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爆雷,投资人血本无归只因为咎由自取吗?

如今,P2P的雷暴还在持续。一个庞大的中产投资人群体开始浮出水面,在雷暴声中,他们哀鸿遍野。他们惨遭清洗,只是因为他们傻、贪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似乎近在眼前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作者 | 林深

“一夜之间,全都爆了。”7月底开始,许多P2P平台的投资人发现到期的资金不能够兑付,甚至有平台直接发布通知,平台暂停服务、老板跑路。P2P爆雷潮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爆雷潮“难民”焦急地投诉、报案,不少QQ群聚集了大量的“难友”。而在线下,大量投资人顶着烈日与暴雨,涌入到上海、杭州、北京等P2P企业集中分布的城市,希望找回丢失的财产。


几十位“牛板金”投资人在大堂聚集维权 图片来源:网贷天眼

过去几年,年化利率从近10%到20%不等的P2P理财平台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人。不少中产阶级将上万甚至上百万的积蓄投入到了P2P平台,另外有一些年轻人不惜从信用卡、网贷、亲朋好友手上套现借款来投资P2P。P2P爆雷之后,一切梦幻都破碎了——有些人的积蓄血本无归,有些人一夜间债务缠身。

就在“难民们”焦急地找寻追回资金的办法时,许多局外人却开始对受害者们加以指责——或嘲讽他们傻,对显而易见的风险视而不见;或斥责他们贪——竟然倾其所有,甚至不惜高举外债进行投资。就连官媒也开始提醒投资者“擦亮眼睛”,“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博傻’”。

如今,P2P的雷暴还在持续。人们感叹,海水退去后,人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同时,一个庞大的投资人群体也开始浮出水面,在隆隆的雷声中,他们哀鸿遍野。但这些投资人遭遇的悲剧,真的只是因为他们又傻又贪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似乎近在眼前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债权投资,远比股权投资安全

“我工资收入一万左右,对我来说,这些损失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要好几个月才能挣出来,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 在这场P2P雷暴中,Jack丢了至少3.8万元。对于这一笔损失,他只跟媳妇说了“不影响生活”,但万万不敢告诉她具体的数字。

2011年,P2P刚刚起步。刚毕业于北京某211大学财会专业的Jack从贴吧上敏感地注意到了P2P的广告,开始试水,“投了1w人人贷,那时候年化收益率13.5%,赚到了。”

P2P,即person-to-person(或peer-to-peer)的缩写,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在中国,最早的P2P网贷平台成立于2006年。到了2012年,中国网贷平台进入爆发期,网贷平台数量扩大到2000余家。这一年,国内含线下放贷的网贷平台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在那之后的几年里,P2P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Jack对P2P显然做足了功课。“首先,p2p模式是从外国引进的网络借贷模式,盈利主要来自于利息差和手续费;其次,和权益类投资不同,我们拿到的是固定收益;然后,我们承担的投资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也就是债务人破产导致的风险。”

充分了解P2P原理的Jack没有冲动地投入过量的资金。“我个人是属于风险厌恶型的。而且我是一名会计师,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要学习相关的知识。我之所以投资P2P,是因为我觉得债权投资风险相对比股权投资风险小的多。”也就是说,将P2P选作自己的投资方式,已经是Jack理性考虑做出的相对保守的选择了。

面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作为并不富裕的中产,不敢也没有能力投资房地产等“大项目”,又不甘心把钱放在银行里任其贬值,P2P投资似乎是最折中的方法了。而P2P平台正是瞄准了这一群体进行“精准打击”。

稳妥起见,Jack还给自己设置了一整套的保险方案。首先,他在选择P2P时给自己划了三条红线:第一,必须有银行存管;第二,必须有大型企业的推广或入股;第三,投资回报率不能超过15%。另外,为了降低风险,他还采取了“分散投资策略,在不同的平台投资相对较低的金额。”

“我想到了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篮子都在一个车里,然后车翻了。” 雷暴来临,Jack才意识到再怎么小心,风险都很难避免,“银行存管就是个笑话,平台完全有能力绕开所谓的银行存管;然后这次我遭暴雷的平台基本都是小米推广的,小米却甩锅不管;至于第三条,面对这种连环雷暴,也是根本无效。”

“过去我相信,向P2P贷款的小微企业就算信用度再低,也是企业,企业有资金周转,就会有收入,本金损失都可以接受。”但这场雷暴改变了他的想法,“这行业并不正规,相关的法律框架并没有建立完善,所以最大的风险,是道德风险,而非投资风险。”

Jack无奈地自嘲道:“可能是因为读书读傻了,才低估了道德风险吧。”

但Jack再理性,仍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由于急功近利的产品营销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不景气,P2P模式的财务风险系数被放大了。P2P平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加速扩张,一边向投资人承诺高收益,一边向借款的个人与企业降低借款门槛,这意味着有大量信用度低,从银行拿不到贷款的个体转向P2P民间借贷。而P2P平台则指望着这些人付出高比例的贷款利息,以支付他们对投资人的承诺。然而,在实体经济不景气、P2P信用体系缺乏完善的背景下,P2P平台坏账率居高不下,一些平台甚至拿后来投资者的资金来补足前面投资者的收益。

在国内经营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年轻创业者阿杰表示:“现在的经济环境,没有什么生意能够达到10%以上的盈利,一些P2P却给出了将近20%的收益率,这根本不靠谱。”

“我是比较早的米粉了,我相信它”

白星也是这次雷暴的受害者。2016年,正是P2P平台e租宝非法集资案爆出的那年,P2P还很火爆。当时30岁的白星通过亲戚第一次接触到P2P投资,“最早也是不信的,比较谨慎。我有亲戚在H大金服上班,亲戚说他们自己都在投,没什么问题,我就投了。” 很快,白星就尝到了甜头,“那时候投了大概30万,利息是8%一年,第一次就拿回了本金利息两万多。” 回款次数变多,就慢慢放下了戒心。

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成交指数(红线)在一定攀升之后开始波动下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气指数(蓝线)不断波动上升,直到2018年7月P2P雷暴发生,两大指数骤降。

不得不提的是,白星还是一名资深的“米粉”(小米产品的粉丝),而这一层身份,正是促使他扩大P2P投资的重要因素。“我投的掌悦理财和小米有合作,说是只有拥有小米手机的、并在小米的软件市场里下载才能获得专属福利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小米产品的销售和P2P的推广深度捆绑在一起。比如,MIX2S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官方商城要抢购,很难买到,但是如果购买了理财产品就有机会获赠。另外,不少P2P理财平台直接嵌入小米互联网生态链服务中,如小米手机的“小米运动”APP和小米VIP的每日任务,广告中标注了“米粉专享”、“每日福利”等字样,小米用户完成下载、注册等任务后,就能获得奖励。


图片来源:网络

白星对小米的信任,是长期以来培养起来的。“说真的,上网随便搜索都能看到利息10%以上的P2P产品,我都不会相信,但小米推过来的平台我还真就没多想,看他们这么大力宣传还是米粉专享的,肯定没问题。毕竟我是比较老的米粉了,手机刚出的时候我就有购买,现在家里的净化器、扫地机器人还有父母的手机都是小米的。”

出于对小米的信任,白星甚至没有再仔细审查P2P另一端。“掌悦有说是保本保息的,还有三方的担保公司,并且接入了网银存管。风险提示我之前还真没看到,爆雷之后再回去看,才发现背景上写的风险提示,而且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很小。”白星表示,自己曾经用天眼查查过借款的公司,确实有实体,但是更多的信息就需要花钱买权限了,“况且你借出去的标都是被打乱的,不可能每一个公司都去看。”

不过,就算投资人足够仔细看到了那一行小小的“投资有风险”的提示,哪怕他们在“天眼查”之类的地方查到了借款人的公司实体及股权信息,他们仍然难以辨识真正的风险。为了吸纳更多的资金,本应当承担信息中介的P2P平台在承诺高收益的同时,却刻意地掩盖投资的风险。比如,这些平台只会告诉投资人“预期回报”,但不会写清楚“预期回报”是如何计算的,更不用说详细披露底层资产的性质,对于产品违约之后的赔付问题更是少有提及。

曾经,白星一度通过P2P投资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如今,小米推荐的P2P遭遇大规模爆雷,白星一下子损失了80万。现在,白星加入了一个小米维权QQ群,群友自主统计,截止到8月2日,小米推荐的P2P平台爆雷率高达76%。

“小米在宣传他们的产品时有没有对公司的背景进行审核?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小米现在这么高的暴雷率,说明这些问题平台就是冲着小米庞大的米粉资源去的。” 在白星以及群里的群友们看来,小米应当赔偿他们的部分损失。

借助中产对投资的巨大需求,P2P在过去几年疯狂生长,并在各大互联网渠道疯狂投放广告。2017年,P2P几乎霸屏主流网剧,比如口碑极高的网剧《白夜追凶》里钱站与爱钱进两家P2P平台的创意中插广告;又如《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出现了悟空理财、现金借款、爱钱进三家网贷平台;近日被立案调查的唐小僧的广告就曾出现《琅琊榜2》等多个热播剧中。

风险信息的刻意掩盖,推广宣传的疯狂美化,P2P为自己塑造出了“安全投资”完美的形象,为投资者强行灌下了放心药。但推广者、融资人、生产商的利益紧紧绑定、债权股权暧昧不明、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这一切,投资人不会知道。

“要不是国家站队,搭个台子说年收益10%,您信吗?”
早在2013年底开始,P2P平台的危机就已经开始显现。随着投资需求不断高涨,不少创业资本开始涌入互金行业,在P2P领域,一个刚刚上线的平台,一天之内吸纳个几十万甚至百万并非难事,一批平台居心不良,在上线的几天甚至半天内,圈了一把投资人的钱就拍拍屁股走人。截至2014年12月,出现提现困难、倒闭、跑路等问题的P2P平台达到338家。更为震撼的案子出现在2016年,一家名为“e租宝”的P2P平台非法集资700多亿元,其庞氏骗局本质被坐实,受害的投资人规模多达90余万。



2014年P2P跑路欺诈部分企业名单。图片来源:网贷之家

但吊诡的是,P2P领域已经爆发的集体性危机仍然没有击垮后来投资人的信心,主流媒体的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因为国家和媒体的站队所以才那么多人入坑的。要不随便看到路边搭个台子说年收益10%,您相信吗?”白星回忆,两年前他在媒体上看到过大量鼓吹互联网金融的新闻报道,“就是国家之前的拼命推广,让很多人忽略了风险。”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实际上,P2P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火爆,与当下的金融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近年来,在去杠杆的政策引导下,传统金融机构对于贷款审批不断紧缩。在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信贷审批的小刘表示,“因为央行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注:银行需要提留一定比例的存款,以保证储户提款,其余的存款才能用于放贷或投资,这部分存款叫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调高银行准备金,减少银行贷款,抑制经济过热。)这两年银行在个人信贷、个人抵押贷款还有企业贷款的业务上都在收紧。”在另一家城市银行工作的小妮也表示:“我们银行从去年开始走保守路线,坏账金额太大了,银行不看好市场,不敢放款。”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民间金融借贷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银行小刘对此也深有体会:“很多民间借贷企业出现了,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接近银行工作人员,希望能够接触到那些贷款遭拒的人的信息。我是不敢,但据我所知,我有同事就曾经向外售卖过这类信息。”

金融借贷业务就这样被进一步地去中心化,不断交给了民间市场。而这些P2P的投资人,大多只看到了包装精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看到了主流话语对该行业的普遍看好,却难看到自己投入的一笔笔生活储蓄,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消化整个金融系统的债务危机的工具。

当P2P平台不断透支着信用,向投资人们打造着P2P“安全投资”的形象,加之主流舆论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些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漠视不是因为傻和贪,而是被不断市场化的金融世界制造出来的。

暴雷之下,中产下沉
雷暴之下,焉有完卵。
在这一波P2P爆雷中,受害者不是资产富足的上流社会,也并非袋中羞涩的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P2P平台正是看准了的“新中产”,更准确地说,是这群人的家底。


图片来源:谷雨

白星说,他损失的80万本来是要在成都买房付首付的,“这下子计划全泡汤了”。受雷暴影响的还有他的家人,“就昨天,我姐姐投的60万也爆了。这些我都没敢跟父母说,他们年纪大了,怕他们担心。” 白星因为这笔损失,压力很大:“如果有什么维权活动,我会去的。”

Jack说,“3w多损失追肯定是要追的,但是我并不打算去闹事,也不会参加集会活动。我能做的就是报警,工商投诉,信访办留言,然后等事情告一段落,联合起诉小米。我不会做任何违法或涉嫌违法的事,因为一旦被抓,前途就完了,不值当的。”这次事情之后,“只会考虑保值,不会再考虑增值了,因为风险完全不可控。以后可能要将90%的资金放在国债上了。”

而把近35万储蓄投入到P2P里的阿紫因为这次雷暴陷入了绝境。“我生活本来就挺糟的,被坑了后跌入谷底了。我家里重男轻女,我父母我弟弟有什么开始都找我要钱,否则就到外面去说我不孝。加上我离了婚,还带着一个孩子,现在经济不好,我三十多了,工资太低,赚不了那么多,经济压力很大,才拿去投资。本来就指望这点存款,未来算有点看头,但现在钱没了,我打算把孩子还给我前夫,我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被收割的中产投资人们成千上万,如今正躁动不安:在雷暴之后,我们这些中产,还是中产吗?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365

推文合集10

C:香港的衰落是因为失去了自由市场。 S: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是世界第一,今年的数据! C:你忘了旁边的中共了?不少公司的总部都撤走了! S:说到这个,你觉得有可能这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开总部吗?

那些嚷嚷共匪是“黄俄”“汉奸”之类的白痴非常可笑:如果共匪当年就是独立组织,没有苏联的资助,也不叫中共,那么是不是怎么作恶都没问题了?

有些左派(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左派)非常傻逼的地方在于反对“身份政治”,呵呵,滚去读读历史吧,最早推行“身份政治”的就是社会主义者,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主张同性恋平权,只是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衰落,进步右派才猴子称大王。

虽然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动了大反扑,但再反扑也无法反扑到恢复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程度,社会主义战斗过的地方,究竟还是留下了果实的。只是这些果实被进步右派无耻的说成资本主义带来的,呵呵。

刚刚翻译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很多美国人都不去投票,然后我想到了evil曾经指责香港人的投票率太低,又说美国人比香港人强很多之类的,呵呵。这傻逼在很多问题上的臆想程度不比那些纳粹们低啊。

元首看到他的纳粹徒孙们把他的纳粹党称作“社会主义”,大概会气活过来:老子反了一辈子社会主义,杀了无数社会主义者,竟然被这群不肖子孙称作社会主义?

毛贼在文革时扫除了民间宗教,从而给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中国基督徒人数增加,毛贼是第一大功臣。

当年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私有化了一切,唯独铜矿没有私有化,因为一旦私有化了,他连军饷都别想发出来了,就更别想维持独裁了,呵呵。

有傻逼说私有制是人类的自然形态,因为私有制有几千年历史。很好,独裁专制也有几千年历史,你怎么不滚去支持呢?

哈耶克这个傻逼把中央计划经济(更准确的称呼是指令经济)说成是苏联极权独裁的原因,但事实是苏联的指令经济出现在十月革命的十年之后,而中国的指令经济出现在1953年,是共匪独裁夺权的4年之后了,指令经济是极权独裁的结果,这傻逼倒果为因,等于说“城管打人是中国独裁的原因”,呵呵。

当年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是和殖民地革命论搭配的,本身就是针对被压迫被殖民的人民,而不是刘纳粹的狗屁“发明民族”。

C: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是自己的问题。 S:那你是怎么解决小孩照顾问题的? C:我请了家佣(香港对保姆的称呼)。 S:你以为所有人都请得起吗?这些保姆自己的小孩怎么办?

在税收方面制造生与不生,有家庭与没家庭的区别,其实还是压迫,目的是强化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正确的做法是:税收无区别,但提供社会化抚养服务与生育补贴,同时儿童的基本需求完全免费。至于“家庭与事业的冲突”,男女同时强制产假可以缓解,但要根治,只能通过实现经济民主来根治,因为独裁老板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敌视要生育的女性和要照顾儿童的家庭。

举个例子:DSA就有提供儿童照料服务,这样开会和其他活动的时候有儿童的家庭也能放心过来参加,而不是担心儿童无人照料,但私人独裁企业是不可能免费为员工提供的,就算是大公司高管也没这待遇,因为这么做会减少利润。

哈哈,希腊哲学和罗马哲学时期,基督教他爷爷都还没出生呢,基督徒滚回去补习一下世界史在出来秀下限好不好?而且基督教改邪归正个屁了,是后来被世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逼得再不放弃鼓吹bible的狗屁就要成为历史的尘埃了,才不得不改口,基督徒还吹上了?

如果没有政治民主,撒切尔和里根早就成为世界级屠夫了。

马克思当然该喊冤,共匪和斯大林抄袭的毛教和马克思的理论狗屁关系都没有;但长毛的作为是符合bible的,bible可是公然鼓吹不信上帝的都得死。

很多白痴以为“五险一金”是福利,别傻了,“五险一金”就是把你的工资强迫拿走一部分而已(企业的部分也是你的工资),不是福利而是抢劫。

在我还只是支持北欧福利国家时,evil就非常反对我的这一想法,说什么“中国人做不到”,然后我是这么回复的:滚去看看ICIJ的离岸资产报告,万亿为单位离岸有钱,铸造福利国家就没钱了?骗鬼啊?我本以为他不清楚这一报告,结果令我吐血的是:他认为离岸是“人性自利的表现,没什么可惊讶可关注的”,呵呵。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沙俄时期压迫女性和性少数的法律,并于1918年正式合法化堕胎。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政府公务员是托洛茨基的下属。所以,还真别说共匪是什么黄俄,共匪比起当初的布尔什维克差远了。布尔什维克多少还做过一些社会主义的事,共匪?共匪离社会主义的距离和纳粹一样遥远。

支持殖民的都是奴才,无论理由是什么。

evil这个白痴曾经和我说西式婚姻制度中父亲和丈夫是保护者,然后我回了一句:农场主也是牲口的保护者。保护者,呸,谁要你保护了?

专偶制婚姻制度本身就是臭男人为了独裁霸占女人发明出来的。

法轮功这群极右奴才不仅反江不反共,给川普洗地,还攻击性少数,这群纳粹要是上台,我不认为他们会比共更好。

同样,学个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民主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费边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左翼改良主义…….还有左派右派的起源,社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整个世界的左派发展史,共匪的教科书里屁都没有,大部分中国人连有几个国际都不知道。

毛贼坦克周公公都是留学生,这叫泥堆?蒋特勒留学,宋子文哈佛,也没见KMT多好。

说实在的,很多议题即使是用百度搜索,得到的资料都比臆想和偏见要靠谱,但很多白痴在墙外也不肯用google,而是迷信某些推特大V,真是奴性啊。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不等于历史只能如此,例如毛贼时代建立了不少工厂,不等于只有毛贼能建厂,独裁公司创造财富,不等于只有独裁公司才能创造财富,而极右垃圾小纳粹们经常把两者等同,呵呵。

武力传教是bible鼓吹的,所以长毛并没有违反教义,基督徒凭什么说不是基督教?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看他或她的主张是否是反压迫的,是否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是否支持民主自由人权。而不是看其自称,或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崇拜,如果一个人反对平权,那么再怎么自称再怎么崇拜,不过是一个无耻的骗徒。

共匪推动禁止精日言论法律的问题并不在于极右日奴的仇恨言论是否该被禁止,而在于共匪想要借此禁止的并不是精日言论,而是反对它的言论。

唐纳德希特勒削减福利,给富豪减税,导致美国穷人的日子过的越来越差,工资也降低了,这些川粉们是不会说的,呵呵。

bible里明文写着要不信上帝的都去死,要同性恋者去死,要女人当男人的奴隶,你们亲爱的上帝还发大洪水屠杀了99.9%的人,共匪?共匪表示我们真比不上啊。

你亲爱的bible说的是不是真的关我屁事,你们基督徒是按照bible上的狗屁去做的,呵呵,我说错了吗?

