約着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當然，這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政治決策力。 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 的專家經過調查認為，在選舉中，只有40%的選民有明確的候選人目標，35%選民不太確定，而有25%的選民可能會被政治競選的數據統計和宣傳造勢所影響。

傳媒和信息技術有多種方法來説服選民或改變選民的政治傾向，大規模通信監控、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賬户監控以及宣傳營銷等都是改變政治傾向的策略。信息安全專家指出， 影響干擾選舉主要存在四種方法：修改投票記錄、操縱可能改變投票的信息、阻礙投票和破壞選民投票信心。

如何影響選舉進程

影響政治決策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項工作可能需要在選舉前兩年就要開始，這項任務包括以下手段：

大規模監視

關鍵詞的數據積累和元數據收集

人羣的地理和層次分析

對可能反對某個政黨的人士或新聞記者的識別判斷

對目標人羣有針對性地使用數字媒體結合傳統媒體的地理營銷宣傳策略（Geo-Marketing ）

接下來就是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問題了，在此過程中，前期收集的數據就能被用來以各種方法突破目標人羣，使其政治傾向受到影響或干擾。
接下來就是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問題了，在此過程中，前期收集的數據就能被用來以各種方法突破目標人羣，使其政治傾向受到影響或干擾。

IICS的網絡安全專家稱，一些私營公司非常樂意幫助政府部門和政黨機構來開展這些工作，當然這些工作肯定不是免費的。一旦所幫助的政府或政黨獲選，這些公司將能以多種方式獲得更大的利益回饋，如承諾的長期業務、市場私有化，甚至有利於某些公司的改革政策等等。

影響選舉進程的步驟

大規模數字監控和關鍵詞分析（政黨、候選人、反對派的名稱相關關鍵詞）

簡而言之，當公共或私人行為者通過控制或匯聚民眾的手機、電腦和其他設備信息時，就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監控行為。信息安全專家聲稱，作為這項警戒工作的一部分，掌握民眾信息通信的公司和政府部門可以接觸到電話、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形式的信息對話。

大規模監控包括監視互聯網上的一切行為，愛德華·斯諾登曾在2013年公佈的文檔中揭露了情報機構如何利用大規模監控來祕密收集、存儲和分析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民眾的私人通信信息。

眾所周知，美英等國政府可以通過後端技術接入電信運營商，監視數十億部手機的語音和數據通信，而某些信息安全公司和政府機構可以利用不同的工具和技術開展大規模數字信息監控，例如：

攔截移動通信 ：總之，需要對部署Stingray或Receiver IMSI Interceptor之類工具環境下的手機、通話、短信和郵件應用保持警惕。Stingray是一種可以從特定區域內數千部手機中收集數據，並能在不竊聽手機的情況下攔截對話的特種設備，它能模仿手機塔功能捕捉附近的手機IMSI信號，間接實現手機通信攔截，Stingray是美國執法部門常用的特種設備。市面上有多種類似設備，如Gossamer，這是一種這是一種相當於Stingray的小型便攜式設備，據信息安全分析師稱，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黑市上Gossamer等設備的大概成本在10,000至20,000美元之間。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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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通信公司收集元數據 ：通過通信運營商收集大量元數據是一種複雜的監控形式，在此過程中，所有人都會受到系統化的監視，而通信運營商會被迫收集和保存用户的通信元數據。這種類型的元數據相當於一個人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字日記，當然也能從個人的通話短信、生活軌跡、所作所為、結交人羣和社交圈子中的通信關鍵詞中發現個人的政治傾向。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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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設備中安裝後門 ：信息安全專家稱，數百萬的移動設備都可能已經被植入了後門（Backdoor），這些後門可以預先安裝在設備上，或者也能由黑客後期生成。就比如在某台手機中預先植入固件或軟件漏洞，這種安全漏洞會把個人隱私信息發送給手機制造商，而這些信息中可能包含諸如電話、短信或位置定位等敏感數據，手機制造商收集到這些數據後如果與政府聯手，就能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些信息。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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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的信息安全專家透露，美國政府機構每天都會收集高達50億條的手機定位記錄，並會在各個執法部門之間共享多達2億條的短信內容，另外，各大網絡公司和政府部門也會收集當月如用户瀏覽歷史、搜索記錄、電子郵件和在線聊天消息等形式的420億條互聯網記錄信息。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據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的信息安全專家透露，美國政府機構每天都會收集高達50億條的手機定位記錄，並會在各個執法部門之間共享多達2億條的短信內容，另外，各大網絡公司和政府部門也會收集當月如用户瀏覽歷史、搜索記錄、電子郵件和在線聊天消息等形式的420億條互聯網記錄信息。