不是缺乏信息,而是长期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联合洗脑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那套就是纳粹,只是加了一层粉饰而已。而美国的金钱政治也严重腐蚀了民主,两党一个右一个极右,社会主义被打压,法西斯主义必然大行其道。

前几天翻译了DSA网站上的一篇OP-ED,里面提到:如果教育免费了,但是教育内容还是被资本主义理论所垄断,那么这种教育还是资本主义的。很有道理,免费教育是基本人权,但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每个人都能自由的选择自己所受的教育内容,而不是被强迫灌输。

要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哪个阶段更恶心,这很难下结论,因为都很恶心,而实际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本质是相同的。

把人扔到精神病院和儿童古拉格都不是共匪原创,当年大英帝国和美国都这么做过,迄今为止美国还有这种恶心的私人军校,呵呵。

你亲爱的基督教祸害世界将近两千年,屠杀异教徒屠杀不信者屠杀同性恋者,从希帕提亚到十字军东征到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到瓜分非洲殖民亚洲,共匪和你们相比算个屁啊,呵呵。

Debt is slavery.债务就是奴役。

如果你认为政党是不会变化的,一百年前是什么现在就还是什么,那么你是个傻逼。

收买少数人比收买多数人容易得多,这就是代议制民主如何蜕变为金钱独裁的。争论哪个资本主义政党更好还是更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们都有金主。

一个民族:中华民族 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 一个领袖:习特勒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当年纳粹的口号。

有美国吹说美国人承认历史。呵呵,美国人承认历史也就是最近几十年,贾雷德戴蒙德就说过在他小时候教科书里承认的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数是远小于真实历史的,后来在印第安人不断的抗争下历史书中才有了真实的历史,你们还以为是你们白大爷仁慈?呵呵。

看到新闻自己不去对比查证寻找原始出处就相信了的,特别是关于外国的新闻,相信中文圈流行的狗屁就是傻逼。

发明民族就是要区分你我,而如何区分最有效?鼓吹仇恨。所以刘纳粹上海民族党之流诉诸种族主义也就不奇怪了。

实际上毛贼时代几十年不加工资,“国企”是专制的党官僚私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确有那么一批工人贵族,现在成了毛粉的主力之一。

外国的毛派有一点比中国毛派强:直接表明自己是毛派,而不是像中国毛派一样谎称“马克思主义者”。

C:工会没用。 S:工会可以帮助被老板性侵犯的工人维权! C:性侵犯和老板有什么关系? S:那为什么只有老板性侵犯员工,没有员工性侵犯老板?

如果政府做到了no one left behind ,那么教会就会失去大部分成员(通过提供基本需求服务是教会骗人入场的最常用手段),所以教士们总是会攻击福利国家。

“Yuri is our master” “毛主席 is our master” “川普 is our master” “God is our master” “郭文贵 is our master” “刘阿姨 is our master” “中华民族 is our master” 社会主义者:Enough ! There is no master !

将后天表现与先天属性捆绑的都是傻逼,没有例外。

资本主义哈巴狗普遍站着说话不腰疼,以为其他所有人都有他的运气和条件,所以才会认为“穷困是因为穷人自己不努力”这么傻逼的命题成立。

如果民选了一个官员但上台之后人民就无法控制此人言行,那么这和独裁也没什么区别。

对政府来说,纵容就是支持。

“经济自由”不是自由,而是剥削阶级胡作非为。

父权压迫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同架构的: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都是一群人剥削压迫另一群人,不肯被剥削压迫的人会被镇压(被迫害的反抗女性和性少数,被迫害的罢工工人),不肯扮演压迫者角色的压迫者会被排挤(不服从性别刻板印象的男性被歧视,有良心的老板做不大),以及都以谎言和暴力维持。而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是为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洗地用的。社会主流文化必然是为主流制度洗地用的。

S:你看到铅笔纳粹社的那些人没有? C:他们无耻的扭曲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S:扭曲?有趣,为什么非要找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去扭曲?他们怎么不扭曲一下DSA的文章?

有刘纳粹的粉丝指责中国发生的对女同性恋的迫害事件,真是可笑。可笑之处在于,刘纳粹吹捧的基督教本身就是最压迫性少数的,既然当了刘纳粹粉丝,怎么可以做不符合你家上帝刘的指示的事啊?

如果对方讲道理,我就讲道理;如果对方满嘴逻辑谬误外加文革语录(扣帽子),那么我就直接开骂。很不幸的是,资本主义哈巴狗基本都是后一种。

我曾经在FB上看到有白痴台湾人认为台湾犯罪率越来越高,然后主张鞭刑,然后我顺手google了一下,结果是:按照台湾行政院官方统计数据,台湾最近十几年的犯罪率是越来越低的,只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造成了“看到的犯罪新闻越来越多”的错觉。而我观察到这些人同时也是绿营,主张台湾独立。当然他们有权独立,但这事让我开始怀疑,他们是真的思考过然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单纯的人云亦云?

基督徒:请给我们捐款! 我:你们不是信上帝吗?怎么不叫上帝给你们打钱呢?

资本主义:我们要竞争。 国族主义:国家和民族之间要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国族主义总是相互勾结。

自由市场教徒们为法西斯主义洗地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市场和奥斯维辛还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都是鼓吹丛林哲学的屠宰场,都反平权,都不管人的死活。

指望为法西斯主义洗地的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同情底层?你想多了。

至于自由主义,呵呵,哈耶克的徒子徒孙们恨独立工会超过恨极权独裁,他们的上帝哈耶克就支持右翼独裁者毁灭民主。

C:资本主义最符合人性。 S:这么说人性是不可能被改变的?那么种族主义也没错了。 C:种族主义当然是错的,因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后天文化。 S:你没发现你在自打脸吗?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总是和种族主义搭配,除了分裂工人阶级和利用种族主义对少数群体进行剥削压迫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鼓吹的“普世不变人性”和种族主义逻辑是共通的。

当然,资本主义如果真的“符合人性”,那么也就不需要用谎言和暴力去维持了,事实显然是相反的。

右派: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因为人只会自利,只会为了钱行动。 右派:老板们都是大善人,会主动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工人,所以让我们给老板减税吧,他们会主动把钱给工人的! 左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父权的本质是:男人必须做奴隶主,女人必须做奴隶,男人必须和女人组成核心家庭以进行压迫。

中国的穆斯林鼓吹政教合一的,没有; 中国的基督徒鼓吹政教合一的,大批。 所以,在中国,基督徒比穆斯林更危险。

穆黑从实际效果来看都是共狗,无论是不是真的拿钱了。

奥巴马是个大右派:血腥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无人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屠杀平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国会出现疫苗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的传言),血腥镇压苏族印第安人反抗肮脏的石油管道污染祖地和水源的行动。再结合这厮鼓吹帝国主义“美国梦”,乔姆斯基骂他一点没错,他不冤枉。

对性少数群体和对女性的剥削压迫都起源于私有制父权专偶制核心家庭,而这是右派们最喜欢的家庭形式,呵呵。

S:听说了吗?某公司突然宣布增加工作时间,大批人气得辞职。 C:听说了,有什么问题? S:突然宣布增加工作时间还没问题啊?契约精神呢? C:工人们可以中途提加薪,老板们就能宣布增加工作时间。 S:呵呵,那当初签订个几年合同是拿来放屁的? 老板们可以任意撕毁合同,工人们不能说不,呵呵。

哈耶克支持种族隔离,所以哈耶克的孙子们为南非白人政权洗地一点也不奇怪。

“让市场决定”是无耻的奴才狗屁,我凭什么要让自己被狗屁市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市场不过是剥削阶级操纵的屠宰场而已。

经济自由=老板们剥削掠夺奴役压迫发动战争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的自由。

对付那些傻逼逼婚催生的狗奴才臭垃圾,最有效的反驳是:结婚费用你出?生下来你养?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是恶心。

我曾经中过一个陷阱: 我:我反对殖民,殖民就是践踏人权。 evil:哦?那如果你去管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卫生习惯很差,你会怎么做? 我:为什么要管这个? evil:那里的小孩子因此生病死去。 我:那么我会劝说他们改变糟糕的习惯。 evil:他们不听呢? 我:…….那就只有法律强迫了。evil:这就是殖民。 这里的陷阱是,“我去管一个地方”这一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民主是基本人权,我没权去管那个地方的人民。

推上最恶心的,还是非基督徒莫属,连川粉都动摇不了他们的地位:哦,我是神的子民,你是罪人,你不信上帝会下地狱的,上帝反对同性恋,上帝反对婚前性行为,上帝反对政教分离,上帝要你顺服他…….去死吧,上帝!

侦探小说会给人一种破案容易的错觉,实际上,小说都是先设定好结果再根据结果进行情节设计,而真实社会中证据推导出的可能有很多种,再加上资源限制,所以破案率很低,这是非常正常的,共匪的所谓“命案必破”根本就是脑残要求,直接导致酷刑逼供横行。而犯罪问题的背后都是社会问题,犯罪要么是一种无效的阶级斗争(例如无差别袭击),要么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压迫(例如性侵),不去解决社会问题,嚷嚷狗屁乱世用重典,是典型的傻逼奴才。

当唐纳德希特勒把支持他的华人纳粹们扔出美国时,我会为他欢呼的,呵呵。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么他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了。

认为奥运会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真是可笑的一厢情愿啊,奥运什么时候和自由民主有关系了?纳粹1936年举办奥运,后来发动二战了,呵呵。

有傻逼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认为“车臣迫害同性恋者俄国政府没责任”,呵呵,车臣可是你俄国政府管辖的地区,没责任?那新疆的局势共匪也没责任了?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明君,只有暴君和会骗人的暴君。

政府控制不是问题,政府不够民主才是问题,就私人独裁来说,由政府独裁和由公司独裁并没什么区别。

我很奇怪那些巨婴奴才为什么会认为某个不受他们控制的势力(赵老爷,美国政府,军队,警察)会主动保护他们,他们有什么必须保护奴才的理由吗?

军队和警察都是剥削阶级的镇压工具。

封闭小区和避税天堂是一个东西,都是不该存在的剥削阶级的庇护所。

“因 為 中 國人即使吃著美式食物 ,也不代表他們接受了 美式思想,更與共產 黨政 權是否有決心促進民主化毫無 關條 ”这句说的太好了!中国的社交网络上的城市中产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吃穿喝用美式,追求英式贵族生活和贵族教育,但一旦提到政治经济,和官媒是高度一致的。

我观察到墙内“中产”的普遍想法是:我努力(剥削压迫,当剥削阶级的走狗,当被收买的工人贵族)了就应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了,活脱脱的希特勒。要多傻逼才会认为这种希特勒会带来民主?

看到有不少人认为LGBT人群应该清醒程度高一些,这很可笑,LGBT是天生属性,而是否清醒则是后天社会环境决定的,被压迫就清醒?那就不会有精赵和精神老板们存在了。

所谓种群基因就是种族主义,和纳粹当年鼓吹犹太人落后人种是一样的。

那些嚷嚷“中产阶级民主”的傻逼们,应该主动滚去看下那些纳粹中产是如何上窜下跳cosplay希特勒的。

观察了一下墙内社交网络上的“中产阶级”言论,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纳粹不会是民主的朋友,只会是民主的死敌,他们倒时候不主动站在共匪那边支持再来一次六四就算不错了,呵呵。

金钱购买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例如五毛。

英国的极右纳粹们攻击社会主义书店,这就是保守主义纳粹们的言论自由,呵呵。

没条件的照顾才是照顾,有条件的照顾只是交易。

新自由主义“解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方式: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我们自定义的,根本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的完美自由市场!

民族是基于想象的骗傻子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是剥削阶级压迫的工具。

人看到暴行:可恶的暴行,可恶的压迫者,阻止他们! 奴才看到暴行:看到没有?要乖乖跪下来当奴隶,支持保护我们的赵老爷,不然后我们也会遭受这些。

我支持台湾原住民独立建国,和这些汉人入侵者的后代混在一起,迟早被完全同化,彻底失去自己。

C: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S:既然如此,那大英博物馆那些被抢来的文物怎么还没还给原主人? C:放在那里比放在那些落后国家更好。 S:不是说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吗?

台湾民族主义者有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恶心:台湾的原住民并不是他们汉人,而是南岛民族,汉人是最近几百年才入侵台湾的,并且屠杀原住民,抢占掠夺原住民的土地,而他们在鼓吹民族主义的时候,一边无耻的继续侵占原住民的土地,禁止原住民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另一边则把原住民拿出来装点门面。

话说,美国的政客和商人有什么要中国民主的理由吗?中国民主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不能再吃“低人权优势”了,不能再和太子党们勾结了,不能再享受监狱奴工的廉价血汗产品了,不能再把洋垃圾丢到中国了,中国维持极权独裁才是对美国剥削阶级最有利的。

那些天天幻想美国救世主的民逗没资格叫民运,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幻想来的。

资本主义恶化的不平等和工作机会的减少重新唤起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右翼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是转移和毁灭这些批判。因此,民族主义的背后是富人金主。

纳粹是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的必然结果,至于所谓的“公平竞争”,从一开始就是骗傻子的狗屁而已,竞争不可能公平。

最近看了下某外国奥派会所的文章,里面把中国称作:凯恩斯怪兽,他们对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共匪拿去救市的那四万亿极为不满,但这是他们傻逼:如果没这四万亿,经济危机会在中国同步爆发,后果多严重不用多说。当然,这四万亿也只是续命而已,无法阻止最终的爆发。

公司这种影响他人的机构理应得到被影响的人许可之后才能设置,特别是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公司,例如最近的氧化铝厂。化工类工厂对环境的污染是极其严重的,而傻逼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们竟然鼓吹取消管制,呵呵,这完全是要弄死地球啊。

当年皮诺切特执行了芝加哥哈巴狗们的狗屁,结果导致智利人大规模失业,大批智利人被迫当难民逃到委内瑞拉找工作,而今天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国家资本主义黑帮把委内瑞拉人逼到智利去了。

市场的力量就是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力量。

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1,《海盗与君主》,这本书让我直接开始质疑美国,开启通往社会主义之路;2,《新自由主义简史》,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并对资本主义的谎言有了免疫力;3,《铸造民主》,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普世价值是社会主义者铸造的,而不是资本主义哈巴狗。

正义?呵呵,屠杀印第安人正义?奴役黑人正义?侵略菲律宾毁灭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正义?参与狗咬狗的一战正义?把日裔美国人扔进集中营正义?血腥镇压一战老兵正义?麦卡锡白色恐怖正义?发动越战造成至少几十万越南平民死亡,毁灭越南的民主正义?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上百万伊拉克人民惨死正义?

这和基督教自身无关,只是地缘政治问题:梵蒂冈是和美国政府一伙的,所以支持波兰内部反对苏联傀儡的反对派;而在多米尼加,梵蒂冈就支持美国支持的独裁者特鲁西略。

推上的非汉人不少还是能认清自己的处境的,但汉人普遍一股浓浓的帝国主义臭味,令人做呕。

资本主义鼓吹的狗屁”投资个人“使得父母把后代当成投资工具,无耻的剥削奴役压迫后代,真是恶心。

看到称赞父母的我就恶心,父母生后代,是一己私欲,动物本能,照顾后代更是应尽的责任,难道生了之后就不管了?本能和责任而已,有什么可吹的呢?

把经济发展当成政府责任的都是傻逼,经济发展是人民自己的责任,而政府的责任是捍卫人权。

那些站出来的中国工人比那些天天吹捧素质论的纳粹们强无数倍。

这世界上最无耻的谎言就是“父母爱子女”了,父母如果真的爱子女,就不会把他们绑架到古拉格,不会逼死他们了。在独裁专制的父母眼里,子女只是一个经济资产罢了,呵呵。

所谓的恐怖主义就是个靶子:汉人杀小学生,烧公交车,不是恐怖主义;基督教白纳粹到处制造枪击案,不是恐怖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伊拉克造成上百万伊拉克人民惨死,不是恐怖主义;以色列侵略压迫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不是恐怖主义;沙特虐待人权捍卫者,不是恐怖主义;但穆斯林放个屁都是恐怖主义

C:贪婪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S:好奇心与同理心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贪婪只会毁灭人类。

简明五毛辨别攻略:1,连头像都不肯设置的,超过90%是五毛;2,用户名为一连串无意义随机字符的,超过90%是五毛;3,挂中国国旗的,超过90%是五毛;4,其他时候不发言,只为共匪洗地而开口的,超过90%是五毛。 对五毛废话无意义,直接举报拉黑最有效。补充一句:很多五毛是bot形式,特点为同一句话重复N次,有些系列bot用户名有编号,例如谢雪系列。

资本主义从来没像社会主义过,看看全球南方国家就知道,不少拉美非洲亚洲国家还停留在19世纪呢;只是欧美的资本主义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的部分政策和价值观而已。而中国朝鲜古巴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秒钟都没社会主义过,呵呵。

每次看到那些反难民的混帐纳粹,我都会想起把脱北者扔回朝鲜的共匪。这些傻逼纳粹还无耻的说共匪是社会主义,呵呵,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捍卫难民人权的,共匪和他们一样都是没利润的事不肯做的资本主义纳粹。

房屋的自然垄断特性并非来自房屋本身,而是来自土地,而土地是地球的,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因此任何人都无权霸占土地。

车站和旅游景点等赚陌生人钱的地方,商店很大比例是黑店,因为陌生人不了解情况,容易被坑骗,而事后异地维权困难,成本很高,而这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有三个要素:市场,雇佣劳动(工资奴隶制),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私有制),而奥地利芝加哥纳粹哈巴狗们只敢嚷嚷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完美自由市场”,却完全不敢面对后两者,呵呵。

资本主义就是利润至上的工资奴隶制,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无耻的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社会主义者铸造的成果说成是“资本主义”,无耻!

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和民主冲突的,因为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神主权。

傻逼纳粹哈巴狗们一提资本主义,就嚷嚷欧美,却不敢说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刚果,苏丹,乍得,索马里,中非,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多哥,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坦桑尼亚,吉布提,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拿马,多米尼加,海地,伊朗,沙特,卡塔尔,也门,埃及等南方国家,呵呵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俄国,各种斯坦国,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怎么不吹吹啊?

南非规定黑人和白人小孩不能在一个学校里上课,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对黑人、白人实行不同的教育。黑人学校不允许教授黑人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因为“这都是不必要的东西”。 这就是傻逼纳粹们吹捧的南非白人政权,呵呵。想当初evil也攻击黑人南非政权,结果被我打脸打到死。

当某种特定的犯罪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惩罚”时,政府说的是这种犯罪对于富人来说是合法的。

这有什么奇怪?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自己和白大爷是人,难民才不是人呢。巴丢草曾经做过调查,结果一半推特傻逼表示他们不肯接受朝鲜难民,朝鲜人民的灾难是中国人一手制造的他们都如此态度,更别说对叙利亚难民了。

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以满足内部需求为主的,畸形的社会才会靠外部苟活。产生财富的不是市场,而是劳动,自由市场只是无耻的把劳动果实拿到资本家手里而已。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钻到钱眼里去了,事实上很多人工作是因为兴趣,因为自己喜欢,而不是为了钱,例如modder和自由软件开发者。

纳粹屠杀了十多万病人,而资本主义则是为了利润屠杀病人。

C:我投资了就可以独裁。 S:共匪也投资了,所以你为什么反共?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经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医生希望病人病的越重,病期越长越好;律师希望人人打官司;玻璃商希望天天刮暴风吹破玻璃。没需求也要拼命制造需求,没短缺也要拼命制造短缺,这就是资本主义。

既然无法完全消灭反抗力量,那么最佳策略就是派自己的间谍伪装成反抗者进行错误引导和钓鱼,这就是共谍的由来。举个例子,著名改良派共谍杨恒均,就是负责把不满的人洗脑成改良奴才。告别革命派也是类似的。

Why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Won’t Stop Growing——The inside story of DSA’s dramatic ascent.(为什么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没有停止增长——DSA的戏剧性的成长的内部故事)

写在前面:DSA在内部活动中展示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民主,平等,思想自由,团结合作,拒绝歧视偏见压迫,尊重其他人的人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Visiting Julia Salazar’s north Brooklyn campaign office one warm July weekend, I’m greeted by a volunteer with a spreadsheet. Like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e converted coffee shop, she’s a member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and she asks me cheerily if I’m there to canvass. I’m not, but if I were, I would be instructed to make my way to a training session on the sunbathed patio out back that is scattered with half-full bottles of sunscreen. After that—in the span of just a half-hour—I would know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how to help elect a card-carrying socialist to the New York state Senate.