大規模監控中收集的數據如何被數字媒體用來影響選舉過程？

大規模監控過程中收集的數據可以間接轉賣給政府或私人公司，之前的Facebook數據泄露事件中，就有5000萬Facebook用户的元數據被出售給了Cambridge Analytica（劍橋分析）和 Nix，這些數據中就包含了用户的政治傾向、政治偏好和厭惡的相關信息。最終，俄羅斯特工利用這些泄露數據，通過Twitter和Facebook傳播針對希拉里·克林頓的反面消息，並在其中大肆散佈虛假消息。

按照年齡層次和政治傾向分析，所有收集的元數據都可以幫助政黨來了解哪些範圍、州域或郵編地區需要重點關注。在一系列信息安全跟蹤工具的幫助下，候選人可以識別出哪些人不是支持者，以及這些人的居住地區和日常生活，在此基礎上，為了最大程度地接觸到反對者，可以開展後續有針對性的地理宣傳策略（Geo-Marketing）。

以下是這些元數據應用的幾個例子：
以下是這些元數據應用的幾個例子：

政治性地理宣傳 ：（Political Geo-Marketing）這是用來進行政黨現狀分析的一種宣傳行銷方法，它可以基於大規模監控數據研究，按地域顯示出哪些地區的人羣對競選者有偏好，以及這些人羣的大致概況，並通過個性化的標誌和顏色將他們定位在數字地圖上。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所有這些信息都能被用來在某個範圍、州域或地區內，針對某個競選者或政黨在這些區域內支持人數較少的情況，作出傳媒造勢或虛假消息散佈。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Google、Facebook廣告和社交網絡上的虛假新聞宣傳 ：利用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的人口羣體研究，允許按地理區域的劃分，並根據先前對特定羣體或區域的劃分和元數據分析，在某些地區定向投放競選者或政黨廣告。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稱，所有這些相關元數據都能被用來在Facebook、WhatsApp或 twitter等社交網絡媒體上定向投放競選者和政黨廣告，或是散佈某個對手政黨的虛假消息。

Google、Facebook廣告和社交網絡上的虛假新聞宣傳 ：利用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的人口羣體研究，允許按地理區域的劃分，並根據先前對特定羣體或區域的劃分和元數據分析，在某些地區定向投放競選者或政黨廣告。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稱，所有這些相關元數據都能被用來在Facebook、WhatsApp或 twitter等社交網絡媒體上定向投放競選者和政黨廣告，或是散佈某個對手政黨的虛假消息。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統媒體如何利用大規模監控收集到的數據影響選舉進程？

IICS信息安全專家提到，實體廣告、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新型數字媒體存在差異，數字媒體的受眾面更為廣泛。

而在美國、墨西哥、印度、巴西等國，傳統媒體在某些層面上似乎更貼近生活，能輕易改變老一輩人的看法觀點。從可信度和意見生產力方面來看，傳統媒體更具實用性，另外，傳統媒體比新型數字媒體享有更好的社會聲譽和可信度。

利用大規模監控中政治傾向和地域劃分的數據收集，政黨可與諸如報紙、廣播、電視新聞頻道和有線電視運營商進行合作。根據地域劃分的人口羣體分析可以識別出特定區域內有特定傾向的人羣，可以用競選宣傳來對對手黨派形成攻擊，例如，如果某個地區確定是紅色區域，則當地就不會有紅色政黨的宣傳競選活動，而在此處可能就會有黃色政黨的宣傳活動，反之亦然。如果一個區域有利於黃色政黨，則該區域內紅色政黨的宣傳策略就會出現。以下是傳統媒體的一些應用策略：