我在一个温暖的七月的周末拜访Julia Salazar在北布鲁克林的竞选办公室时,受到一名拿着电子表格的志愿者的欢迎。 和被改造的咖啡店里的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她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成员,她高兴地问我是不是来参与讨论的。 我不是,但如果我是的话,我会被介绍前往晒日光浴的露台上进行训练,那里散落着半满的防晒霜。在那之后—在半小时的时间内—我将知道如何帮助选举一位成为政党一员的社会主义者到纽约州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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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alazar makes it to Albany, sh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42 DSA-endorsed candidates who are now or will soon be serving in offices from the Moorhead, Minn., school board to Capitol Hill (that is, if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wins the general election as handily as she did her primary in New York’s 1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o far this year, local chapters have endorsed at least 110 candidates.

如果Salazar进入奥尔巴尼,她将加入42名DSA推荐的候选人中,他们现在或即将在明尼苏达州的Moorhead,在从学校董事会到国会山的办公室工作(即,如果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大选中像在在纽约第14届国会区初选中获胜)。今年到目前为止,当地分会已经推荐了至少110名候选人。

DSA may soon have 50,000 members across 200 local groups in all 50 states—up from 6,000 members in 2015. The surge in freshly minted socialists came in three waves: First, those energized by Bernie Sanders’ primary run; second, those brought in by Donald Trump’s election and the Women’s March; and third, those inspired by 27-year-old DSA member Ocasio-Cortez’s primary victory in May over incumbent—and Democratic heavyweight—Joe Crowley.

DSA可能很快将在所有50个州的200个当地团体中拥有50,000名成员—2015年有6,000名成员。新生社会主义者的激增来自三个浪潮:第一,伯尼桑德斯的主要活动的激励; 第二,由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和女性游行带来的; 第三,受到27岁的DSA成员Ocasio-Cortez在5月份对现任—和民主党重量级选手—Joe Crowley的初步胜利的鼓舞。

So what is DSA, exactly, and what is it doing with this growing army?

所以,到底DSA是什么,以及DSA到底和其正在增长的队伍一起做什么?

DSA’s electoral work has attracted national media attention in the wake of Ocasio-Cortez’s historic win. Yet it’s just one part of a bottom-up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sees the ballot box and state power as tools for advancing toward a more radically democratic society. Members—most of them millennials, in small towns and big citie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country—are engaged in everything from occupying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offices to evangelizing about Medicare for All. Many reporters have tried to divine what DSA believes, be that the group’s policy prescriptions or its ideology. DSA, though—to crib from Karl Marx—isn’t looking merely to interpret the world, but to change it, campaign by campaign, door by door. What’s made DSA’s ascendance remarkable is less its analysis of capitalism than its ability to put people angry about capitalism to work.

在Ocasio-Cortez的历史性胜利之后,DSA的选举工作吸引了国家级媒体的关注。然而,这只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方法的一部分,它将投票箱和政府权力视为推进更加民主的社会的工具。 成员们—其中大多数是千禧一代,在国家各个角落的小镇和的大城市—从事占领移民和海关执法(ICE)办事处到宣传全民医疗保障。许多记者试图猜测DSA所相信的,即该团体的政策处方或其意识形态。 DSA,虽然—引用自卡尔·马克思—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它,一个又一个竞选活动,一扇又一扇门。 DSA崛起的显著之处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在于让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愤怒的能力。

It’s telling that, unlike most socialist groups, DSA was formed out of a merger—not a sectarian split. In 1982, at the dawn of the Reagan era,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Organizing Committee (DSOC) and the New America Movement (NAM) combined forces. DSOC had been founded in 1973 by socialist intellectual Michael Harringto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ocialist Party who had grown disenchanted with political irrelevance. NAM, founded in 1972 by former members of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was rooted in ’60s counterculture, the New Left and second-wave feminism. (In 1976, members of DSOC and NAM moved to Chicago to found In These Times, and for the next decade the then-newspaper reported diligently on the ins and outs of DSOC, NAM and DSA.)

它告诉我们,与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不同,DSA是由合并形成的——而不是派别分裂。1982年,在里根时代初期,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和新美国运动(NAM)联合起来。 DSOC成立于1973年,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Michael Harrington和其他对政治无关感到不满的社会党成员组成。 NAM由民主社会学生(SDS)的前成员于1972年创立,植根于60年代的反文化,新左派和第二波女权主义。(1976年,DSOC和NAM的成员移居芝加哥,创建了“在此时”,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对DSOC,NAM和DSA的来龙去脉孜孜不倦地报道。)

The 1980s would prove a tough decade for left politics, the 1990s and 2000s even more so. DSA shed members and closed chapters around the country as a few loyalists and a steady trickle of young recruits kept the organization running.

对于左翼政治来说,1980s将是艰难的十年,而1990s和2000s更是如此。 DSA在全国范围内分散成员和关闭分部,作为由少数忠诚者和年轻新人的稳定涓涓细流的架构使该组织继续运作。

Enter Bernie Sanders’ primary campaign and his stalwart identification a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 surprise boon for an organization with those two words in its name. DSA’s commitment to being a pluralistic, “multi-tendency” organization also meant it was open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ousands of newcomers.

进入伯尼桑德斯的主要运动和他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坚定认同,对于一个以这两个词为名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惊喜。DSA致力于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多趋势”的组织,这也意味着它足以容纳成千上万的新来者。

Democratic socialism itself has always been a heterodox term, encompassing everyone from ideological Trotskyists to New Deal Democrats. The surge of new, mostly 20-something members include anarchists, Marxist academics and—most numerously—political neophytes excited about Sanders’ message and frustrated with the Democratic establishment.

民主社会主义本身一直是一个非正统的术语,涵盖了从思想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到新政民主党人的每一个人。新的,大多数为20多岁的成员的激增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最多的——政治新手,他们对桑德斯的信息感到兴奋,并对民主的建设感到沮丧。

DSA isn’t keen to enforce a strict defini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m”—although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newly hip to DSA a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one. On its website, DSA writes:

DSA并不热衷于强加一个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尽管主流媒体机构对DSA非常敏感,正在拼命寻找这样一个定义。 DSA在其网站上写道:

At the root of our socialism is a profound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s means and end. As we are unlikely to see an immediate end to capitalism tomorrow, DSA fights for reforms today that will weaken the power of corporations and increase the power of working people. …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根源是对民主的深切承诺,作为手段和目的。由于我们不太可能在明天立即终结资本主义,DSA今天为改革而斗争,这将削弱企业的力量并增加劳动人民的力量。…

Our vision is of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have a real voice in the choice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affect the entirety of our lives. We call this vision democratic socialism—a vision of a more free, democratic and humane society.

我们的愿景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在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选择和关系中拥有真正的声音。 我们将这一愿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一个更自由,更民主和更人道的社会的愿景。

Members I spoke with took this to mean everything from taking public goods like healthcare off the private market (along the lines of Scandinavian social democracies) to worker-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entral Iowa DSA co-chair Caroline Schoonover was among many to say t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means “taking power from the few and giving it to the many.” All saw small-d democracy—people having a say in th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m—as central, both in politics and workplaces, and in DSA itself.

我采访过的成员认为,这意味着从私人市场将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转移到(沿着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国家的方向)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上。 爱荷华州中部DSA联合主席Caroline Schoonover和很多人一样说民主社会主义意味着“从少数人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其交给多数人”。所有人都看到小民主—人民对影响他们的决策有发言权—无论是在政治和工作场所,还是在DSA本身,都很关键。


The Socialist Feminists of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organize a protest outside of the New York County Republican Office in New York City on July 5, 2017. (Photo by Erik McGregor/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女权主义者于2017年7月5日在纽约市纽约共和党办公室外组织抗议。(拍摄者:Erik McGregor / Pacific Press /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For this story, I spoke with around two dozen DSA members from chapters around the country.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eir excitement was that DSA chapters seemed to be actively working on something, not just sitting around reading Marx. Like the citizen action group Indivisible, which also exploded after the election, DSA let people shake off a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about the political climate and roll up their sleeves.

在这个故事中,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二十几个DSA成员进行了交谈。 他们兴奋的主要原因是DSA的分部似乎正积极致力于某些事情,而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围着阅读马克思。就像选举后爆发的公民行动组织Indivisible一样,DSA让人们摆脱对政治气候的无助的感觉,然后卷起袖子。

DSA also offers a community. Chapters host regular beach days, parties, fundraisers and social events, like Metro D.C. DSA’s recent “No ICE Cream Social.” If Indivisible was able to connect many alienated, middle-class suburbanites jarred out of their political comfort zone, DSA has provided a home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wardly-mobile, debt-ridden millennials grappling with a system that simply isn’t working for them.

DSA还提供了社区。 分部定期举办海滩日,派对,筹款活动和社交活动,如Metro DC DSA最近的“No ICE Cream Social”。如果Indivisible能够将许多相互疏远的,中产阶级的郊区居民与联系起来拉出他们的政治舒适区,DSA为成千上万的向下移动,债务缠身的千禧一代提供了一个家,他们正在和一个根本不适合他们的系统扭打。

Adam Shuck and Arielle Cohen, 32 and 29, joined Pittsburgh DSA in its infancy; Shuck was among the seven people who first met at a bar in 2016 to talk about getting the chapter together. Each was energized by Barack Obama’s 2008 presidential campaign but disillusioned by his presidency.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see some kind of New Deal,” Shuck says. The frustration led him at first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before the Sanders campaign brought him to DSA. While a student at SUNY Purchase, Cohen grew disillusioned with the sausage-making and compromise that create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organized with Occupy Wall Street before moving to Pittsburgh and finding her way to DSA. Now, Shuck and Cohen co-chair the Pittsburgh chapter.

Adam Shuck和Arielle Cohen,32岁和29岁,在其初期就加入了匹兹堡DSA; Shuck是2016年第一次在酒吧和我见面的七个人之一,他们谈论将这一分布组合在一起。巴拉克•奥巴马的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激励了他们,但他的总统任期令人失望。 “我以为我们会看到某种新政,”Shuck说。在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将他带到DSA之前,这种沮丧使他首先加入了ISO。在纽约州立大学当学生期间,Cohen对“平价医疗法案”的和稀泥和妥协感到失望,并在前往匹兹堡之前与占领华尔街合作并找到了通往DSA的道路。现在,Shuck和Cohen共同担任匹兹堡分部的主席。

Pittsburgh DSA held its first general meeting in December 2016 with around 100 people. Now it has a dizzying number of working groups: a health justice committee campaigning for Medicare for All; reading groups tackling Marx and Engels; an anti-imperialism committee lobbying for legislation criticizing Israel’s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a socialist feminist working group exposing crisis pregnancy centers; an ecosocialist group fight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city’s water and sewer system; a housing rights group pushing for protections for renters; and a number of inward-facing groups handling tasks like recruitment and communications.

匹兹堡DSA于2016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大会,约有100人参加。 现在,它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作组:健康正义委员会,为全民医疗保障开展活动; 阅读小组拥抱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个反帝国主义委员会为了通过批评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立法而游说; 暴露危机怀孕中心的社会女权主义工作组; 一个与城市供水和下水道系统的私有化作斗争的生态社会主义小组; 一个住房权利组织,推动对租房者的保护; 以及一些面向内部事务的小组处理征募和沟通等任务。

The chapter also brought the newly revived DSA one of its early electoral victories, rattling the local Democratic machine. In December 2017, the group threw its weight behind Summer Lee’s campaign to represent House District 34. In the May primary, with the help of DSA and groups like Our Revolution and the Sierra Club, Lee, 30, a recent law school grad, beat Paul Costa, 57, a 19-year incumbent and member of a dynastic Pittsburgh Democratic family.

这一分部还为新生的DSA带来了早期选举胜利之一,震撼了当地的民主党机器。 2017年12月,该组织支持的Summer Lee的竞选活动代表众议院34区。在5月的初选中,在DSA和我们的革命和塞拉俱乐部等团体的帮助下,Lee,30岁,最近从法学院毕业,击败现年57岁的Paul Costa,他当了19年的主席,也是一位匹兹堡民主党家庭王朝的成员。

Lee had experience working on school board races and on a coordinated campaign to elect Katie McGinty governor and Hillary Clinton president in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and she was impressed with DSA’s electoral work on Mik Pappas’ judicial campaign. Pappas ran on a platform of ending cash bail and working to end mass incarceration, and won in a landslide, with the help of a dedicated grassroots turnout effort staffed in part by DSA members.

Lee在2016年大选中有过参加学校董事会比赛和协调Katie McGinty的州长竞选活动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的经验,她对DSA在Mik Pappas的司法竞选活动中的选举工作印象很深刻。Pappas在一个结束现金保释并努力结束大规模监禁的平台上运行,并且在一次由部分DSA成员专职负责的基层投票工作的帮助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They were running 20 or more canvassing shifts a week,” says Lee. “I had never seen that type of energy around magistrate elections. I realized that ideologically we aligned.” She joined DSA shortly thereafter and sought them out as her first endorsement.

“他们每周进行20次或更多次的拉票,”Lee说。 “我从未在县长选举中看到过那种能量。 我意识到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是一致的。“她很快就加入了DSA并将其作为她的第一推荐目标。

It wasn’t easy. DSA’s candidate endorsement process is a microcosm of its baked-in commitment to direct democracy. For every decision, at every level, there’s deliberate space for members to duke things out, combined with a commitment to ultimately supporting the group decision rather than splitting off into rival factions. The very question of whether to engage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and in particular, to work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remains fraught, with many members skeptical of investing limite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into elections rather than base-building.

这并不容易。 DSA的候选人推荐程序是其直接民主的承诺的缩影。对于每一个决策,在每个层面上,都有一个有意识的空间让成员们相互辩论,同时承诺最终支持团队决策,而不是分裂为敌对派系。是否参与选举进程—特别是在民主党内工作—的问题依然没有确定答案,许多成员对将有限的组织资源投入选举而非基础建设持怀疑态度。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is joined by New York gubenatorial candidate Cynthia Nixon at her victory party in the Bronx after upsetting incumbent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Joseph Crowly on June 26, 2018 in New York City. (Photo by Scott Heins/Getty Images)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2018年6月26日在纽约市战胜了现任民主党众议员Joseph Crowly后,在布朗克斯的胜利派对上加入了纽约州的候选人Cynthia Nixon。 (拍摄者:Scott Heins / Getty Images)

New York City DSA hotly debated whether to endorse Gov. Andrew Cuomo’s challenger from the left, Cynthia Nixon, after she declared herself a democratic socialist. Several dozen DSA members signed a “vote no” statement arguing that universal healthcare and rent control will be won not by electing candidates to office but by “building working-class power that holds [them] accountable,” citing the successful teachers’ strikes in Republican states. In late July, NYC-DSA officially endorsed her after an extended series of debates.

在她宣布自己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之后,纽约市DSA热烈讨论是否支持州长Andrew Cuomo的挑战者左派Cynthia Nixon。 数十名DSA成员签署了一份“投票说不”声明,认为全民医疗保障和租金控制不是通过选举候选人到办公室里来赢得,而是通过“建立让他们自己负责的工人阶级权力”,并引用在共和党州发生的成功的教师罢工。 在7月下旬,经过一系列辩论,NYC-DSA正式决定支持她。

“We have folks who distrust electoral work, and even among those that don’t,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of how to approach it,” says DSA National Director Maria Svart, 38, a former SEIU organizer. “Everybody appreciates that electoral success only comes when you have an organized base. Having all these tendencies in conversation means that everybody learns from each other.”

“我们有些不信任选举工作的成员,即使是那些不信任选举工作的人,也有不同的思考如何接近它的方式,”DSA全国总监Maria Svart说,她38岁,是前SEIU组织者。“每个人都认可选举的成功只有在你有一个有组织的基础时才会出现。在谈话中拥有所有这些倾向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互相学习。“

While the endorsement process varies from chapter to chapter, in some cases—including Lee’s—the first step is filling out a lengthy form with questions from each of the chapter’s working groups. Typically, one is whether the candidate identifies as a socialist. Members weigh that alongside specific policy questions (“Do you support universal rent control? Abolishing the police?”) and a range of other concerns: How much of an impact could the chapter have on the race? How will it build the chapter’s capacity and the movement to challenge the capitalist class?

虽然推荐进程因分部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情况下—包括Lee在内—第一步是填写一个冗长的表格,其中包含来自每个分部的工作组的问题。通常,一个是候选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 成员们会根据具体的政策问题(“你支持普遍租金管制吗?废除警察吗?”)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来衡量:分部在种族问题上有多大影响? 分部如何拥有能力和发动挑战资产阶级的运动?

Next comes the interview process. After filling out Pittsburgh DSA’s questionnaire, Lee was interviewed by a roomful of members. The group voted to endorse both Lee and Sara Innamorato, a state representative candidate, and the two supported one another’s campaigns.

接下来是面试过程。在填写匹兹堡DSA的调查问卷后,Lee接受了一些成员的面试。该小组投票支持Lee和Sara Innamorato,一位州代表候选人,还有两人支持另一个人的竞选活动。

Ocasio-Cortez, in New York, jumped through even more hoops. Because her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pans the Bronx and Queens DSA chapters, she had five interviews: with the electoral committees and membership of each branch, and then the citywide convention. “We put her through hell,” jokes Michael Kinnucan, a DSA member now co-managing the state Senate campaign of Julia Salazar (whom the organization endorsed alongside Ocasio-Cortez in a parallel process).

纽约的Ocasio-Cortez跳过了更多的环节。因为她的国会区域跨越布朗克斯和皇后区的DSA分部,所以她进行了五次面试:先是选举委员会和每个分会的成员,然后是全市范围的会议。 “我们让她通过地狱,”现任DSA成员Michael Kinnucan开玩笑说,他现在共同管理Julia Salazar的州参议院竞选活动(该组织同时支持Ocasio-Cortez)。

Abdullah Younus, co-chair of NYC-DSA and a member of DSA’s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ttee, explains that the extensive endorsement process isn’t just a means of vetting candidates, but of building members’ commitment to them.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have the same folks who write the questions come out and knock for those candidates,” he says. “They’re talking about work they’re invested in.”

NYC-DSA联合主席,DSA全国选举委员会成员Abdullah Younus解释说,大规模的推荐程序不仅是审查候选人的手段,而且是建立成员对他们的承诺。“这让那些写出问题的人出来并为那些候选人敲门更容易,”他说。 “他们谈论的是他们所投资的工作。”

Salazar, 27, estimates that some 800 DSA members live in and around her district, which has translated into hundreds of volunteers spreading the word about her September primary. Even in her short time with the group (she joined in late 2016), she’s seen a change in how fellow leftists relate to electoral politics. “I think part of it is people seeing the term ‘democratic socialist’ normalized in the electoral realm, through Bernie mostly, at least initially, and so seeing it as an actually viable strategy,” she told me between knocking doors.