廣播、報紙或電視頻道廣告 ：這種方式中，更常見的是看到報紙或雜誌明確支持某候選人或政黨，報紙通過正面宣傳政黨和候選人來獲得不錯的收入。如上所述，這些媒體可以是地方性和專業化的，因此，競選者可以再次使用數據跟蹤、大規模監控和羣體分析方法，來對需要強化造勢的方面作出付費宣傳。此外，政黨或候選人可以出錢開展暗中調查，以此來挖出對手黨派競爭者的黑料，來取消他的候選人或政黨資格。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付費進行有線電視宣傳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在有線電視運營商的幫助下，競選政黨可以要求改變頻道號，或刪除某特定新聞頻道，以此來反對某個特定政黨。後期一旦競選者成功當選，當值政府就會向有線電視運營商簽訂廣告合同，或向頻道記者發放獎金，以此補償他們的“良好行為”。

付費進行有線電視宣傳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在有線電視運營商的幫助下，競選政黨可以要求改變頻道號，或刪除某特定新聞頻道，以此來反對某個特定政黨。後期一旦競選者成功當選，當值政府就會向有線電視運營商簽訂廣告合同，或向頻道記者發放獎金，以此補償他們的“良好行為”。

威脅記者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政黨可以使用監視手段監視那些反對政府且不容易被行賄的記者，以此來威脅他們按要求更改報道。

實物公告(小冊子、廣告牌等) ：這些都是私營公司普遍掌握的媒體工具，這種媒體在能見度方面具有最大優勢。因為根據大規模監控和地理區域劃分的數據，比如可以把廣告牌放置在合適位置，用它每天來吸引數百萬人的注意。

專制政府如何濫用這些信息？

利用以上權力，政府、公司或政黨可以濫用大規模監控行為，來實現一個近乎專制的政權或受控的民主，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觀點，政府可以通過媒體控制來限制民眾言論自由，讓當權者受益。如以下這些例子：

受控的民主 ：一個民主受到控制的政府，統治者不總是同一個人，但國家權力卻屬於某些商業集團或精英組織，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就排除了滿足社會需求的其他發展選擇、新路徑或其他形式組織的可能性。

消除反對黨 ：政府可以利用信息安全公司進行的大規模監控來竊聽干預民眾通話，從中識別出反對者身份，以此來消除那些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這樣一來，政府政權幾乎就不存在任何反對，當權者可以輕鬆通過改革和新法律來幫助他們繼續掌權。

創建虛假反對黨 ：政府在消除了各種各樣的反對之後，還能創造出虛假的反對黨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支持者就假裝反對者，給人一種民主的感覺。

對執法機構的完全控制 ：利用大規模監控行為，政府可以依託執行機構識別並逮捕對當值政府構成政治威脅的人士。

正如我們在文中看到的，傳媒和信息技術都各有優缺點，這取決於它們如何被民眾、政府和公司利用，以及它們對我們普通民眾政治決策的影響程度。如果你想深入瞭解這篇文章的完整研究成果，請聯繫我們：sarah.hogan@iicybersecurity.com。毫無疑問的一點就是，傳媒和信息技術都在當今的信息社會中扮演着關鍵角色，小編在此推薦一篇彭博社早前報道的好文《 如何黑掉一場選舉 》，其中更加立體地展現了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國家選舉中的重要性。

https://hk.saowen.com/a/21adab53a8d211d1e6fffb428e7bc4984d216aca604a9e1cfef308942bff5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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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Neoliberalism, You Can Be Your Own Tyrannical Boss（在新自由主义下，你会成为你自己的暴君老板）

（写在前面：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鼓吹竞争贬低合作，制造了导致人们相互敌视，异化，抑郁甚至自杀的完美主义，最终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A new study by Thomas Curran and Andrew Hill in the journ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finds perfectionism is on the rise. The authors, both psychologists, conclude that “recent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perceive that others are more demanding of them, are more demanding of others, and are more demanding of themselves.”

Thomas Curran和Andrew Hill在“心理学通报”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完美主义正在崛起。 两位作者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得出结论：“近几代年轻人们认为其他人对他们要求更高，他们对他人的要求更高，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

When identifying the root cause of this growing appetite for excellence, Curran and Hill don’t mince words: it’s neoliberalism. Neoliberal ideology reveres competition, discourages cooperation, promotes ambition, and tethers personal worth to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Unsurprisingly, societies governed by these values make people very judgmental, and very anxious about being judged.

在确定这种日益增长的追求完美的根本原因时，Curran和Hill不会切碎言辞：这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竞争，贬低合作，促进野心，并将个人价值与专业成就联系在一起。 不出所料，受这些价值观支配的社会使人们非常爱评价他人，并且非常担心被评判。

Psychologists used to talk about perfectionism as though it were unidimensional — only directed from the self to the self. That’s still the colloquial usage, what we usually mean when we say someone’s a perfectionist.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it productive to broaden the concept. Curran and Hall rely on a 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encompassing three types of perfectionism: self-oriented, other-oriented, socially prescribed.