27岁的Salazar估计约有800名DSA成员住在她所在地区及其周围,这已经转化为数百名志愿者,宣传她9月份的初选。即使在她与该小组一起的短暂时间内(她于2016年底加入),她也看到了左翼同伴与选举政治有关的变化。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看到”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在选举领域正常化,至少在初期通过伯尼,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战略,”她在敲门之间告诉我。

Though she’d worked on legislative campaigns as a staff organizer with Jews for Ra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Salazar only recently began to consider electoral work. “It’s not something I ever thought about before—not just for myself, but in see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organizing as a path toward seizing state power,” she says. “That sounds like a jump, right? But ultimately that’s the goal.”

尽管她作为犹太人种族和经济正义的工作组织者参与立法活动,Salazar最近才开始考虑选举工作。“这不是我以前想过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将社区组织中的领导力发展视为夺取政权的途径,”她说。 “这听起来像一个跳跃,对吗? 但最终这就是目标。“


New York state senate candidate Julia Salazar (R) knocks doors in Bushwick, N.Y., with a fellow DSA member in July. (Photo by Raul Coto-Batres)

在7月。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Julia Salazar(R)在纽约州布什维克与DSA成员一起敲门。 (拍摄者:Raul Coto-Batres)

Thanks in part to the Sanders campaign and Ocasio-Cortez’s stunning upset, that goal feels more within reach now than it has since the days of the Socialist Party’s Eugene Debs. Big, universal programs like a federal job guarantee or Medicare for All draw overwhelming popular support. And small, local races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the grassroots to tip the balance.

感谢部分由于桑德斯竞选活动和Ocasio-Cortez引发的惊人不安,这个目标现在比社会主义党的Eugene Debs时代更容易实现。像联邦工作保障或全民医疗保障这样的大型通用计划吸引了压倒性的大众支持。小规模的本地竞赛为基层提供了进行平衡的机会。

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in Democratic-controlled cities effectively depend on low turnout. Their political consultants tend to rely more on advertising and glossy mailers, and less on actually talking to people—particularly people who don’t usually vote. Mobilizing even a few thousand new voters in that context, then, is a fairly straightforward formula for victory. When DSA member Lee Carter won a seat in Virginia’s House of Delegates in November 2017, he beat his Republican opponent by 9 points—a margin of 1,850 votes.

在民主党控制的城市中建立候选人有效的取决于低投票率。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更多地依赖广告和有光泽的邮件,而不是真正地与人交谈—特别是那些经常不投票的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甚至几千名新选民,是一个相当直接的获得胜利的方案。当DSA成员Lee Carter 在2017年11月赢得弗吉尼亚众议院席位时,他以9分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对手—边缘的1,850张选票。

“Our party structure protects incumbency, and relies on an ignorant electorate,” Summer Lee says, noting how much time her campaign spent educating voters about the election itself. “If everybody were voting, we’d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ystem.”

“我们的政党结构保护在位者,并依赖于一个无知的选民,”Summer Lee说,并指出她的竞选活动花了多少时间教育选民关于选举本身的内容。 “如果每个人都投票,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Depending on the city, DSA can offer a large, self-organized volunteer base to candidates who navigate its endorsement process. Pittsburgh DSA estimates that its volunteers knocked on some 70,000 doors through the course of Lee’s campaign. Turnout in Lee’s district was 14 percent higher than in others around Allegheny County and 54 percent higher than in the last midterm election.

根据城市的不同,DSA可以为那些在其推荐过程中进行导航的候选人提供一个庞大的,自组织的志愿者基地。匹兹堡DSA估计其志愿者在Lee的竞选期间敲了大约7万个门。 Lee的区域的投票率比阿勒格尼县周围的投票率高出14%,比上一次中期选举高出54%。

Still, it’d be nearly impossible for DSA-endorsed candidates for higher offices to make do with only DSA’s support, and they often work alongside other organizations like Justice Democrats, Our Revolution and the Working Families Party—especially for bigger races.  Justice Democrats and Brand New Congress, for example, convinced Ocasio-Cortez to run and helped staff her campaign, and she gained the backing of Black Lives Matter-Bronx and People for Bernie Sanders, among others. Ocasio-Cortez’s campaign reached 120,000 doors overall.

尽管如此,DSA推荐的争取进入更高级的办公室的候选人几乎不可能只接受DSA的支持,他们经常与正义民主党,我们的革命和工作家庭党等其他组织合作—特别是对于更大的竞赛。 例如,正义民主党和全新的国会,说服Ocasio-Cortez参与并帮助她的竞选活动,然后她获得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ronx和支持伯尼桑德斯的人民等人的支持。 Ocasio-Cortez的活动总共敲了120,000扇门。

By being an organization that does much more than campaign for candidates, DSA hopes to upend the notoriously transactional, short-term nature of electoral work, enabling its members and elected official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and commitments to their communities that extend beyond election day. DSA is still figuring out how to build independ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hold the politicians it helps elect accountable. Thus far they’ve relied on their close ties with dyed-in-the-wool DSA members-turned-candidates like Lee Carter. DSA, Carter says, has “been the core of my support since I’ve been in the legislature. I still go to meetings whenever I can, and they help me get in contact with other groups.”

作为一个做为远远超过为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的组织,DSA希望颠覆选举工作中的臭名昭着的短期的交易性性质,使其成员和民选官员能够在选举日之外与社区建立关系并做出承诺。 DSA仍在研究如何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来控制那些它帮助选举和负责的政客。到目前为止,他们依靠与染色的DSA成员—像Lee Carter这样的候选人的亲密关系。卡特说,DSA“自从我进入立法机构以来一直是我的支持的核心。我仍然可以随时在我可以的时候去参加会议,他们帮助我与其他组织取得联系。“

DSA member, Hawai’i state representative and now U.S. House candidate Kaniela Ing says he hopes that DSA remains “part of an independent Left, and does not get too caught up in electoral and legislative politics”—and that it holds politicians to account, himself included.

DSA成员,夏威夷州代表和现在的美国众议院候选人Kaniela Ing说,他希望DSA仍然是“独立左派的一部分,并且不会过于陷入选举和立法政治中”—并且它让政治家们负责,包括他自己在内。

“I’m a movement candidate,” Ing says. “Hopefully my role is to help push whatever movements are building over the finish line. Elected officials really like to take too much credit for bills they pass that are really the result of the public waking up and forcing politicians to act.” He says he hopes to have regular check-ins with DSA should he make it to Washington.

“我是一名运动候选人,”Ing说。 “希望我的角色是帮助推动能够达到终点线的任何运动。民选官员真的喜欢将他们通过的法案的功劳太多的归功于他们,但这些法案实际上是公众觉醒并迫使政治家们采取行动的结果。“他说他希望能够定期和DSA一起检查,如果他成功去了华盛顿。

Electoral work also feeds into DSA’s other campaigns. Pittsburgh DSA’s membership swelled in the wake of Lee and Innamorato’s wins. “[Email] list building, data tracking, how to talk to people at the doors—that all helps build the muscle that can also help with canvassing for housing justice,” Shuck says.

选举工作也适用于DSA的其他活动。 在Lee和Innamorato的胜利之后,匹兹堡DSA的成员数膨胀了。“[电子邮件]列表建立,数据跟踪,如何与门口的人交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力量,也可以帮助拉票促进住房正义,”Shuck说。

“When we canvass an area, we’re often knocking a door many times, whether for a candidate, for Medicare for All or for housing justice,” Cohen adds. “At this point, people know us when we come to the door, and they know what DSA is.”

“当我们在一个区域拉票时,我们经常多次敲门,无论是为了候选人,还是全民医疗保障或住房正义,”Cohen补充说。 “在这一点上,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人民就会认识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是DSA。”

NYC-DSA’s Abdullah Younus sees electoral work as a training ground. He says that canvassers for the New York Health Act, legislation to create a statewide single-payer system, “got skilled on this kind of work by going through the electoral working group.”

NYC-DSA的Abdullah Younus认为选举工作是一个训练场。 他说,“纽约州健康法案”——这是一种建立全州单一付款人制度的立法—的宣传者,“通过选举工作小组熟练掌握了这类工作。”

For all the recent attention to DSA’s upstart electoral success, it’s only one part of the group’s work nationwide. Many chapters don’t engage at all with elections, or are just starting to think about whether they would like to run candidates. Michael I. Esealuka, co-chair of New Orleans DSA, says,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us as a small chapter to develop the type of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e need to hold people [we elect] accountable to our socialist vision.”

对于最近对DSA新兴选举成功的关注,这只是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的一部分。 许多分部根本不参与选举,或者只是开始思考他们是否想要运作候选人。新奥尔良DSA联合主席Michael I. Esealuka说:“我们作为一个小分部,很难发展出我们所需要的问责机制,让人(我们选举的)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愿景负责。”

Prior to the victories of Carter, Lee and then Ocasio-Cortez, DSA wa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agitating to push Medicare for All into the national spotlight—a campaign adopted by delegate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at DSA’s biennial convention in August 2017 as one of three national political priorities, alongside building electoral power and stronger and more militant unions. Forty-five chapters across 20 states held a weekend of action for Medicare for All in April, tabling at farmers’ markets, hosting public events and, as always, canvassing. On the labor front, DSA chapters in West Virginia, Kentucky and Oklahoma raised money for strike funds to support the militant teacher walkouts this spring, and the national DSA sent an email encouraging members around the country to contribute what they could.

在Carter,Lee和Ocasio-Cortez取得胜利之前,DSA最有名的可能是将全民医疗保障推向国家聚光灯—一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2017年8月的DSA双年度大会上采取的作为三个国家政治优先事项之一的运动,以及建立选举权力和更强大和更激进的工会。在20个州的45个分部为4月份的全民医疗保障举行了一个周末行动,向农贸市场提供服务,举办公共活动,并一如既往地进行拉票。在劳工前线,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DSA分会为今年春天的激进教师罢工筹集了罢工资金作为支持,然后全国DSA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鼓励全国各地的成员尽其所能。

Many individual chapters have their own priorities, reflecting local concerns and political climates. Providence DSA, for example, is campaigning for more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investor-owned electric utilities. New Orleans DSA has focused on base-building work that includes running clinics to help people deal with medical debt, coordinating with the AFL-CIO in developing young rank-and-file labor leaders, and mending broken brake lights, an excuse used by police in the traffic stops that can be “especially perilous and life-disrupting to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nd PoC [people of color],” as the chapter explains on Facebook.

许多个体分部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反映了当地的关注点和政治气候。例如,普罗维登斯DSA正在争取对投资者拥有的电力公司进行更民主的控制。新奥尔良DSA专注于基础建设工作,包括运营诊所以帮助人们处理医疗债务,协调AFL-CIO发展年轻的普通反对派劳工领袖,修补破损的刹车灯,这是警察在交通站点使用的借口,会成为“特别危险和扰乱无证移民和PoC [有色人种]的生活,”分部在Facebook上解释。

Because there are big DSA chapters in cities with expensive housing stock—Los Angeles, Chicago and the Bay Area, for instance—the fight for affordable housing has emerged as a major priority. “Housing justice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issue in Los Angeles; the homelessness crisis is at a tipping point,” says Arielle Sallai, a member of DSA Los Angeles’ steering committee. DSA-LA and other California chapters are canvassing to pass Proposition 10, an initiative on the ballot in November that would loosen a statewide limit on rent control. Similarly, Chicago DSA is supporting a campaign to overturn Illinois’ rent control ban, with the backing of Alderman and DSA member Carlos Ramirez-Rosa.

因为在拥有昂贵住房的城市中有大型DSA分会—例如洛杉矶,芝加哥和湾区—为可负担住房而战斗已成为一个主要优先事项。“住房正义可能是洛杉矶的最大的问题; 无家可归危机正处于临界点,“DSA洛杉矶指导委员会成员Arielle Sallai说道。 DSA-LA和其他加利福尼亚州的分部正在试图通过第10号提案,这是会在11月进行投票的一项举措,将放宽全州范围内对租金控制的限制。同样,在Alderman和DSA成员Carlos Ramirez-Rosa的支持下,芝加哥DSA正在支持推翻伊利诺伊州的租金控制禁令的运动。

On many issues, including housing and homelessness, DSA chapters are well aware that their members often don’t look like the populations most directly affected. Although DSA does not have up-to-date member demographics, it has historically leaned white and male.

在许多问题上,包括住房问题和无家可归问题,DSA分部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成员往往看起来并不像最直接受影响的人群。 虽然DSA没有最新的成员人口统计数据,但它历来倾向于白人和男性。

Coalition-building is one way to correct for this. “Housing work is a great chance to be part of a radical coalition and talk to as many individuals as possible,” Sallai says. DSA-LA has teamed up with local groups like the LA Tenants Union that have been working for years against gentrification.

联盟建设是纠正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 “住房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成为激进联盟的一部分,并与尽可能多的人交谈,”Sallai说。DSA-LA与洛杉矶租户联盟等本地团体合作,这些团体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住房高档化。

Esealuka, a black woman, is frank about the fact that New Orleans DSA is a majority white organization in a majority black city. “It’s a problem, obviously, but it’s nothing that can’t be overcome,” she says. “It’s not like we have to write DSA off because it’s majority white and majority male. … Because we have 45,000 members [nationwide], we have so much potential to do good in this country. It’s just a matter of being more intentional about embedding ourselves into things that matter to working-class people.”

Esealuka,一位黑人女性,坦率地说新奥尔良DSA是一个在黑人占多数的城市的白人占多数的组织。 “很明显,这是一个问题,但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她说。 “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将DSA写在耻辱柱上,因为它是白人和男性为主的组织。 ……因为我们在全国拥有45,000名会员,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潜力做得更好。这只是一个关于如何更有意的将我们自己融入对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事情的问题。“

Noting the high proportion of women taking on leadership roles in her chapter, Esealuka suggests that all chapters equip members with the organizing skills to develop the leadership of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Internally, many chapters have also created specific spaces, such as the national Afrosocialist Caucus or Socialist Feminist working groups, for DSA members who aren’t white or male to feel welcome and build community.

Esealuka注意到在她所在的分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很高,因此Esealuka建议所有分部都要使成员具备组织技能,以发展女性和有色人种的领导能力。在内部,许多分部还创建了特定的空间,例如国家非裔社会主义核心小组或社会女权主义工作组,帮助不是白人或男性的DSA成员感到受欢迎并建立社区。

Though Sen. Tammy Duckworth (D-Ill.) infamously said after Ocasio-Cortez’s primary win that socialist politics can’t work in the Midwest, they’ve certainly found an audience in the heartland. Iowa, for instance,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DSA chapters per capita of any state. Members in chapters outside of big blue coastal cities may talk about socialism a little differentl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and run different campaigns, but they agree on the basics of what they’re fighting for. Chapters in blue cities like Denver are quick to say they don’t automatically find a warm reception just because they’re talking to Democrats, and chapters in red or purple states note they don’t necessarily face open hostility. For the past two years, Central Iowa DSA has marched in the state fair parade through Des Moines, flanked by Trump floats and those from local businesses. “You get thumbs up about Medicare for All and everybody needing healthcare,” says co-chair Joe Ellerbroek. “You might get a middle finger at an ICE protest every once in a while.”

虽然参议员Tammy Duckworth臭名昭着地说,在Ocasio-Cortez的初步胜利之后,社会主义政治不能在中西部地区发挥作用,但他们会明确的在中心地带找到一个观众。例如,爱荷华州的人均DSA分部数量最多。大蓝色沿海城市之外的分部中的成员可能会谈论与他们的同行略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并开展不同的活动,但他们同意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基本价值观。像丹佛这样的蓝色城市的分布很快就说他们不会因为与民主党人谈话而自动找到热情接待,而红色或紫色州的分部指出他们不一定面临公开的敌意。在过去的两年里,爱荷华州中部DSA在德梅因州的州公平游行中游行,被特朗普花车和当地企业围绕。联合主席Joe Ellerbroek说:“你通过全民医疗保健得到了所有需要医疗保健的人的赞美。” “你可能会偶尔在对ICE的抗议中获得一个中指。”


Eleven-year House of Delegates incumbent Jackson Miller sent out a red-baiting flier about his DSA challenger, Lee Carter, in 2017. Carter won anyway.

当了11年的众议院众议员Jackson Miller于2017年向他的DSA挑战者Lee Carter发送了一个红色诱饵传单。无论如何,卡特赢了。(纳粹们抹黑社会主义的套路都一样,中国的纳粹们也是如此抹黑,无耻的把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苏联和中国说成社会主义。)

After decades of socialism being nonexistent in mainstream political debates, however, most people simply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term itself. “I didn’t know I wa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when I decided to run, and I didn’t know that this group existed,” says Summer Lee. “I just knew that these policies are policies that we need. When you go to black communities, we really are more inclined to socialism. We don’t always have that language in our communities, but we know that these policies are what’s needed for our communities.”

然而,在主流政治辩论中社会主义几十年都不存在之后,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熟悉这个术语本身。 “当我决定参选时,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Summer Lee说。 “我只知道这些政策是我们需要的政策。 当你去黑人社区时,我们真的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我们社区并不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我们社区所需要的。“

Asked how they talk about democratic socialism with voters, all seven DSA-endorsed candidates I interviewed offered some variation on the same answer: “I don’t lead with that.”

当被问及他们如何与选民谈论民主社会主义时,我采访的所有七位经过DSA认可的候选人都提出了有一些不同之处的同一个答案:“我不会领导这一点。”

Ocasio-Cortez says she opts instead to “show people what we’re fighting for. What I talk about is Medicare for All, tuition-free public college and housing as a human right. In my interpretation of w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it is the fight for a basic level of dignity that our society refuses to violate.”

Ocasio-Cortez说,她选择“向人们展示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 我所说的是全民医疗保障,没有学费的公立大学和住房作为一项人权。在我对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解释中,这是为了争取我们社会拒绝违背的基本尊严水平的斗争。“

Ing says, “Usually, when I talk about money in politics or the government not representing us, that transcends any left-right values. Most people see the world from bottom versus top: Are you with us, or them?”

Ing说,“通常,当我谈论政治中的金钱(政治献金)或没有代表我们的政府时,它超越了任何左右价值观。 大多数人从底层到顶层看世界:你是和我们在一起,还是他们?“

DSA candidates running for office and DSA members knocking doors, then, articulate socialism as a common sense set of practices and beliefs: swearing off corporate donations, supporting big, universal programs that promise to redistribute society’s resources more equitably, and returning decisions to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most directly affected. As DSA makes inroads selling the public on the virtue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infiltrating the halls of power, it will also figure out what to do once it gets there.

DSA候选人进行竞选公职,DSA成员去敲门,然后,将社会主义阐述为一套常识性的实践和信念:终结企业献金,支持大型的,普遍的计划,这些计划承诺更公平地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并将决策权还给那些最受直接影响的人。 随着DSA向公众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和渗透进权力的大厅,它也将弄清楚一旦到达那里应该怎么做。

For the moment, DSA members and candidates are making the road to a 21st-century American socialism by walking it—and knocking on a few hundred thousand doors along the way.