心理学家们过去常常谈论完美主义，好像它是一维的——只是从自我指向自我。 这仍然是当我们说某人是完美主义者时通常意味着的口语用法。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发现扩大这一概念将概念丰满了。Curran和Hall依赖于多维定义，包括三种完美主义：自我导向，他人导向，社会规定。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 is the tendency to hold oneself to an unrealistically high standard, while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means having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others. But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is the most debilitating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Curran and Hall contend. It describes the feeling of paranoia and anxiety engendered by the persistent — and not entirely unfounded — sensation that everyone is waiting for you to make a mistake so they can write you off forever. This hyper-perception of others’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causes social alienation, neurotic self-examination, feelings of shame and unworthiness, and “a sense of self overwhelmed by pathological worry and a fear of negative social evalu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focus on deficiencies, and sensitive to criticism and failure.”

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倾向于将自己置于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中，而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则意味着对他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但是，“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是完美主义发三个维度中最令人痛苦的，”Curran和Hall认为。它描述了持久性—— 而非完全没有根据——的感觉产生的偏执和焦虑的感受，每个人都在等着你犯错，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地把你钉在耻辱柱上。 这种对他人不可能的期望的过度认知导致了社会异化，神经质的自我检查，羞耻和不配的感觉，以及“由于病态的忧虑和对负面社会评价的恐惧所致的自我压倒感，其特点是关注缺陷，以及 对批评和失败敏感。“

In an attempt to gauge how culturally contingent the phenomenon of perfectionism is, Curran and Hall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available psychological data, looking for generational trends. They found that peopl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fter 1989 scored much higher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for all three kinds of perfectionism, and that scores increased linearly over time. The dimension that saw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 was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which increased at twice the rate of the other two. In other words, young people’s feeling of being judged harshly by their peers and the broader culture is intensifying with each passing year.

为了衡量完美主义现象在文化上的局限性，Curran和Hall对可用的心理数据进行了萃取分析，寻找世代趋势。他们发现，1989年以后出生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在所有三种完美主义中的得分都比前几代高得多，并且这些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线性增长。看到最戏剧性变化的维度是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其增长率是其他两个的两倍。 换句话说，年轻人被同龄人严格评判的感觉和更广泛的文化正逐年逐渐加剧。

Curran and Hall attribute this change to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ts cousin meritocracy. Neoliberalism favors market-based methods of assigning worth to commodities — and it designates everything it can as a commodity. Since the mid-1970s, neoliberal political-economic regimes have systematically replaced things like public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with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 over the group in the very fabric of society. Meanwhile, meritocracy — the idea that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are the direct outcomes of individual intelligence, virtue, and hard work — convinces isolated individuals that failure to ascend is a sign of inherent worthlessness.

Curran和Hall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堂兄精英统治的崛起。新自由主义倾向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来为商品分配价值——它将它能指定的一切都指定为商品。自1970s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权已经系统地将公有制和集体谈判等事项取代为取消管制和私有化，在社会结构中促进个人凌驾在群体之上。与此同时，精英统治—社会和职业地位是个人智慧，美德和努力工作的直接结果的思想 —使被孤立的个人相信，未能提升自己是一种固有的无价值的标志。

Neoliberal meritocracy, the authors suggest, has created a cutthroat environment in which every person is their own brand ambassador, the sole spokesman for their product (themselves) and broker of their own labor, in an endless sea of competition. As Curran and Hall observe, this state of affairs “places a strong need to strive, perform, and achiev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life,” far more so than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精英统治制造了一个残酷的环境，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的品牌形象大使，他们的产品（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劳动的唯一发言人，处在在无尽的竞争中。正如Curran和Hall所观察到的，这种状态“强烈需要把奋斗，表现和实现放在现代生活的中心”，远远超过前几代人。

They cite data showing that young people today are less interested in engaging in group activities for fun, attending instead to individual endeavors that make them feel productive or fill them with a sense of achievement. When the world is demanding that you prove yourself worthy at every turn, and you can’t shake the suspicion that the respect of your peers is highly conditional,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can seem less compelling than staying in to meticulously curate your social media profiles.

他们引用的数据显示，今天的年轻人对参与团体娱乐活动不感兴趣，而是进行个人努力，使他们感到充实或充满成就感。当世界要求你在每一回合都要证明自己值钱，并且你无法摆脱怀疑同伴的尊重是高度有条件的时，与朋友闲逛似乎不如留下来精心编写你的社交媒体资料那么有趣。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rise in perfectionism, Curran and Hall argue, has been a series of epidemics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Perfectionism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eating disorders,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thoughts. The constant compulsion to be perfect, and the inevitable impossibility of the task, exacerbate mental-illness symptoms in people who are already vulnerable. Even young people without diagnosable mental illnesses tend to feel bad more often, since heightened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creates a group climate of hostility, suspicion, and dismissiveness — in which the jury is always out on everyone, pending group appraisal — and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involves an acute recognition of that alienation. In short, the repercussions of rising perfectionism range from emotionally painful to literally deadly.

Curran和Hall认为，完美主义崛起的一个后果就是一系列严重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完美主义与焦虑，饮食失调，抑郁和自杀念头高度关联。 不断强迫完美，以及不可避免的不可能的任务，加剧了已经很脆弱的人的精神疾病症状。 即使是没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的年轻人往往会更频繁地感觉糟糕，因为增长的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会造成一种充满敌意的，怀疑的和不屑一顾的群体氛围——陪审团总是在每个人面前，等待集体评估—以及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 涉及对异化的敏锐认识。简而言之，不断上升的完美主义的影响范围从情绪上的痛苦到字面意义上的致命。

And there’s one other repercussion of rising perfectionism: it makes it hard to build solidarity, which is the very thing we need in order to resist the onslaught of neoliberalism. Without healthy self-perceptions we can’t have robust relationships, and without robust relationships we can’t come together in the numbers it would take to rattle, much less upend, the whole political-economic order.

还有另外一个对完美主义崛起的反响：它使得建立团结变得困难，这是我们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所需要的。 如果没有健康的自我认知，我们就无法拥有坚固的关系，如果没有坚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将个人们整合在一起，从而颠覆整个政治—经济秩序。

It’s not hard to see parallels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and so-called “call-out culture,” lately the hegemonic tendency on the Left: a condition in which everyone watches everyone else for a fatal slip-up, holding themselves to impossibly high standards of virtuous self-effacement, and being paralyzed with the secret (again, not unfounded) fear that they’re disposable to the group, that their judgment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pattern is of a piece with other manifestations of neoliberal meritocratic perfectionism, from college admissions to obsessive Instagram curation. And because it divides rather than unites us, it’s no way to build a movement that ostensibly seeks to strike at the heart of power.

不难看出完美主义和所谓的“号召文化”在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似之处，最近是在左派内部的霸权倾向：一种每个人都看着其他人的致命的挫折的环境，将自己放在不可能实现的造成自我贬低的高美德标准，以及对这个秘密—他们对团体来说是用了一次之后就要被丢掉的（重复，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到瘫痪，他们的审判日即将来临。 这种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精英完美主义的其他表现形成一块，从大学录取到盲目的Instagram策划。而且因为它分裂而不是团结我们，所以没有办法组建一个在表面上试图打击权力核心的运动。

Perfectionism makes us scornful of each other, afraid of each other, and unsure of ourselves at best. It prohibits the types of solidaristic bond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cessary to take on neoliberal capitalism, the very thing that generates it. The only possible antidote to atomizing, alienating perfectionism to reject absolute individualism and reintroduce collective values back into our society. It’s a gargantuan task — but with the vise-grip of neoliberalism tightening on our psyches,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完美主义使我们相互鄙视，相互害怕，最好的状况是不信任自己。它禁止采取推翻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团结纽带和集体行动，而新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了完美主义。原子化的唯一可能的解药是，疏远完美主义，拒绝绝对的个人主义，并将集体价值重新引入我们的社会。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对我们心理的紧缩，这是前进的唯一途径。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under-neoliberalism-you-can-be-your-own-tyrannical-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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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前沿：深化我们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理解

冷漠 译 2018-07-29 来源:惊雷Thunder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对女性和性少数的压迫，根源都是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由于其无限扩张的特性，事实上恶化了这些压迫，而要根除压迫，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