目前,DSA的成员和候选人正在走向21世纪的美国社会主义之路,并沿着这条路敲了几十万个门。

http://inthesetimes.com/features/dsa_democratic_socialists_of_america_growth_alexandria-ocasio-cortez-bernie-sanders.html

我們都是拾荒者

每當社會談論街道上正在工作的拾荒者時,總會為拾荒問題感到悲涼和心酸,有這感受是因為我們認為不應該由一班長者去做,在美好退休生活的前設下,我們憧憬年長人士可以有不用工作但活得有意義的晚年,但這只是我們的憧憬,現實情況是社會不容許這美好的想像發生,資本主義製造貧富差距,人心慾做,既得利益者佔有地上大部分資源,在邁向1:99極端貧富懸殊的這段期間,草根階層只有被動地在掌管資源的1%下掙扎求存,過一種沒有目標方向的餘生。再加上年老的,失去了勞動的競爭力,又沒有足夠的資本退休,也沒有年齡友善就業的安排,長者就會感到沒工做等如沒用,社會也會分類為沒有生產力的一群,一種人生被否定的感受會種在老人家心板上,揮之不去。

拾荒的人帶著一份無力感從勞動中找回自己的尊嚴,同時他又無奈地自主建構自我的身份。拾荒是一份工作但在社會卻沒有被定義,也沒有法定或明文的認同,它只是一種虛構的工作想像,並模糊地賦予它一份使命感,我們都是拾荒者,因為同樣地我們的生活都帶著一份無力感,我們的尊嚴和認同被物化,身份和地位被消費,我們的公民身份被蹂躪,苟延殘喘地去尋索自身碎片化的尊嚴,我們的公民身份沒有被認同,也沒有被重視,所以掌權的人就喜愛家長式的當你小孩子去管教,認為我們是不懂事的;就像長者沒有用的,拾荒是他們得閒沒事做走出來執垃圾一樣!我們都在掌權者眼中被看不起,沒有身份,尊嚴也被踐踏,當我們是傻子,成為他們管治中的資產,玩弄政治的籌碼。

我們都是拾荒者,以上的類比和以下的串連也值得我們深思,其實,在社區每人都需要成為拾荒者,這可不是說笑的,我們和政府無情地將廢物回收在零成本下交給了一群拾荒長者,而他們就肩負起每日接近全港兩成,達193公噸的廢紙回收,其實,這193公噸的廢紙是誰製造出來的?是我們….試想想,街道上的商舖拆箱搬貨,每天不知道棄掉多少的紙皮,寫字樓的文書往來與記錄存檔,棄用的不計其數,市民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消費後所產生的廢紙包裝,193公噸的廢紙就是這樣來的。只是我們的政府或我們的教育沒有從小到大都教我們環保回收要從個人做起,又未有就回收和垃圾的定義加以分開,導致應回收的市民懶理當垃圾,不能回收的更大安旨意掉得就掉,三色回收筒的失敗在於回收分類的概念沒有根深蒂固地在我們的成長中孕育出來。就讓一班拾荒長者當我們的老師吧!我們都需要虛心受教,聽聽在本地整個回收系統中站在最前線的代表 – 拾荒者,他們其實就是一位又一位的公民,也是你也是我,嘗試接觸體驗他們的經驗和工作生態,將當中的得著放在自己生活裡,放在自身的回收意識中。

試想想若從法例中,將其中竟然被定義為垃圾的廢紙,玻璃和塑膠等可回收物抽出來,立法規管為必須回收類型,整個垃圾處理和廢物回收的系統可以有怎樣的改善?市民會因為根本性的規管下,將必須分類的回收物首先需要在自己家中處理,再配合整個垃圾處理的工業鏈運作,像台灣,每個城市的清潔隊對可回收物都有定時定候的收集時間,若市民有法不依就會遭受罰款的處分。雖知道這種懲罰性正義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但有時適當的規管可能對改革的推進是有幫助的。

我們都是拾荒者 – 是一份精神,讓每人都先尊重拾荒者的工作,認同他們,從而在他們身上映照自身對環保回收意識的不足,越認識他們,就會明白不只是有價回收吸引了一群長者嚮往這份工作,而是有可能一份能夠延續人類生存的使命感,在有形無形下驅使大家一同實踐,一同為下一代留下美善的將來。

懇請一群評擊拾荒者的網友和一眾執法高官,撫心自問,若我們每一位都願意由個人開始做好廢物回收,又怎會出現拾荒的現象呢?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8975

必要的幻象——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摘录)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Noam Chomsky)

2003年6月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ABC)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在最近与美国的战争中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在同一个月进行的另一场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在9月份进行的另一调查则发现69%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个人与911事件有关。[3]其实连布什政府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些指控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错误观念就是称之为“意识形态霸权”的思想控制体系导致的结果。这种霸权是通过诸如媒体、教育制度、新话等机制实施的,其主要功能就是确保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得到支持。

在所有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暴力以及或者意识形态来维持其控制。如果能够说服大多数人其统治是合法的,那么维护这种统治需要的暴力就少些。实现这种功能的意识形态包括君权神授,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都是要解释特定社会中特殊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并帮助他们维持其权力。有些阶级分明的社会更多地依赖暴力,有些则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美国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虽然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

在1905年以前的俄国,延续多个世纪的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本有可能威胁君主的权力。然而,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反君主制。他们认为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烂苹果”而不是社会制度产生了问题。起义者相信朝廷的压迫行为是受狗头军师、贪官污吏或其他恶势力蛊惑的结果而不是君主制本身的结果。这种认为君主制无辜只是需要改良的信念有助于防止它被推翻。绝大多数反抗君主的起义并没有试图推翻他。君主制只是在多数人不再相信问题是“烂苹果”造成的而不是君主制固有的时候才垮台的。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与此相似。有些根本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国家,帝国主义等等。只要这些根本原则不受挑战,辩论就可以激烈进行,任何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形成。辩论得越激烈,就越能稳住现状,因为它会让社会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和多元。思想是有界限的,一边为自由主义,一边为保守主义,中间还有各色意识形态。(我把自由资本主义放到这个光谱上)私有财产,国家等的合法性总是不言自明的。

比如说,最近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干涉都被看作是仁慈的好意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干涉并没有产生支持者所希望的好结果,或者得不偿失,但是认定美国是出于好意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有时会犯错误。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也有类似的假定。虽然有人会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怀疑它们的合法性。因此,只要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制度是牢固的,它就是牢固的,正如当大多数俄国人认为君主制是合法的,君主制就安然无恙一般。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会被各式各样的改革计划所吸引、会投票支持不同的政客而不是支持推翻整个制度。

这些观念不仅为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还通过各种机制传向全国。重要的是,霸权一旦建立就可以自我延续、不断更新的。那些相信该观念的人在不同程度上会向外人宣扬传播,向下一代灌输。还可以通过电影、小说、研究、娱乐活动等交流形式间接地让更多的人了解,虽然这种传播未必是有意的,直白的。

批评家在延续意识形态霸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最激烈反对现政权的人都认可这些基本观念的话,这些观念无疑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因为如果连他们都赞同这些观念,就更少有人愿意去挑战它们,除非愿意被人当成疯子。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会投入到接受基本观念的活动或意识形态中去,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

在美国出现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极权国家维护其统治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极权国家倾向于更多地依靠暴力控制人民,虽然他们常常也拥有一个支持现状的意识形态。美国确实仅偶尔采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比如谢尔曼奥斯汀诬陷案造成100名左右的政治犯。[4]然而,使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程度显然无法和极权国家相比,那里政敌是系统地遭到清洗的。美国的异议人士批评政府不大可能为此坐牢。只要他们的观点被边缘化,只要绝大多数仍然相信该制度,异议人士就不会对现状造成多大的威胁。而且,让异议人士存在,排斥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巩固了霸权,因为这样做让这个机制显得自由和开放。在极权制度下,异端存在的空间就狭窄多了,所有的异议人士都受到压制。在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不是镇压异端而是让异议人士边缘化以确保多数人继续相信这个制度。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还是精英统治阶层的出现都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而是美国社会建立方式和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霸权是媒体、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机构建立和演化的结果。这个机制的结构使得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在爬上延续这个等级制度的位置如编辑、教师之前被剔除掉,这不是阴谋而是系统的运做方式的结果。没有被剔除掉的则被边缘化。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等级如有钱和无钱,有权和无权,在等级最上层的那些人就成为精英阶层。现在统治美国的就是一些位于中心的、多等级的机构包括大公司,军方以及官僚体系。这些机构最上层的人就是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他们享有比下属多得多的权力、财富和名望。

霸权通过许多的机构和机制来运做。新闻媒体一方面对符合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大肆报道,一方面对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实轻描淡写来强化霸权。教育体制则通过训练人们服从权威,向孩子灌输隐含霸权的基本观念(在他们成人后将继续认可)来巩固霸权。这两者基本上是排除异端观点的。霸权体现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中,体现在所谓的新话过程里。当然霸权还有别的因素,本文只谈上述三点。另外,有些机构除了间接强化霸权之外还有别的功能。比如,教育体制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媒体帮助产生人为的紧缺等。这些功能我们在此不予探讨,重点放在这些机构是如何产生和巩固意识形态霸权的。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的运行可以有很多模式解释。其中之一是“客观公正”模式,认为媒体大部分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当天发生的事件,对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总体上报道覆盖面均衡没有意识形态偏见。这个模式的变体是媒体对当权者要严厉批评暴露政府和企业的滥权和舞弊。另一模式是“自由偏见”理论,认为媒体有喜欢自由主义的偏见。第三个模式是宣传模式,认为媒体整体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为企业、政治、军事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宣传口舌。在媒体内部,“客观公正”模式最受推崇。“自由偏见”模式媒体不是那么推动,不过仍然有鼓动者。“宣传”模式在媒体内部几乎没有被提及,偶尔为之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但证据表明“宣传”模式远远较其他符合事实,完全否定 “客观公正”模式。

在美国,媒体是要赚钱的企业,通常为大公司所有。那些管理和控制这些公司的企业精英与其他商界人士和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媒体需要其他企业刊登广告从中获得利润。他们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受众,他们卖给广告商的受众。广告商更喜欢有钱的受众而不是穷光蛋,因为有钱人才买得起广告商的产品或才能买得更多。你不会看到有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此,媒体制作的东西是为了吸引有钱人的,要迎合他们的偏见和观念。媒体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这些因素规定了媒体报道的内容。报道就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在此范围之外的被边缘化。和极权国家百分之百清除不同,这些内容被边缘化。

新闻媒体为企业所有造成巨大的利益冲突。美国广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购之后不久,经常批评迪斯尼的由吉姆海陶尔主持的左派脱口秀节目就被取消了。[5]1998年ABC取消了20/20故事。该故事调查迪斯尼不作背景调查就雇佣臭名昭著的猥亵儿童分子在迪斯尼世界工作。[6]虽然事情并不都这么露骨。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办起有广泛发行量和主要新闻网的报纸,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所以新闻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板的观点,不那么有钱的人的观点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没有明确的审查政策。

依靠广告获取利润也影响报道范围。在1992年的美国编辑作家协会会议上对55名会员进行的调查发现80%认为广告商的压力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45%知道新闻报道在广告商压力下做出让步的事例。[7]2001年,全国广播公司(NBC)答应在其部分节目里加上亚马孙的广告,包括在NBC,CNBC和MSNBC新闻节目如“今天”以换取由此产生的某个百分比的销售额。加利福尼亚报业集团“河边”在其2001年3月8日的报纸上有个方框里面写着:“超过125,000的该报读者在过去的30天里在墨西哥餐馆吃饭。在‘河边’和圣波那迪闹上发布您餐馆的广告只需不到250美圆还可得一免费餐馆特写。”[8] 当然,广告商的影响并不总是这么直接和露骨。一家刊物上有批评企业权力和质疑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文章的话不可能指望从该公司拉来广告,即使该类文章只占很小一个比例。因而它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这样一来亲企业的文章就在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媒体依赖政府及大公司为其提供“原材料”(信息)。比如,指控布什总统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擅离职守的新闻已有好几年了,2000年大选中在左翼圈子里流传,但大部分媒体充耳不闻。到了2004年早些时候媒体开始关注此事,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决定以此攻击布什,所以就成了大问题。媒体常不加思考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指政府的部队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就好像媒体拥有他们似的。他们认同政府的行为。对伊拉克的侵略又是一个例子。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沃尔福布利茨报道(CNN ’s Wolf Blitzer Reports)福克斯电视台的布里特休姆特别报道(Fox’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新闻时间(PBS ’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在进攻的前三个星期中63%的信息来自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使得报道有强烈的支持战争的倾向。反对战争的人员只占所有人员的10%,只占特邀佳宾的3%。这时的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人是反战的。[9]

这些因素使得真相歪曲的例子还有很多。没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最近的记忆中证明总统发动战争的借口是虚假的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克林顿轰炸南斯拉夫是在指控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名义下,但是后来北约调查发现所有各方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总共不到3000具尸体。北约自己的数据显示在轰炸之前的战斗中双方死伤2000人。正如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南斯拉夫在科索沃进行种族灭绝。[10] 没有找到种族灭绝的证据并没有给克林顿带来麻烦,同样的,戳穿老布什关于海湾战争的谎言也无损老布什一根毫毛。这是因为在伊拉克发生的针对美国兵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在南斯拉夫或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美国兵遇袭让伊拉克总在新闻中出现同时也使得大部分精英(包括拥有媒体股份资助媒体的商界精英)得出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或者是让布什给搞糟了的结论。在野党政客和对政府不满的官员通过批评布什让注意力集中在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有关战争的其他争议。在南斯拉夫或别的事件上政客和政府官员并没有批评总统战争借口的欺骗性,所以战争之后媒体紧跟政府不再关注它们。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仍然占据新闻报道的绝大部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2003年10月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报道中76%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或军方将领。[11]

2003年夏天媒体开始提出布什在美国国情演说中的“16个字”,指控伊拉克试图从非洲一国家购买铀。用来支持这个指控的文件后来证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份赤裸裸地伪造出来的。但是媒体直到夏天才关注此事。原因是民主党人到夏天用此来攻击布什的,媒体也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民主党充当左翼共和党充当右翼在媒体上辩论。如果两党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通常就不会有什么争论。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反对美军占领的游击队战争的各类武装的名称。这有助于政府的宣传称他们为“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下面是参与游击战的部分团体名单:[12](略)

从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可以看出从事游击战的组织各种各样,并非政府宣称的“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这些组织可分为三类:忠实支持者(效忠萨达姆),伊斯兰分子(希望在伊拉克建立穆斯林民主国家),民族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反萨达姆但同时反对美国占领)。(最后一句略)

即使你没有多少资源可用,发现这些也根本不难,只要在网上搜索“伊拉克武装”就可发现很多信息。各大新闻媒体人员资源充足,如果愿意,派人亲赴伊拉克直接报道这些武装都不成问题,他们不报道这些事实是因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而政府很少提及这些组织的名称或意识形态。不能报道反抗组织更进一步说明媒体站在政府一面的倾向。

其实并不局限于伊拉克战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柬埔寨和东帝汶的对比。两者几乎同时遭受种族灭绝然而媒体报道截然不同。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在内战中打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承受美国大规模的轰炸造成几十万人伤亡。红色高棉实行残暴独裁统治杀了很多柬埔寨人。1979年越南入侵将红色高棉赶下台,终止了他们的屠杀。美国支持红色高棉后来反对越南的游击战争以损害越南,但没有能将红色高棉重新上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支持下入侵并占领了东帝汶。此后印尼在东帝汶屠杀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最残暴的是在入侵后的前五年。美国支持入侵和屠杀,为在东帝汶的屠杀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武器。屠杀越来越严重,美国的武器也就源源不断涌来确保屠杀能继续进行,印尼没有短缺武器的顾虑。其实美国只需切断武器供应就可阻止这一切。此时的印尼政府其实是在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政变中上台的。这次政变造成五十万到一百万印尼人的死亡。

这两次种族灭绝几乎在同时进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是国家的敌人,对屠杀的报道不遗余力,对声称的滔天罪行很少质疑。对在东帝汶的屠杀的报道就少多了,只是机械地重复国务院和印尼的谎言而已。随着东帝汶罪行日渐严重,媒体的报道反而越来越少,屠杀最猖獗的时候,媒体彻底失声了。在1975年到1979年之间纽约时报有70栏的篇幅报道东帝汶屠杀,但是有1175栏的篇幅报道柬埔寨屠杀。纽约时报还是在自由主义光谱一边和其他媒体相比更倾向于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在东帝汶的屠杀事件。当美国的敌人犯罪,媒体就大肆渲染,当美国本身犯罪,媒体就轻描淡写。

这方面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媒体对美国的罪恶轻描淡写对敌人的罪恶大肆渲染。九十年代美国支持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屠杀。在镇压库尔德工人党争取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叛乱时,土耳其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摧毁了3000个村庄,取缔库尔德语。美国支持了这一切,提供了80%的武器。这场种族清洗几乎就没怎么报道,就算报道也没有把屠杀和美国支持联系起来。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宣传的标准说法是萨达姆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同胞。其实他用毒气杀死的还有库尔德人。1990年到1999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描述伊拉克杀害库尔德人132次,但是在同样的媒体上描述土耳其屠杀库尔德人仅仅14 次。敌人伊拉克屠杀库尔德人,就大肆渲染,盟友土耳其做同样的事,就轻描淡写。

在土耳其进行种族灭绝的最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使用的借口就是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土耳其就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在自己的成员进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北约用南斯拉夫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为借口发动侵略是站不住脚的。媒体对所谓的科索沃屠杀连篇累牍的报道正好和对美国支持的土耳其的屠杀所做的轻描淡写形成对比。1998—1999两年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来描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行动220次,来描述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行动只有14次。[13] 难民逃离科索沃的大量报道又可以和几年以后美国对塔里班战争中对难民逃离阿富汗闭口不提形成对比。

这一手法不仅适用于种族灭绝而且适用于谋杀持不同政见者。1984年10月19日波兰警察谋杀了牧师和异议人士杰西珀皮卢斯卡。美国媒体对此野蛮的谋杀进行详尽的报道,大部分是完全应该的。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中,纽约时报花1183栏的篇幅,刊载78篇文章(10篇在头版)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6篇文章,313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46个新闻节目,23个晚间新闻节目。1980年的3月18日萨尔瓦多的天主教领袖奥斯卡罗弥罗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独裁政权谋杀,因为他对专制独裁的毫无保留的批评。美国媒体的报道少得可怜。谋杀发生后的18 个月中,纽约时报花604.5栏的篇幅,刊载57篇(其中8篇为头版)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0篇文章,247.5 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13个新闻节目,4个晚间新闻节目。实际上,在1964—1985年间在拉丁美洲那些有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的宗教异己分子包括四名美国女宗教人士在内的所有报道加起来都赶不上对杰西珀皮卢斯卡谋杀案的报道。在所有100起谋杀事件中,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里,纽约时报花219栏的篇幅,刊载16篇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3篇文章,86.5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37个新闻节目,16个晚间新闻节目。美国的敌人,这里指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谋杀了一名牧师得到的报道比在拉丁美洲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100名宗教异己人士得到的报道的总和还多。[14]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显示媒体对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要么粉饰掩盖要么充耳不闻。在推翻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加西亚之前的10年中,美国电视,媒体花一个小时报道尼加拉瓜,而且全部都是关于1972年的地震。在1960—1978年间,纽约时报共有3篇关于尼加拉瓜的社论。[15] 在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加西亚时,报道开始增加,媒体开始妖魔化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所谓的侵犯人权,残暴独裁远远没有达到索摩查或者其周围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依赖极端的国家恐怖实施统治)的程度,但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

除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之外,很多让美国政府丢面子的事实都会被媒体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没有广泛报道的荷兰官方对1995年斯莱不雷尼卡大屠杀的调查结论是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伊斯兰恐怖分子在90年代早期从阿富汗携带武器和穆加黑底(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进入波斯尼亚。这只是美国和北约联合要将南斯拉夫支解成几个西方附属国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支持的这一行动的成员有些就是几年后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要对付的人。在欧洲的媒体上还有这样的报道,[16] 但是在美国的媒体上我还没有见到哪怕一篇。

波斯尼亚不是美国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第一个地方,美国早在阿富汗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苏联。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入侵越南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在阿富汗,苏联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苏联的碰巧是苏联的卫星国。每当阿富汗政府不愿听从莫斯科指令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苏维埃神话里,苏联没有入侵阿富汗,而是苏联保卫阿富汗。

在南部越南,美国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越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美国的碰巧是美国的卫星国。每当南越政府不愿听从华盛顿指令的时候,南越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美国神话里,美国没有入侵南越,而是美国保卫南越。