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苏珊·费格森(Susan Ferguson)著

冷漠　译

季耶　校

英国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正在推出一套以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和苏珊·费格森(Susan Ferguson)主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丛书。在这篇博客中，两位主编解释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大致轮廓以及在当前政治时刻下对这一系列丛书的迫切需求，并鼓励未来的作者们提交他们的作品。

当我们启动探索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 简称SRT)的项目时，我们脑海中浮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编按：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_ftnref31)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着“生活”和“创造历史”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能够促进和抑制生活，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都在论证两者。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表明阶级社会中生活资源的获取或缺乏如何影响历史的形成。SRT非常重视这个关于生活的问题，简单地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具体转折。

但究竟什么是生活？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劳动力的类别或劳动能力。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两种社会过程的统一：商品的生产和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的生产。工人通过生物繁殖和劳动力承担双重意义上的“生产”。SRT关注的是掌握两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动态变化。

工人还没有到达资本大门，准备产生剩余价值或协助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也就是说，将一个人的劳动力兜售给资本并不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为了这个目的，工人(和他的劳动力)必须不断地制造和重建。食物、住所、学校、社会住房、水，都是劳动力“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获取这些资源不仅仅是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剥削性经济关系来调节。它至关重要地受到多重社会压迫关系的调节。反过来，这种不同的资源获得途径形成了一个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压迫导致的紧张感觉和不公平感受的工人阶级。

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受到资本对生活资源的束缚。例如，为什么跨性别者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答案与妇女在家庭中生育和培养儿童的历史相吻合。异性恋的顺性别女性(cis-gendered women)长期为资本进行社会生殖劳动。顺性别者不但是最常见的，而且——由于大部分劳动是无偿的——这是一种再生产下一代工人的极具成本效益的资本模式。整个医疗、法律和教育系统的机器支持人们对异性恋者、顺性别规范的社会心理投资。跨性别者的出现代表了破坏这种秩序的可能。

不过跨性别者也告诉了我们社会再生产的另一方面。他们告诉我们，人们在生活中可以不必回应资本的召唤和呼唤。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们会通过建立团结的纽带来抵抗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异化，并以如此多的创造性方式向他们的老板索回时间、工资和尊严。如果不是坚持生活优先于资本，这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工作场所以外的人的生活活动经常与资本的最佳选择相矛盾。大多数社会生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化——它是无偿的，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而不是在由管理者监督工人对资源和时间的使用的工作场所——这样的私人空间却同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额外的实验余地，创造新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

而且因为社会再生产的任务是生活，所以实验就是满足需求，而不是产生利润。因此，它激发了一种心理社会投资，就像跨性别者一样，抵触并且超越了为资本主义生产工人所需的纪律。人们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投资始终在个人层面上进行。我们睡觉，在我们没有生病时打电话请病假，有非生殖性行为，教导我们的孩子对抗权威，等等。但我们也集体满足需求，共同帮助彼此，并对国家和资本提出要求，以便更好地获取生活资源。

SRT为所有这些生活的社会过程及其中的矛盾打开了一扇窗口。在提·巴塔查里亚编辑的书《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编者注：参看书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marie-christine-20180405.htm))中，我们尝试将SRT理论化，并将其置于广义来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classical Marxist tradition)中。如果SRT能够回答一些问题，那么可以判断这样一个理论模型的成功，但随后出现了许多其它问题。SRT干得好，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利用SRT，例如，研究环境，或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来说，SRT作为研究议程，它慢慢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生活问题，因为它也适用于生产关系。人类生产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式，即其无限的可变性。无论是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代谢相互作用，还是可以满足需求和创造新需求的方式，或者调解这些关系的劳动过程，都没有特定的方法。对于在任何特定社会形态中进行的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只是两件事物之间的结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这恰恰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介入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显着特征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这个过程在过去现在都充满暴力。在直接生产者和他的生活手段之间，存在着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充满了异议或暴力暗示的可能性。所有那些抑制或协助生活实践的社会关系都是SRT感兴趣的方面。

我们很快得出结论，用一本书，甚至几本书，那怕多么详尽，都根本无法探索SRT的丰富理论脉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推出这套丛书。

我们认为该系列是利用SRT的观点，来加深我们对商品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理解，以及其过去和现在的内部矛盾。本系列中的书籍应包括对种族、性、健全能力( ability )、性别等社会压迫方式的实证调查，以及为资本创造劳动力的过程所形成和塑造的方式。同时，他们将对社会再生产进行批判性探索，并就今天挑战资本主义所需的理论和政治工具进行辩论。