每个政府编造的故事就像侵略本身一样非常相似。在阿富汗,美国媒体嘲弄苏联的宣传和谎言,称侵略就是侵略。苏联媒体坚持政府的立场。在对南越的侵略中,美国媒体从没有说是侵略,相反坚持美国政府不是侵略的立场。媒体反战的神话只不过是自吹自擂而已。(参见爱德华荷曼和乔姆斯基著《生产同意》第5,6章)实际上,媒体基本上站在政府立场上,认为美国在保卫越南,在和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游击队作战。媒体上对战争的批评仅局限于它是一个“错误”,“保卫南越”得不偿失,是基于错误的分析等等。这与和平运动的反战立场是天壤之别。和平运动认为侵略是完全不道德的是错误的,但这些观点在媒体的辩论中大都被排除掉。

美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称苏联的卫星国为卫星国是不错的,但是美国的卫星国从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入侵别的国家,强迫他们服从命令,这些国家当然可以称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当美国入侵别的国家,做同样的事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称为卫星国,侵略常常也不叫侵略。

美国支持的在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的武装大部分是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穆加黑底),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开始反抗美国。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很多是联邦调查局所说的基地组织成员。穆加黑底在反抗苏联人的斗争中,使用了很多的恐怖手段如袭击平民,暗杀苏联官员,向不戴面纱的妇女脸上泼硫酸。当他们用这些手段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美国媒体称他们为“自由战士”,他们是兰博三号的好人。当他们对美国人做同样的事时,这些人不再是“自由战士”而是“恐怖分子”。使用同样的手段,敌人被称为 “恐怖分子”,盟友则为“自由战士。”

然而,人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的媒体就像极权国家一样。这个机制基本上是自我审查。因为没有极权国家的报刊审查制度,偶尔会有漏网之鱼出现在超越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媒体上。比如,2003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网站举行了在线讨论,由乔姆斯基谈他的新书《霸权与生存》。[17] 乔姆斯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也是美国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极权国家他的观点可能遭到彻底封杀。但是在美国,媒体将他边缘化,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不是100%驱除。这样实际上让体制更加有效,因为体制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掩盖其思想控制的功能。

与遭到边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对照的是极度依赖权贵,反映权贵观点的媒体。2001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一年内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里引用的美国人讲话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党背景为共和党,24%为民主党,只有1%为其他党或独立人士。中立派人士佛蒙特州原共和党人詹姆斯杰弗茨投向民主党,在转型中暂时作为中立派占独立派人士的83% 。911袭击增加了对共和党人士的依赖。在此之前共和党人68%,民主党人31%,独立人士1%,911之后,共和党人87%,民主党人13%,独立人士1%。对共和党人的青睐是由于他们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门,媒体倾向于依赖他们,引用总统、内阁成员的讲话等。如果把那个因素计入的话,共和党人51%,民主党人48%,独立人士2% 。乔治布什一人占引用话语的9%和政党消息的33%。在“专家”作为消息来源方面,公司代表和经济学家最常见(各占7%),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非常少3%和2%)。大公司的代表被引用的是劳工的35倍之多。企业、经济议题占总报道量的15%,只有1%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而在劳工问题报道中被引用的企业代表26%,经济学家19%,政界人士15%,远远超过劳工代表2% 。而且这些新闻报道也倾向依赖男人和白人。[18]

新闻报道向有利于权贵者倾斜不仅发生在对外政策上而且发生在国内事物上,如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全球化”抗议。是媒体而不是“反全球化”积极分子发明了“反全球化”标签。媒体一般喜欢关注有关抗议者暴力类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或花边新闻之类,而不是关注积极分子对这些机构的批评。要是没有示威者暴力或财产破坏媒体基本上充耳不闻。(即使有很多警察暴力)但是一旦有示威者暴力和财产破坏媒体就大量报道,然而多数并不提及他们抗议的内容是什么。普通的观众并不知道IMF, WTO和World Bank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们。4月16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篇报道反映抗议IMF和World Bank的示威游行,讨论示威者的“体臭”声称“狂热因素不可否认”,并错误地声称抗议是个“没有要求的示威”。其实抗议者的要求被华盛顿邮报以及所有别的媒体选择性忽略,只留下抗议者的“体臭”、酗酒、和服装款式。媒体常常指反对自由贸易的人是反对贸易,这是个误解,因为多数人并不是反对贸易,只是反对现行的贸易做法。

纽约时报刊出针对4月16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示威游行的5项观点,没有一项是正面的。华盛顿邮报上反对示威游行的观点3780个字,支持游行的观点1825个字。而且,出现在媒体上的反全球化的观点往往来自其中的温和派。比较激进的反全球化分子一般都不被理睬。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游行中起主要作用,但他们的观点都没有在媒体上准确地报道出来,不能上主要的报纸。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被描述成专门扔炸弹、搞捣乱的狂热分子。

对暴力的关注也是片面的。对媒体来说,抗议者的暴力是大事,警察的暴力不是。警察携带盔甲,催泪弹,或别的武器,媒体什么也不说,但是如果示威者带同样的东西,媒体就会视之为洪水猛兽。警察即使对示威者或其他人使用暴力,媒体也不会说警察施暴,他们是合法的。警察的暴力一般不称为暴力,即使有也轻描淡写,示威者的暴力则被大肆渲染和谴责。针对11月30日开始的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报告是这样的:“几天以来,在西雅图的市中心公开表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是违法的…有报道说数十名市民被警察阻止不得参加在特定区域和平、合法的表达意见。警察命令他们摘掉扣子,交出小刀,没收标语牌,传单,封锁进入市中心的路口。和警察、媒体的描述相反,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期间的示威游行并没有成为暴乱。示威者是很嘈杂,混乱,但总体上是和平的。警察就不一样了,他们使用催泪弹,辣椒水,橡皮子弹,警棒打向和平的示威者,没听见或准备按警察命令做的示威者,旁观者,去平息由警察自己引起的骚动。西雅图警察局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官员安全在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对群众大量使用催泪气体,对公共安全或官员安全不够成任何威胁的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橡皮子弹,基层警官的野蛮殴打,胡乱抓人,不经审讯就拘留数天。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时被抓的人遭受虐待,并亲眼目睹监狱官对犯人的暴行。”[19]

这和媒体对警察对付暴乱抗议者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媒体的报道颠倒了时间顺序,先报道少数示者毁坏公共财物,再报道警察使用辣椒水、催泪弹好像是对破坏行为做出的反应。有很多的目击者说是警察先袭击示威者,在这之后才出现毁坏公物的。西雅图的警官兰迪胡斯里克承认先对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之后才出现破坏公物的情况的。媒体盲目地炮制了一个有利于警察的故事。[20] 媒体对破坏公司财物描述为“暴力”,也暗示他们认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报道其他“反全球化”示威游行。有关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工业8国集团会议的抗议活动,媒体基本上忽视示威者的立场,依然是过分地专注于示威者的暴力,对警察导致一名示威者残死的野蛮暴行掩盖和粉饰。媒体盲目地重复警察对自己行为的辩护,等到真相大白显示警察撒谎时,媒体置之不理。一名高级警官皮埃罗拖亦阿尼承认警方在示威者中间安置炸弹以便有借口对示威者进行袭击,但美国的媒体从没有报道过这样的事。[21]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的结构和其他媒体有点不一样但是和商业媒体有相似的原则。虽然不是大公司直接拥有,但指望大公司赞助资金,同时也从政府部门获得大量资金包括公共资源局。因此他们像别的媒体一样歪曲事实,尽管他们在自由保守光谱上在自由这边不象有些别的媒体那么寡廉鲜耻。

比如,在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1991年9月到12月间“全景分析”“上午版”的广播节目有26%的来源是政府信息。华盛顿新闻中有53%以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的讲话开头。27名新闻评论员中有26名为白人,只有21%的记者为妇女。[22]

公共广播公司(PBS)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新闻时间”报道明显偏向政府。在从3月25日到4月8日期间,对北约轰炸的批评只占报道的10% 。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塞尔维亚人,或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及团体中最有可能批评北约轰炸的只占报道的6% 。非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反对轰炸的报道占4% 。39%的记者和42%的现场受访佳宾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阿尔巴尼亚难民和科索沃解放军发言人占报道的17%。[23]

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总体上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商业媒体的路线,但是由于结构不同,并不总是完全一样。有些情况下,大公司直接拥有媒体,这样他们就和其他媒体没什么区别。有些情况下,他们归小公司所有,并非精英控制。精英通常也不拥有学生自办的新闻媒体。然而,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都跟随大新闻媒体的焦点。如果纽约时报或其他大报头版上报道了什么,地方和学生媒体上也要刊登在头版上。而且,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提供信息,依赖广告作为收入来源,更容易受到地方企业,地方政府,学校当局的影响。这使得他们的报道面受到限制。但是信息透漏也更容易,因为他们不受大公司直接拥有。在大报上刊登读者来信鼓吹共产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但地方、学生媒体有时候对发表不同意见往往更开通。

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按有利于精英的方式进行解读。虽然不是完全有效,但成功率是很高的。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传播学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

“看海湾战争电视最多的人对这个地区的基本生活事实是了解的最少的。在那些看电视最多的观众中,32%认为科威特是个民主国家,只有23%的人意识到在中东除了伊拉克还有别的国家对他人的占领,只有10%听说过因提发塔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巴勒斯坦解放军–译者注)现代中东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暴乱。当被问及哪三个国家否决最近联合国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决议时(美国、以色列、多米尼加),14%的人正确地指出美国,另有12%的人认为是伊拉克。该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电视观众知道在8月2日入侵之前美国官方对待伊拉克的政策是什么。”[24]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在2003年10月的报告调查了在公众中存在的三大错误认识:萨达姆候塞因与9-11袭击有直接联系,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舆论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虚假的,甚至连布什政府都承认这不是真的。它还发现这三大认识与支持战争有正相关关系。而这些错误认识正是布什政府2002年夏末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副产品,这些宣传试图利用9-11来获得战争的正义性,成功说服美国人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人是美国的严重威胁等。它还搭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先前战争宣传对伊拉克的负面印象的便车。(当美国支持萨达姆时,政府没有反伊拉克宣传,但在美国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交恶后,萨达姆就被妖魔化为第二个希特勒)政府的宣传攻势被媒体盲目的机械复制。媒体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在侵略完成之前对政府没有任何怀疑。到2003年9月,70%的美国人开始相信萨达姆直接与9-11袭击有关。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还发现对大多数媒体而言,看更多的新闻不会减少对这些错误观念的认识,相反,新闻看得越多,这种错误认识就越进一步加强,再次说明媒体作为错误观念传播者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权者的。对这些错误观念的信任程度随着这个人的新闻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福克斯电视台最糟糕,有80%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最好,但是他们也有23%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25]

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这些让人产生最少错误认识的媒体碰巧是最经常被保守的批评家挑出来指责其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大部分的用以支持自由主义偏见的证据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义偏见模式背后的基本理论是大部分记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报道中自然要反映出来。调查发现多数记者是温和派,不是自由主义者,[26] 然而即使我们不理会这个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权力在哪里。普通的记者没有多少控制媒体的作用;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即媒体所有者手里。

另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赞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美国有权干涉别国。自由主义者赞同现行制度的主要特征,只是希望有些改进而已。因为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都赞同资本主义等,相信这些的记者要远远超过不相信者。按照他们的逻辑,媒体应该具备极端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偏见以便超过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

自由主义偏见,或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偏见实际上有助于支持这个制度,因为它进一步确定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限。如果媒体在攻击当权者时被认为过分自由主义,过于引起争议,那么,那些质疑基本价值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将被看作不配在这个世界呆着。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有助于将媒体区别开来,确保它继续增强其霸权。一旦有媒体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对自由媒体的批评就会迫使它回归基本架构。

其中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由波拿德勾德伯葛写的《偏见》鼓吹自由主义偏见理论。这本书不是认真研究的结果,甚至没有脚注、尾注、参考书目和索引。他的好多观点没有证据支撑,只是笼统的感想。“不是数据或带有偏见的报道的具体事例,勾德伯葛更喜欢一般的概括。”[27] 有些说法实际上支持宣传模式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模式,比如声称新闻机构主要关注利润和以白人为中心。许多引用没有脚注或尾注,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研究。

他的很多主张是针对媒体的中间或自由主义一边。诚然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国内公共无线电台等)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媒体都是自由主义的。《偏见》的附录包括他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的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社论。华尔街杂志有没有自由主义偏见?谈话电台和福克斯新闻有没有偏见?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显示即使比较保守的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对证明他的说法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那剩下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了。反过来本文所持的模式也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媒体是当权者的附庸。如果那样的话,即使对当权者批评的报道如纽约时报也很容易为当权者歪曲真相。前文提到的东帝汶和柬埔寨的对比就是证据。勾德伯葛却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媒体中保守一边的(华尔街杂志,福克斯新闻/谈话电台)有对保守派的偏见。

或许有人会说商业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新闻媒体的现状不管有没有偏见都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基于一种神话即只要与市场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种民主。难怪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奴隶要反对这个观点。市场常常对有钱人有利,因为通过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就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美圆,一票”美圆多的人自然影响就大。对媒体来说,顾客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广告商。广告商关注的是更有钱的顾客,因为他们有可能购买更多的产品。没有多少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而媒体就要反映广告商的意见和偏见,重点服务有钱者以及控制媒体的企业精英。

此外,好几个例子说明媒体的偏见并不是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观点。在对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报道是来自反战阵营的,而实际上超过25%的民众是反对战争的(参见上)在90年代早期的医疗卫生辩论中,媒体主要报道克林顿的建议和保守派的反对。大部分民众赞同单个支付方案,但除了个别例外,媒体基本上都避而不谈。辩论的内容大大压缩,大部分民众的主张被排除在外。[28] 这显示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尽管媒体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从医疗卫生辩论这件事看出并非总是如此。美国人并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军打游击战的各类武装的名称和主张,并非不想知道美国支持的在东帝汶进行的种族灭绝。他们不能知道——因为媒体没有报道。

这种媒体的机制并非一下子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资本逐渐赢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数掌握行业命运的寡头,媒体也变得更集中。大公司开始收购报纸或者抽走那些批评公司权力的媒体的广告。这并非大公司老板们协商勾结的巨大阴谋,而是针对相似的处境采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媒体机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威尔逊政府“建立了政府宣传机构叫做鱼笼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要在6个月之内成功地将主张和平的民众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热分子,要摧毁德国的任何东西,彻底消灭德国人,要参加战争拯救世界。”[29] 鱼笼委员会首次采用公共关系技巧操纵公众舆论,利用商业媒体煽动战争热情。它发现向媒体大量提供“事实”(官方消息)使他们能够控制新闻报道。战争期间政府加大审查力度,积极压制反战的媒体和团体,其中多数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原先迅速壮大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没有恢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变得缄默不语。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持续,类似的宣传技巧被用来制造红色恐怖。通过打击异己组织和媒体,加速了媒体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的进程。

新媒体出现时,政府的干预在使媒体置于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业发放开办无线电台的许可证,基本上排除了非商业电台。而在此之前对电台很少有什么限制,非商业团体,尤其是教育机构往往在电台占主导地位。此后几年有场很多人参加的运动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但没有成功。[30] 后来电视台许可证的发放采取类似的对公司有利对非赢利机构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导新闻媒体是因为政府选择要让大公司这样。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电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补贴,包括免费乘坐国营航空公司飞机,都对媒体的结构产生持续至今的影响。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媒体和社会的构成方式。媒体的负责人并非凑在烟雾缭绕的大房间密谋如何愚弄美国人。偏见的产生是媒体结构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阴谋。有些团体确实有意识地试图操纵媒体,有时候以密谋的方式进行。(一伙人秘密聚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标)比如,人们知道中央情报局(CIA)渗入媒体机构拥有他们的在职记者名单,它“还在全世界拥有数十家的报纸和杂志”。[31] 中央情报局(CIA)改变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动物农庄》两部电影版本,将其中“诅咒两座房子”的信息轻描淡写,让他们看起来是反共产主义的而非反资本主义的。[32] 1999年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允许部队心理战军官,政府宣传专家在其亚特兰大总部的新闻部工作。[33] 有线新闻电视网(CNN)最终承认了这一点,[34] 但大部分媒体对此不予报道。然而这是异于常规的特例。多数媒体偏见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同样的结构也使得它更容易让当权者通过密谋或别的方式操纵媒体,扩大他们的影响。

教育制度

霸权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培养和教导民众驯服、听话好让政治、经济精英在很少抵抗的情况下统治。其二是培养发展经济所需的技术工人和未来的统治阶级成员。

鲍伯布雷克所说的“青年集中营”的公共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不是要鼓励独立思考或者别的什么,而是要让学生变得愚蠢和服从。公立学校的全部结构这样设计就是要培养学生服从权威。学校是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广大学生要有少数的教师和管理者支配。培养他们从小就服从命令,一排排整齐坐好,排队等候等等。孩子们是原材料,要经过挑选,分类,加工成为不会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提出质疑,不会给精英集团制造多少麻烦的“受人尊敬的公民”。孩子们从小就在衙门似的公立学校学会服从权威,很容易在成人后继续服从权威。这个制度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到长大成人后完全驯服,但是足以维持现行制度长存。一个让许多学生服从少数老师和管理者的意志的学校制度非常适合要求许多工人服从少数老板和资本家的意志的社会经济秩序。

学校的结构鼓励学生在感情和智慧上对学校的依赖。学生依赖教师决定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以及如何学习。他们不是自己调查研究,不是自己控制智慧成长进程,反而依赖老师决定学习的进度。学生们这样学会了由别人替自己思考。而这一点正好适合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社会。

学校再制造出阶级的结构。人们认为教育有好有坏,与财富的分配线一致,财富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为他打开或关闭机会之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的工作,好的机会和其他特权。优雅的(统治阶级)语言和举止通过学校和其他机构传给统治阶级的子弟,而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则传给下层子弟。那些有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的人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考试在许多方面向来自美国上层社会的子弟倾斜,包括引用有钱人子弟比较熟悉的事例。即使出题者并不是有意这样做,这些人很可能来自上层社会,很容易从自己的经验中举例,而不是穷人的经验。有钱人上的学校更容易有充裕的资金。雷立斯特等的研究表明老师容易优待有钱人的孩子,而且经常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或者有意这样做。[35]

公立学校授课的内容也反映出它作为教化中心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影响社会哲学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和公民学。教材中应包含什么,采用什么样的指导原则等不是由老师决定,也不是基于学术问题本身。公立学校是州政府的实体,实际的权力在州政府。在有些地方,当地学校董事会有相当的权力,有些地方州政府权力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权力在州政府。毕竟是州政府拥有,经营,资助这些学校的。另外,有些政府部门虽然和学校没有直接联系包括法院和联邦机构如教育部对学校也有影响。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对学校有影响,一些由富人资助的私人机构如洛克非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形成现代公立学校机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影响。大公司通过为学校提供所需材料和对政府决策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学校。通常是这些公司依靠企业圆桌会议等机构施加其影响。

权力在几个不同的层级体系间分配,这些体系都是由相互间有共同利益的精英控制,充当过滤器的作用,确保学校总体上传授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忽视或贬低超越这个界限之外的观点。多种团体都可以动员起来对学校采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施加影响,但是体系的结构模式使得最终结果反映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自由保守光谱之内)。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对学校的决定施加压力和影响,因而拥有最多资源的那些有钱者和有权者最有优势。对学校有影响的就大体上局限在精英阶层或者得到精英阶层支持的人。精英圈子之外的人,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没有像精英阶层那样的资源还受到他们的排斥,因而对学校的影响就小。所以学校里教什么大体上反映了精英阶层的利益,局限在狭窄的光谱之内,而在此之外的观点被边缘化。