我们如何参与阶级斗争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阶级。

就在现在，随着美国教师的罢工，全球性的向以色列施压的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BDS)运动，堕胎权的需求——从阿根廷到爱尔兰，从巴勒斯坦到墨西哥的斗争——再一次开始点亮我们的街道，我们想发起围绕SRT的研究，赶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希望您加入这个项目。

要提交提案或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冥王星出版社出版编辑David Shulman(davids@plutobooks.com)。

出版社的提案呈交指引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d24gssfg51q0py.cloudfront.net/wp-content/uploads/2017/09/11093044/Proposal_Guidelines_11.09.17.pdf

2018年7月21日

原载英国冥王星出版社博客（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

原文链接：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deepening-our-understanding-of-social-reproduction-theory/?from=groupmessage

原文题目：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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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兔运动：烧了性侵教授，再点燃职场、工厂

米兔到底在反对什么？

过去半年，一场反性骚扰运动燃遍了中国。一个又一个女性以米兔为名，在网络上讲述自己遭受性别暴力的遭遇。

她们划开了自己的伤疤，向公众揭露了学术界、文化界腐烂发臭的强奸文化。由于长久的性别歧视，女性很难在这些圈子里获得发展机会，而资源往往掌握在一些男性手中。在他们眼里，女性不过一个为自己服务的女仆，一个展示自己雄风的玩具。

作为掌权者，他们可以轻易地挑选猎物，施舍恩惠。即便出事了，也能轻易逃脱惩罚。而在这样的敌意环境里，女性却没有选择。她们要么聪明一点接受骚扰，要么正直一点被排挤出局。

短短的几个月里，性别暴力受害者的讲述，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再现了那些不受欢迎的触碰、那些自以为是的挑逗、那些威逼利诱的纠缠……以及，比施暴者更让人心死的，是那些对受害者的否定和羞辱。而施暴者们惺惺相惜，他们有兄弟的同情，有雇主的庇护。他们要么不做回应，要么推卸责任，最严重者也只是得到了“保护性惩罚”。

2018年7月，在诸多公益圈名人被爆性骚扰之后，《人物》做了一次线上调查。不到24个小时内，后台收到了超过1700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故事。

这一次，成千上万的公众选择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不光是因为铁证如山，更是人们要对压迫女性的男权制度、对各种圈子里的强奸文化说不！这些事情，我们经历得太多，我们受够了！

尽管大多数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都是妇女，米兔不仅仅是一场女性运动。男性同样也会被性侵、性骚扰（根据《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研究》，施暴者主要是男性）。在这些男性说出的受暴故事里，性骚扰的模式与女性受暴者极其类似。

性骚扰不光是对一个人个体的侵犯，而是一种基于性别结构性的压迫。以米兔为代表的反性骚扰风潮，绝非偶然事件，更不是什么西方的舶来品。它是追求平等的人们，对男权社会的集中反抗。

既然是反对结构性的暴力，反性骚扰行动就不会停留在为个体讨回公道的层面。尽管，在大多案子里，受暴者连一个道歉都得不到。她们被质疑，被谈话，被要求要以大局为重……

从2014年轰动社会一时的厦大吴春明涉嫌性侵女学生案开始，就有行动者提出要建立一个“性骚扰的防治管理办法”，在制度层面改变结构性的环境。从2014年到今天_，至少有38个校园性骚扰、性侵案进入公共视野，引发诸多讨论。有的案子被删掉了，有的被淡忘了。各种官方回应里，只含糊提及个人品德、生活作风问题，连性骚扰这个词都看不到，更不用提将反性骚扰制度化。

因此，这次米兔浪潮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是向男权讨回公道，还是推行性别平等的制度，依然任重道远。

米兔会破坏法治，冤枉好人？

米兔伊始，就有不少人担忧，这样的网络曝光往往是一面之词，未经审判，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一次“花边新闻”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前途，甚至一个家庭的幸福。

可事实上，就像许多参与者看到的，反性骚扰的声音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这些性别暴力受害者不光要面对来自舆论的质疑和猜忌，还要遭遇涉事组织的打压、威胁，以及揭开疮疤的二次伤害。谁又来关心她们被毁掉的前途，被打碎的家庭？