这一点可以从公立学校如何教历史清楚地看出来。历史被歪曲用以强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与此相反的历史研究被忽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不同)和反种族主义都不见了。[36] 种族主义的起源、产生原因及演变很少得到分析。奴隶制中的白人串通、舞弊被最小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奴隶身上。谈及爱因斯坦、海伦凯勒或者马丁路德金时,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常常被掩盖起来,正如威尔逊、丘吉尔、林肯或别的历史人物身上的白人至上信念被掩盖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许多罪行如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危地马拉、伊朗、智利等地的政变常常被忽视或者被描述成“错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忽略以便于塑造美国是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总是以人权,民主和理性的人道主义为最高道德力量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美国被描述成总是有慈善心肠的,如果结果出了问题那是由于误解造成的错误。尤其是当我们看最近的历史,政府的镇压政策像反谍计划被轻描淡写或完全忽视以便塑造美国的“自由之邦”的形象。政府的正面信息被大肆渲染而负面信息则轻描淡写。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常常被强化,树立美国精英领导阶级。几乎整个国家都是中产阶级(荒唐透顶),对阶级结构根本不作真正的分析。劳工历史常常被降级和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相关好像阶级差别已经消失。总之,它描述的历史是一幅美好的图画,一幅伟大的国家不断克服障碍走向繁荣的场面。专业历史学家的观点被抛在一边,通过篡改历史以便塑造社会对政府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忠诚。如果想深入了解公立学校历史课的轨迹可参阅詹姆斯劳温的“我的老师告诉我”。

公立学校作为思想灌输中心的功能也能从许多州通过的教学和教材指导原则中看出来。德克萨斯教育法规定“教材内容要有助于提升公民意识,加强对自由企业制度本质和优越性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和对公认权威的尊重,增强对个人权力的尊重。”教材不能“鼓励偏离公认的社会标准的生活方,”也不能“包含损害权威的内容”或者“引起尴尬或干扰教室里学习气氛。”因此,德克萨斯教材法明确规定教材不能教学生自己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是相信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多数州都有类似的规定,尽管不是所有的都这么直言不讳,也有比较大的变化。[37]

德克萨斯和加利弗尼亚倾向于主导教材市场是因为他们人口多(因而订教材也多)同时也由于其挑选教材的方式。有些州完全由地方学校当局挑选教材,而德州、加州或有些州集中管理应该采用什么教材,拟订可在教室里使用的教材清单。因而也使他们有更大权力对教材生产者有更大影响。结果他们的教材使用原则对其他州的教材也有相当的影响。

加州的教材原则比德州的更自由但是仍然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仍然以思想灌输为中心而不是让学生了解各色理论由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加州的教材法规定“指导委员会应该只包含他们认定准确,反映该社会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内容,无论男女的贡献,各个种族的角色和贡献,劳资双方在加州和美国的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最后一部分歪曲了所谓‘劳工做了全部的贡献,资本家只是寄生虫’的观点,也歪曲了相反的观点。它还说“学校使用的教学资料应该只包括准确反映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和环境保护必要性的内容。”[38] 这显然向自由倾向的环保主义者倾斜。

加州公立学校内容标准上说学生应该“解释经济权利是如何获得的,经济权利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比如财产的获得权,使用权,转让权,支配权,自由挑选工作的权利,加入或拒绝加入工会的权利,版权,专利权)…讨论个人的法律义务如遵守法律,充当陪审员,纳税…了解公民意识包含的义务如投票,市政问题知情权,担任志愿者,担任公职,服兵役或非传统服务”。

学生还需“至少描述两个国家在某个时期造成专制独裁政权的条件和后果。(如意大利,日本,海地,尼日利亚,柬埔寨)”美国从没有被贴上暴政专制的标签。此外还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学生要了解美国革命的特点,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对其他国家持久的影响。”标准还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学生要能够分析自由主义阵营和苏联附属国阵营冷战的原因,双方在埃及、刚果、越南和智利进行的控制权的争夺,”要认定一边为美国宣传术语所说的“自由世界”,明显暗示学校要教给美国一边为好的一边。它还要求不顾事实,彻底重新为自由下定义,因为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阵营里有许多的残暴独裁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巴西的新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等)。它还认定 “苏联附属国”,但从来没有说过美国附属国。那些认为苏维埃主义者是好人,或者两边都是坏家伙的观点是排除在外的。相反认为美国是国际社会优秀成员则是个标准的观点。因而,尽管加州在自由保守光谱的自由一边,它仍然严格守在此范围以内向学生灌输霸权赖以生存的财产权,政府权力和其他基本原则。

其他许多州也是如此。科罗拉多州的学术标准规定:“小学四年级学生知道和能做的事包括说明政府的功能,描述没有法律和秩序生活将成什么样子,解释为什么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解释尊重个人,尊重财产,依法行政和公民责任的重要性,指出重要的个人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权利(比如宗教,言论自由和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

5—8年级的学生“他们知道和能做的包括:能解释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如促进共同利益,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安全和秩序等),解释美国宪法是如何确保自由,同时又允许有变化的空间,解释法律是如何保护个人权利又促进共同利益,能指出和使用挑选地方,州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标准。”

9—12年级的学生知道和能做的包括“权利的范围和界限(如任何权利都是有界限的)”

关于政府的目的有很多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维护阶级统治,是统治阶级压迫别的阶级的工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控制的工具。但是,这些观点是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一般不会被讲授。相反,讲授的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它促进共同利益,保护个人权利,保障安全和维护秩序等。不是让学生了解多种不同的理论,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而是只讲授那些有助于增加对国家的支持和顺从的信念,排除不利于增强顺从的信念(如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节开头关于经济学的逻辑依据公开承认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信念:“学生需要了解基本经济概念以便成为劳动大军的生产者,自由企业制度的鼓吹者。”[40]

偶尔,有老师可能偏离标准讲授一些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但总体趋势是确保观点在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范围内。有不少的机构性限制使得公立学校教师很难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学校董事会和州政府而不是老师挑选教材。因而教材总能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与个别持不同意见的教师企图打破这个光谱的努力相抵触。标准化的考试也有助于强化对自由保守光谱的遵从。如果老师开始教意识形态霸权之外的东西,可以动用庞大的学校官僚机构向他施加压力和处罚。多数老师本身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根本就不会考虑要讲授一些异端邪说。允许少数持不同意见的老师存在,偶尔在教室里散布些异端观点并不会对整个体制构成真正的威胁,除非他们迅速增长和过于强大。

私立学校也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运行。这些学校通常是由大公司拥有,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因而由维护现行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他们的主要客户多来自高收入阶层(低收入者根本上不起),自然支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政府法规同样对私立学校施加影响以再生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

大学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的功能是培养有技术的生产者,未来的管理者和统治阶级新成员。他们仍然充当思想灌输中心,但是已不再是像12年级那样的主要功能了。对老师和对教学内容的控制也不像12年级那样严格。教授和12年级老师不一样,可以挑选使用的教材,在选择讲授的内容上有更大的控制权。大学教授的终身职位使他们可以采取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立场也不至于有过多的负面后果。因而大学讲授的观点有更大的多样性,异端的观点不像12年级那样严格的压制,虽然自由保守光谱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大学内部的些许自由空间仍是小的可怜根本不足以对制度产生真正的威胁。一旦异端观点过于强大,就要展开清洗行动,正如麦卡锡时期臭名昭著的黑名单。

大学的另外一个功能区别于它和学生的关系。他们产生意识形态和理论以帮助维持现状。这些意识形态的大部分最终渗透到整个社会并被用来证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正当性。那些偏离自由保守界限的知识分子通常很难将他们的观点传达给广大民众,因为媒体、教育制度等会过滤这些观点,只有那些自由保守光谱内的观点才能传向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发现如果他们能说服受过教育者他们的战争宣传是真实的,则能够更进一步将宣传传向国家的任何地方,使全国民众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直到今天,知识分子充当着类似的角色。如果他们不断得到新思想,就可以扩大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

正如媒体一样,有些保守派指责大学被自由主义者把持,歧视保守主义者,维持对保守主义者的“敌视环境”。大卫合罗威茨和他的“学生的学术自由”(非常恰当的奥威尔式的名字)可能是这种观点的最知名保守主义者。他们呼吁为学校和国家雇佣更多的保守派老师以加强防止对保守派歧视的规定。但是他们用来显示自由派多于保守派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就算不管这些错误,他们的数据也削弱他们的观点。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间派占教授的绝大多数。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派一样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因而资本主义者占绝大多数,按照合罗威茨的逻辑,大学应该有强烈的倾向资本主义偏见,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这个问题。

合罗威茨们的真正目的是压制自由派的观点使大学更靠近新保守主义路线。他们对大学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支持者面临的“敌视环境”不置一词。“自由言论区”及其他至少被用来对付极端左倾和保守一样多,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也不抱怨比大学里严重得多的资本主义者向12年级灌输思想。保守派的教授数目远远超过无政府主义教授,本着思想多样化宗旨呼吁聘请更多保守派的这帮人对不利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现状视而不见。经济学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市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忽视或贬低新古典经济之外的经济模式。政治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对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忽视或贬低反对这些的观点。合罗威茨们对所有这些都闭口不谈。他们不反对少数派意识形态面临的“敌视环境”,只要不是保守派被当作攻击的靶子。

他们常常将比他们左倾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这些极端左倾团体有根本的区别。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是许多在校园中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的团体之一。他们编辑了一个监控人员名单,罗列了利用教室达到政治目的的教授。[41] 该名单包括自主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还左倾的哈里克里弗。[42] 2003年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主席是奥斯汀金赫恩,他投诉教他的一位教授声称美国是“比9-11恐怖分子还可怕的恐怖威胁”。他以此为“自由主义偏见”的例子抱怨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提出来。” [43] 不管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它只不过是在媒体上很少听到甚至多数老师都不讲的小小异端观点而已。奥斯汀金赫恩没有投诉相反的观点即美国不是恐怖主义国家,当这个观点出现在媒体,学校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反对意见提出来。只有那些左倾观点让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感到讨厌。如果他们真的看重“智慧的多样性”,他们就会推动被边缘化的左派团体迅速发展而不是压制,因为这样才能增强 “智慧的多样性”。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事实本身表明“智慧的多样性”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其背后隐藏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压制、限制左派团体的伎俩。通过将位于边缘的持不同政见者归为自由派并要求限制双方的影响,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异己分子并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种手法并非总能奏效。从前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思想控制系统,但是美国现代的公立教育制度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出现。尽管有缺陷,获得独立后头70年中成长起来的学校制度能够教会读写能力和基本技能。“存在的大量数据表明到了1840年,美国国民(非奴隶人口)的识字发生率不管在哪里都在93%和100%之间。”[44] 孩子们不像现代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天生就无资格的人。美国海军的第一位上将大卫法拉古在12岁时就首次指挥军队作战。这样的事并不罕见。200年前的成人标准年龄比现在的要小。青春期是个相对新近的说法,是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产物。

公立学校制度出现并不是因为老的制度在讲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效率低下,而是因为需要有新型的控制。美国内战后,前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工业资本主义产生。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和迅速壮大和贫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带有武装的工会团体如劳工骑士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出现,强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迅速蔓延。1888年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写道“我们认为教育是导致劳工阶级近年来出现不满情绪的罪魁祸首。”[45] 随后设立了若干机构来控制工人阶级,其中一个就是当今强制性的、严厉的、隐含破坏性的教育制度的出现,用以培养工人的无知和盲从。上学成为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得到思想灌输),学生被塑造成为庞大学校机器的单元。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历史课由社会学取代),“科学管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在学校里,就像基于巴埔洛夫的条件反射和泰勒系统的观点用在学校一样。老师和学生由一个庞大的学校官僚机器来控制。右倾和极端左倾,包括自由主义者和费边社在这个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立学校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杜威1897年说过“每个老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是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雇员。”[46]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对企业家的一次演说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希望一个阶级受到自由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另一数目庞大而又必须的阶级放弃自由主义教育的特权为即将从事的艰苦、具体的手工劳动做准备。”[47] 1889—1906年间的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里哈里斯在他的著作《教育的哲学》中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是自动操作,小心翼翼地沿着规定好的道路走,认认真真地遵从规定好的习惯做。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因为科学地来讲大众教育是对个人的吸纳。”[48] 在同一本书中他写道“学校的重大目的在黑暗、闭塞、丑陋的地方更容易实现。教育要使学生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要超越美丽的大自然。学校应该培养学生从外部世界撤退的能力。”[49]

大公司,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和公司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全国公民基金会,农业发展理事会,企业圆桌会议,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在现代公立学校制度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1953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科南特写道,向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转变是因为“工业家和企图改变工业生产过程本质的革新者”要求的结果。[50]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教育董事会指明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梦想里,人们完全臣服于我们的魔手。现行的教育规范(智慧和性格教育)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不受传统的约束我们将我们的善意传达给充满感激和富有同情心的群众。我们并不试图让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科学家或大学者。我们不需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作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我们不会从他们中寻找未来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律师,医生,牧师,政治家,这些我们自己有的是。我们定的任务非常简单:我们要将孩子组织起来,教给他们如何完美地做他们的父母做的不是很好的事情。”[51]

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取证,1913年国会对企业基金会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研究发现:“那些手握一大部分美国工业的最终控制权的少数人已经不再仅仅控制他们的员工,现在已经迅速扩展到对教育和国家社会服务的控制。庞大的基金会通过直接的基金使用,不受任何法律的纠缠直接指向情形的杠杆,然而,这个权力随着附属联盟的形成使得它免受批评和监督而大幅度增强。”[52]

1954年国会开始就同一个问题又进行了一次调查,但是来自大公司和敌对媒体宣传的压力迫使它提前草草结束了事。在结束之前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个别大基金会的权力是巨大的。伴随着各色赞助形式的是思想控制的元素。它对教育者,教育过程,教育机构施加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施加无形的压力,它可以实质上事先决定社会政治概念,学术观点,思想领导,公众舆论的发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如果它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相互连结具有知识卡特尔的某些特征。它在教育的几乎每个阶段都有其分支机构,因而对社会科学和教育施加巨大的实际控制。大基金会和知识卡特尔对报刊、电台、电视、甚至政府的影响之大使得对任何知识卡特尔赞同的事情的客观批评如果不首先被嘲弄,歪曲和诽谤就很难见诸各色媒体。这些基金会和他们的中间人不是以直接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的形式很深的参与政治而是有意识地鼓吹经过精心打造的政治概念实现其目标。”[53]

这些调查是在不同的政党当政时进行的,而且前后相差几十年。调查得出的结果相似,调查本身的命运相似,都不被重视,都没有后续的任何行动或体制上的改变,现在都已经从历史上抹掉了。在当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辩论中,这些调查和他们的结论在持不同政见者圈子之外根本就看不到。

同样的,这些并不是巨大的阴谋,而是教育形成方式的结果。教育体制的结构导致它这样进行。那些最初建立公立教育体制的人对他们做的事情是很直言不讳的,相信建立这样的学校是对的。

新话

新话是对语言的操纵,以便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这个词语来自乔治奥威尔的《1984》,讲述的是由极权专制政府创造,用来控制人民的。新话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而是在许多其他等级社会都存在过的。在许多社会,语言常常被这样操纵以便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对精英阶层有利)。比如,有许多用来指妇女的贬义词(婊子,娼妓,笨蛋,荡妇),但是指男人词的就很少。这不仅反映了而且强化了权力结构和男性统治(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权力)。对当权者有利的语言操纵的出现是因为当权者控制交流的媒介,也因为在许多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倾向,用自己的视角看待一切。在美国,媒体和教育体制使得新话繁衍不绝,但是新话决非仅仅存在于这些领域。多数人经常使用,已经成为他们正常说话的一部分了。有些情况下,政府或公司有意识地创造一些新话以推进议题展开,有些情况下却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语言。新话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思维过程并强化现行制度。

这种伎俩的一个常见形式就是为政治讨论的术语提供一个官方的定义,但是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另有一套。词汇和短语被这样用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意思。比如,“阴谋理论”这个短语,官方的解释是指该理论企图把什么东西解释为一场某些人有意识地悄悄聚在一起要达到某个常常是不道德、违法的目的,是一场阴谋的结果。然而,这不是它实际使用时的意思。实际上,“阴谋理论”这个词只被用来泛指任何政府反对的理论以便将其搞臭而已。官方对9-11的解释,基地组织已说过是个阴谋理论。基地组织是一群邪恶的悄悄聚在一起的穆斯林分子,密谋发动对美国和其他目标的袭击,因为他们“憎恨自由”。这正是阴谋理论的定义,如果任何不是政府的别人提出这个基地组织理论将被贴上阴谋理论的标签。这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真实的阴谋理论仍然是阴谋理论。但是基地组织理论从来没有被称为阴谋理论,只有那些政府不支持的理论被称为阴谋理论。“阴谋理论”这个词在新话里两个定义:官方的定义和非官方的定义,即实际使用中的定义。“阴谋理论”是被政府用来搞臭与官方立场相左的理论的手段而已。即使从技术角度看不是阴谋理论的理论如机构理论(认为某些事件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悄悄聚在一起的结果)有时候被那些批评者称之为阴谋理论以便让他们闭嘴。

“恐怖主义”是新话的另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词只不过是任何反对美国的组织的贬义词而已。中央情报局从事过暗杀,放火,扔炸弹,推翻政府,滥杀无辜平民等数不清的罪行,这些行为如果是官方的敌人干的肯定被看作是恐怖分子。但是中央情报局(除了极端的文章外)从来没有被称作恐怖组织。当穆斯林极端分子包括本拉登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作战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现在他们开始同美国及其卫星国作战时就被叫做“恐怖分子”。在和苏联作战时,他们滥杀无辜平民,暗杀政府官员,向不戴头巾的妇女泼硫酸。在和美国作战时,他们犯下同样的罪行。但是只有在他们开始针对美国人时才被称为恐怖分子,之前被称为“自由战士”。他们从美国政府的盟友变成了美国政府的敌人,因而也从自由战士变成了恐怖分子。变化的是他们的立场而不是他们采用的方法。[54]

使用委婉语也成为一种新话。当权者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词替换原有的词让有些事情听起来好些。比如,二战期间美国有个战争部在组织美国参与作战中起到很大作用。冷战开始的时候与海军部合并形成“国防部”。国防部做的许多事根本不是真的国防,而是在国外用兵。他们从“战争部”改为“国防部”,因为国防听起来更好些容易赢得公众的支持。“国防”常常像这样被用来替换军事或战争(不仅是美国)。如现在很少有人谈论“军事预算”,改用“国防预算”。这个委婉语让国家和部队显得更正当些。

提及美国的卫星国,用的是“盟国”而不是“卫星国”以掩盖美国支配其他国家的事实,让美国的帝国主义看起来和帝国主义不一样。但是对国家的敌人就不同了——苏联的卫星国总是(正确地)被称作卫星国。

“共产主义”尤其在冷战时期也是新话。共同的用法是用来妖魔化任何不同的观点的模糊说法。在冷战时期用来描述美国敌人的通用称谓。实际上,任何人或组织只要相信政府有直接的责任为其统治的人民谋福利,反对美国的政策就会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他们可能是宗教团体,学生会,或任何别的什么,只要相信旁门左道反对美国政策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不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同情苏联,不必鼓吹计划经济。甚至明确支持资本主义的组织也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如在1954年被中央情报局发动政变推翻的危地马拉阿本茨政府明确地创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被称为共产主义分子。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如苏联、中国等没有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他们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是个非常宽泛的词,用来妖魔化与美国政策不一致的任何团体。

民主是个被称之为最耀眼的空话的例子。这是一个好听但没有实际意义非常模糊的词语。几乎每个人都赞同民主。北朝鲜自称为民主国家,萨达姆的独裁自称为民主国家,美国自称为民主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选举,但实际上都有少数精英统治。美国总是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但美国的敌人即使其政治制度与美国非常相似也从来没有被称为民主国家。中央情报局政变的时候,危地马拉政府部分就是被美国政府鼓动起来的,但是不被称为民主国家而是妖魔化为“共产独裁”。以色列总是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伊朗则不是,虽然两者政府形式相似。两者都是政教合一的共和国,有半自由的选举,违反人权,有限度的平民自由。但是只有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因为它是美国的卫星国,伊朗不是因为它反对美国。赞同民主就像赞同“好的事情”——一个好听但没有多少意义的笼统说法而已。