是谁在阻挠一件件性别暴力案进入公开的调查和审判呢？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轰动一时的案子，不难发现，受暴者都是从一开始，就尝试利用校方现有的制度去解决问题，寄望在法律途径有一个公正的审判。但是她们诉求往往石沉大海，没有人会听见她们的声音。如果不是在网络平台集体发声，曝出极其恶劣的情节，她们曾遭受的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南昌大学遭性侵女生起诉学校和副院长 尚无立案通知书

正在毁掉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的，不是反性骚扰运动，而是那些拒绝承认问题的人，是那些在个人品行层面理解性别暴力的观念。他们杀死了提出问题的人，也杀死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笔者曾经参与过一个研究，到重罪监狱里访谈将妻子家暴致死的男性。其中最年轻的受访者大概三十多岁，在和妻子吵架的过程中把她杀了。他当时面无表情，淡淡地提了一句，“我拿起铁锹敲了她的脑袋，然后就把她埋了”，并表示，“没想到一棍子就打死了”。还有一个大哥四十多岁，儿子被送到孤儿学校。一提到儿子，他突然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涕，后悔自己太冲动，对不起孩子和家人。

哪怕一辈子失去自由，他们依然相信打女人再正常不过。他们的错只是下手太狠、运气不好，把老婆打死了。

如果说给受害者讨回公道，他们都认罪伏法，受到了应有的制裁。甚至，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可即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和性侵、性骚扰一样，家庭暴力是一个性别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他们所犯下的罪，不是自己倒霉、一时冲动。而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男人统治女人顺从。男人可以拥有女人的一切，包括性。他们无法忍受那些不服从的女人。

<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e179b931373b57140b3368093e7f04c9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080" data-rawheight="60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e179b931373b57140b3368093e7f04c9_r.jpg" width="1080"

86%的强暴实施者认为自己有权向女性要求性。来源：《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

哪怕有幸借助现有的司法，讨回公道仍然是不够的。解决这一切，我们需要彻底改造人的观念、彻底打碎这个男权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的建立、社会的变革，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受暴者含冤受辱，更多的施暴者家破人亡。

反性骚扰面对的是整个的父权社会、强奸文化。是的，个别人可能会被误伤，但这个腐烂的系统却无比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如果想要真正保护受害者，杜绝“冤假错案”，我们就更得砸烂这个吃人的系统。

工人阶级妇女也要米兔！

半年来，米兔浪潮席卷了学术圈、公益圈和媒体圈。的确，这些圈子因为文化资本较高、掌握了话语权，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暴力在其他行业就不存在。反性骚扰，也不应只是某一阶层的特权。

在中国的底层，在制造业、在服务业、在农村，这些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工人阶级妇女同样在经受严酷的性别压迫。

据2014年的《广州女工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70%的受访女工遭遇过性骚扰。其中78 .26%来自同事。43 .50%的女工采取隐忍的对策，15 .20%的女工以自动离职表示反抗。没有人想到要向妇联、工会及警察求助。在许多被曝光的血汗工厂，性侵和体罚女工都是资本家控制工人的重要手段。在众多劳动抗争的过程中，女工行动者往往受到来自管理者的荡妇羞辱和性威胁。

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零售、医护）是性骚扰最高发的领域。其中酒店和餐饮服务员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她们经常独自完成工作，缺少劳动保护，雇主要求她们要待顾客为“上帝”，结果服务业的性骚扰案件远远多于其他行业。

2005-2015年间，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零售、医护）的性骚扰案件是教育行业的10倍 来源：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

女性贫困问题同时滋长了性侵和性骚扰的肆意蔓延。由于在教育和职场上的歧视，底层妇女很难找到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她们只能忍受施暴的同事、老板、伴侣。如果离开这份工作、这个男人，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对于工人阶级妇女而言，性骚扰的解药也在于建立一个收入分配更加公正的社会。有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工人阶级妇女不需依靠男人，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

半年来，我们看到中国追求性别平等的人们和受害者坚定地站在一起。有人建立防删档案库，有人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和法律援助，有人想办法提出制度化的建议，有人站出来发出女工的声音……每个人能做的，不仅仅是不要忘记。

作为一个热点，媒体关注了片刻就会离开。但作为一场运动，我们希望，米兔这把火将烧到最腐朽的地方，解放更多的底层劳动者，将性别平等推动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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