另一种讲新话的方式是通过让人很难看懂的方式给术语下定义。比如“资本主义”这个词,它是指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数人得出卖劳动力(通常是找个工作)谋生。他们将劳动出卖给直接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或通过由资本家控制的机构(如公司)的人。这和别的经济制度不同,如封建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多数人不需要出卖劳动力,但他们是庄园主的农奴或者是奴隶,他们不需要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本身就归主人所有,人家想买买想卖卖。新话把资本主义和贸易或市场混淆让人糊涂迷惑。在新话中“资本主义”成为贸易和市场的同义词。贸易在许多社会都存在,从原始社会村落到奴隶城邦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声称这些都在采取同一种制度显然是荒唐的。在同样存在很多贸易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奴隶制社会的罗马帝国之间有很多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别。对资本主义的新话定义将两个差别很大的经济制度等同起来。这个过分宽泛的资本主义新话定义使得人们很难在非新话意义上(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探讨资本主义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贸易使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用来描述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新话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批评的难度因而也就保护了现存制度。

与“资本主义”这个词相似,新话也给国家或政府一个过分宽泛的定义,同样增加了谈论废除国家的难度。国家是个对合法使用暴力有垄断特权的组织。它是个中央集权的多层机构,依赖其从上到下控制的武装团体如警察和部队以及法庭监狱等强制机构迫使其范围内的任何人都服从它。国家的新话定义将国家和组织等同起来,模糊了国家到底是什么,也使得对国家的批评难以进行。

新话还将“无政府社会”定义为完全混乱。“无政府社会”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没有统治者”。其实有个论述详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是鼓吹混乱无序,而是自愿组成的无等级理想社会。将无政府社会等同于混乱简直就是诽谤,就是败坏激进哲学理论的名声。而多数将无政府社会等同于混乱的人很少或根本没有读过无政府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媒体,学校,新话等推波助澜的结果。几个世纪以前民主与共和也像“无政府社会”,现在这样被等同于混乱。

新话的不寻常情况是“政治正确”。很多企图要打破某些等级秩序的运动,如女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认定语言是用来强化他们反对的等级秩序的。作为他们削弱该等级秩序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要改造语言使它不再用来强化他们反对的等级秩序。比如,反对种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把“黑鬼”一词变成白人不能使用的词,让多数人承认它带有的种族偏见。然而,除了几个例外,这些目标并没有达到。多数旨在削弱新话(巩固权力结构)并成功地改造了语言的例子都是有关对等级结构没有真正威胁的鸡毛蒜皮,多数局限在种族、性别范围内;真正巩固阶级和国家机构的新话(如前文谈到的“恐怖主义”的选择性使用)根本没有碰也没碰。

短语“政治正确”最初是左派分子之间开玩笑时的说法,指遵循左翼政党的路线,通常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个短语只是在右派使用它之后才为主流媒体所注意。右派用这个短语指各种解放运动试图改变语言强化他们所反对的等级秩序。右派声称“政治正确”是“极权主义左派分子”用来进行思想控制的努力,就像本文对新话的描述一般。实际上任何要求更大种族和男女平等权利的团体运动都被指控为“政治正确”。有些右派甚至把它的意义扩大到他们不赞同的一切内容。事实上指控“政治正确”就和他们声称支持“政治正确”行为一样是用来妖魔化某些行为的伎俩,是一种思想控制。操纵语言来为权力结构服务(就像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国防等词汇的选择性使用)从来没有被激进圈子之外认定为“政治正确”。新话是对语言的操纵以便强化权力结构,“政治正确”(在异己圈子之外)是使用者并不喜欢的用来减少新话或别的语言改变的贬义词。

客观性的神话

“客观性”也是用来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主意。任何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或消息都被指责为“不客观”“有偏见”“煽动性”或“走极端”而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或消息被认为是客观的。有时候这种手法也被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人相互之间使用,比如保守派指责自由派的立场“有偏见”(或自由派指责保守派有偏见)。

比如,克里斯蒂安派琳逖被邀请参加公共广播公司(PBS)2004年3月2日的新闻时间节目和吉姆莱赫对话。主持人莱赫问派琳逖对伊拉克的轰炸是否让美国人更加困难,派琳逖的回答是:“我想是的。我想我们得看一下这么多挫折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伊拉克人会这么愤怒,在此类爆炸之后将罪过归咎于美国人?很大的原因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拉克重建的失败。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电力,很多城市如拉马底还没有足够的水。拨给哈里波屯和比奇特尔用来重建国家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最后落入了谁的腰包?我认为这是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和布什有牵连的企业在伊拉克重建工程的腐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在伊拉克还会有更多的不稳定状况出现。”[55]

两天以后, 莱赫为此发表了道歉声明说关于伊拉克的讨论是”不够公正,有失水准”。公共广播公司(PBS)后来暗示是因为前文引述的派琳逖的评论是“不够公正,有失水准”的来源。派琳逖说的没有一句是不符合事实的,公共广播公司也没有说是。几个月以前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彭斯在节目中表达支持对伊拉克的占领。2002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声称伊拉克1990年曾计划入侵沙特阿拉伯,后来证明纯粹是个10年前的谎言,但是莱赫并没有试图更改拉姆斯菲尔德并不正确的说法。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对所谓的“不够公正,有失水准”道歉。这充分说明所谓的“公正”只是用来将思想限制在一定光谱之内的手段而已。当个人表态支持对伊拉克的占领,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政府官员发表虚假声明,不需要反对的观点以显示公正。如果本拉登的反对者在讲,他们同样不需要用本拉登的支持者来平衡。但是当有人对现状进行猛烈攻击, 如派琳逖那样,他们就需要用反对的观点发表出来以便显示媒体的公正。如果有人过分偏离党的路线,就需要有反对的意见来驳斥他;但是坚持党的路线的人就不需要反对意见了。这就是在实际执行中“公正客观”的真实含义。

另一个例子是对因特网的处理。人们一般对网上的消息比较谨慎,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布消息。”这个观点被媒体,学校或别的地方一再地宣传推广。这点不假,但是对电台,电视,广播,报纸或多数别的信息来源同样适用。在电视或别的媒体上发表消息的唯一真实的资格要求是你有足够的钱来做到这些。批评性的思考,合理程度的怀疑对任何事情都是适用的,并非仅仅对网上的信息。对网上的信息比对电视上的信息持更多批评的态度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有钱人或有钱人控制的机构比没钱人更可靠,更值得信赖。但这个假设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价值判断的消息是根本没有的,因为没有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每一个信息提供者必须决定刊登什么,忽略什么,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任何消息来源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将所有新闻事件同样详细的报道出来,即使能够这样,它将提供给普通读者没有多少用处的过多的信息。唯一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方法就是阅读来自不同消息来源、代表不同观点的资讯。(我不是指多种商业媒体——他们的观点基本雷同)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对节制、中庸的崇拜。节制、中庸常常被看作是个美德,政治人物(还有其他)都喜欢标榜自己为“温和派”而喜欢将对手描绘成“极端分子”。其实很少自命为“温和派”的人真正采取温和的立场。很少自封为温和派的人主张适度地使用奴隶,虽然如果认真地从他们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鼓吹绝对地废除奴隶制是个极端的立场,正如鼓吹大量的使用奴隶也是极端的立场一样。真正的中庸立场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赞同适度地使用奴隶。“温和”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温和,而是鼓吹维持现状。对温和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支持现状的赞扬,而支持现状明显强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

对于那些长期经受自由保守光谱思想灌输的人以所谓的“有偏见”“不客观”“有破坏性”“有煽动性”“有成见的”“不公正”等为借口摈弃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并不是罕见的。指控人家公开主张某个行动为争取某个主张 (有偏见)是个非常奇怪的指控。这样的指控只有在被指控的人声称他不是在争取某个主张时才是有意义的。(正如媒体和教育制度的情况)给某个理论起个名字并不能驳倒那个理论。指责别人有偏见,缺乏公正等的人自己才是有偏见(要鼓吹某个观点) 。主张某个观点,为某个观点辩护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只要你对所做的事情持开明的态度。任何反对这个立场的争论就是要为某个观点辩护是自己批驳自己。没有理性的争论,只是反映出极端宗教崇拜者无法思考问题的情况罢了。

同样的标准也适合于本文。个人的文章,或者网站主张什么观点与一个社会制度有系统地剔除某些观点同时让某些人垄断媒体和学校是有区别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充当向广大民众灌输自由保守光谱的角色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自由保守光谱是错的。假定就是这么个情况有思想控制的体系存在,自由保守光谱内的意识形态碰巧都是正确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在此批驳自由保守光谱。

媒体通过强调那些支持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比如柬埔寨的种族灭绝,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同时轻描淡写或者闭口不谈损害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如东帝汶的种族灭绝,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犯的罪行等形式将信息进行过滤。教育体制宣传推销自由保守光谱的信念,同时阻拦对这个范围之外的理论的传播。这些观点也碰巧支持精英阶层并强化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支持。自由保守观点是不是碰巧正确和意识形态霸权是不是存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可以证明自由保守光谱的哲学是正确的,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一种霸权向广大民众灌输这些观点。

中文版:http://m.ishare.iask.sina.com.cn/f/10090188.html

英文版:https://keimena11.files.wordpress.com/2012/02/noam_chomsky_necessary_illusions_thought_control_in_democratic_societies.pdf

资本主义与歧视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许多歧视,例如对女性的歧视,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对非白人的歧视,对移民的歧视等等。

这些歧视并不是资本主义原创的,而是自私有制出现之后就出现了的,根源是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恩格斯详细分析过对女性的压迫的起源,而后世社会主义者扩展分析了种族主义和对性少数的压迫的起源)。因此,有些资本主义辩护士就宣称“资本主义消除歧视”,其理论是:资本主义是贤能统治(meritocracy),只在乎你有没有钱,是否能赚钱,只要你能赚钱,无论你是女性还是性少数还是非白人还是移民还是属于其他边缘群体,都会获得尊重,而这些歧视是不利于老板接纳能干的少数群体员工的,所以不歧视的老板会在竞争中相对歧视的老板有优势,从而消除歧视。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看看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本营以及国家资本主义与纯粹资本主义混合的中国就知道),而根据金钱多少来判断一个人本身一样是歧视。不过先把这放在一边,咱们就来看看,资本主义的贤能统治理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Well,先说一下:如果你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压迫,那么不必看下去了,先去把我博客上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这一分类下的文章看了再说。很好,咱们继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对吧?老板们是独裁者,工人们是奴隶,私有制就是私人独裁专制,没错吧?

很好,那么如果你是独裁者,你认为以下两种情况下哪种才能让你屁股做稳?

1,被独裁的人民团结一致。

2,被独裁的人民相互分裂,互相攻击仇视。

很明显,2才能让你的屁股做稳:如果人民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推翻你了。只有人民忙于内斗,你才能维持剥削压迫。

那么资产阶级们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虽然社会上已有的歧视并不是他们制造的,但他们会坐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吗?当然不会,所以他们会利用并强化已有的歧视,以分裂工人阶级,这样他们的屁股才会做稳。

此外,对老板们来说,歧视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压低工资。被歧视的群体由于被歧视排挤,几乎无法有效维权,那么老板们就能更放肆的剥削压榨他们,或者直接用他们去制造失业大军。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黑人家庭的收入平均只有白人家庭的二分之一(数据来自《after capitalism》),而移民工人的收入普遍低过本地工人(How capitalism uses immigrants(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移民))。

歧视还能在政党政治中起到(对资产阶级来说的)积极作用:右派政党一边支持歧视,一边绑定削减福利的计划,而被洗脑的保守主义纳粹们就会因此去支持削减福利的计划,即使这计划会伤害他们自己。(《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到了这点。)

所以说,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声称的“而这些歧视是不利于老板接纳能干的少数群体员工的”,这不假,但这点坏处相比以上这些大大的好处,不值一提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会有老板们利用这一点粉饰自己(例如苹果公司的总裁库克),以及把平权做成生意(粉红经济,妇女节变购物节),而生意是无法带来平等的。

至于“只要你能赚钱,无论你是女性还是性少数还是非白人还是移民还是属于其他边缘群体,都会获得尊重”,呵呵,能赚钱?被歧视压迫的边缘化群体,起点就比特权群体低了一大截,达到“受尊重”终点的必然比特权群体少得多。而且受尊重不是基本人权吗?非要成为剥削阶级或者当剥削阶级的狗才能受尊重,这是什么狗屁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么狗屁。

最后,其实道理很简单的:压迫制度怎么可能会兼容反压迫呢?而平权不就是反压迫吗?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who needs the UBI?(有着这样的朋友,谁需要UBI?)

IN HER new book Give People Money: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 Revolutionize Work and Remake the World, Annie Lowrey — contributing editor for The Atlantic — lays out the case for implementing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她的新书“给人们钱:全民基本收入将如何结束贫困,革命的改变工作和重塑世界”,Annie Lowrey—“大西洋”的特约编辑—阐述了在美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案例。

She’s right to highlight the inability of the current system to provide a stable future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but her proposed solution is misguided and confused.

她正确的强调了现在的系统无法为该国大多数人提供稳定的未来,但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误导性的和混淆的。

In a chapter titled “Wages for Breathing,” Lowrey define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his way: “It is universal,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resident of a given community or country receives [a check every month]. It is basic, in that it is just enough to live on and not more. And it is income.” She traces the idea of a UBI back to Tudor England, as well as 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在一篇名为“用来呼吸的工资”的章节中,Lowrey以这种方式定义了全民基本收入:“它是普遍的,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社区或国家的每个居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支票。这是基本的,因为它仅仅足够生存,没有更多。 然后这是收入。“她将UBI的想法追溯到都铎时期的英国,以及Thomas Paine的着作

What was once considered a fringe idea is now entering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Y Combinator Research, a California-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s piloting a UBI program in Oakland. The city of Chicago is reportedly considering a similar experiment. The California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officially endorses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曾经被认为是边缘的想法现在正在进入政治主流。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非营利组织Y Combinator Research正在奥克兰试行UBI计划。 据报道,芝加哥市正在考虑进行类似的实验。 加州民主党平台正式支持普遍基本收入。

Why is there growing interest in UBI, especially when we’re told by the corporate media and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that the U.S. economy is booming? The answer is that, despite the rhetoric, most Americans realize that the system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and their needs aren’t being met.

为什么人们对UBI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当我们被企业媒体和政治机构告知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时? 答案是,尽管有这些修辞,大多数美国人都意识到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存在缺陷,而且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For 40 percent of Americans, a $400 emergency expense would wipe out their savings. Twenty-three percent of U.S. adults can’t pay their bills every month. Over 25% have reported that they had to forgo necessary medical care in the last year due to financial constraints.

对于40%的美国人来说,400美元的紧急开支就会耗尽他们的积蓄。 每月有23%的美国成年人无法支付账单。 超过25%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财政拮据,去年他们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护理。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people are searching for unorthodox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e free market clearly can’t solve.

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正在寻找非正统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自由市场明显无法解决的问题。


LOWREY BEGINS Give People Money with a choice between two futures: the innovative, capitalist South Korea, which is piloting a UBI program, or the economically stagnant, totalitarian North Korea. She concludes her book with another false choice: the bleak, frightening dystopia of The Hunger Games or the high-tech, post-work utopia of The Jetsons.

LOWREY 在“给人们钱”中开始给出了两种未来之间的选择:创新的资本主义韩国,它正在试行UBI计划,或经济上停滞不前的极权主义朝鲜。 她用另一个错误的选择总结了她的书:饥饿游戏的凄凉,可怕的反乌托邦或者杰森斯的高科技,后工作乌托邦。

In his Jacobin article “The Case Against a Basic Income,” Daniel Zamora provides a more apt dichotomy with regard to UBI:

在Jacobin的文章“反对基本收入的案例”中,Daniel Zamora对UBI提出了更为恰当的二分法:

No existing economy can pay for a generous basic income without defunding everything else. We would either have to settle for the minimalist version — whose effects would be highly suspect — or we’d have to eliminate all other social expenditures, in effect creating Milton Friedman’s paradise.

没有现成的经济可以支付慷慨的基本收入而不会降低对其他一切的资助。我们要么必须满足于极简主义版本—其影响将非常可疑—或者我们必须消除所有其他社会支出,实际上创造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天堂。

This is not hyperbole, as Lowrey writes favorably of Friedman’s proposal for a UBI achieved via a negative income tax, which was also endorsed by Richard Nixon. The cost of this proposal, according to Lowrey, would be “almost the same amount as spending on the EITC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housing aid, food stamps, welfare and the school-lunch program.”

这并不夸张,因为Lowrey对弗里德曼提出的通过负所得税实现的UBI展现了喜爱,这也得到了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 根据Lowrey的说法,这项提案的成本将“与EITC [工资所得税抵免],补充保障收入,住房援助,食品券,福利和学校午餐计划的支出几乎相同。”

Even the so-called “progressive” version of UBI — one championed by former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President Andy Stern — would “end ‘many of the current 126 welfare programs’ and cut Social Security to pay for such an initiative, along with hiking some unnamed taxes,” according to Lowrey.

甚至所谓的“进步的”UBI版本—由前服务员工国际联盟(SEIU)主席Andy Stern倡导—将“终结”当前126个福利计划中的许多计划,并削减社会保障支付这样的举措,以及增加一些没有命名的税收,“Lowrey说。

Such a gutting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and betrayal of the gains won through hard struggle by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workers would be a nightmare scenario — and a dream come true for a range of reactionaries.

这种对社会安全网的摧毁以及对几代美国工人通过艰苦斗争所获得的成果的背叛将是一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系列保守派的梦想成真。

Charles Murray, a right-wing proponent of UBI, calls for “eliminating the existing welfare state — Medicare, Medicaid, Social Security, welfare, Section 8, all of it, as well as corporate giveaways and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e — and replacing it with an $833-a-month credit.”

UBI的右翼支持者Charles Murray呼吁“消除现有的福利国家—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福利,第8节,所有这些,以及企业捐赠和农业补贴——替代为每月833美元的信贷。“

While Lowrey does have some criticisms of Murray’s particular version of UBI, she presents it — along with Stern’s — as one of many proposals, concluding that “UBI is hardly a silver bullet.” Hardly indeed.

虽然Lowrey确实对Murray的特定版本的UBI有一些批评,但她将其——和Stern一起——作为众多提案中的一个提出,并得出结论“UBI几乎不是银弹。”实际上并非如此。

If Murray’s name sounds familiar, it’s because he is the co-author of the infamous 1994 book The Bell Curve, a debunked case for the correlation of race and intelligence. Not only does Lowrey give Murray a platform, but she makes no mention of his history of racist policy proposals and comments.

如果Murray的名字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他是臭名昭著的1994年著作“钟形曲线”的合著者,这是一个关于种族和智力相关性的被揭露的案例。 Lowrey不仅为Murray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她没有提到他的种族主义政策提案和评论的历史。

Murray’s investment in the racial intelligence gap hypothesis has always informed his right-wing economic policies, including his opposition to affirmative action. To not mention of Murray’s racist past (and present) is misleading, especially when Lowrey’s book includes an entire chapter on the history of race in America.

Murray对种族智力差距假说的投资一直是他的右翼经济政策,包括他反对正面行动的依据。 没有提及Murray的种族主义过去(和现在)是误导性的,特别是当Lowrey的书中包含了关于美国种族历史的整个章节时。

Lowrey claims that UBI will help to heal America’s racial divide and bridge the wealth gap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Americans. Obviously, Murray is not a disinterested party in this conversation. But in the book, he is labeled with neutral descriptors like “libertarian economist” and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 right-of-center think tank.”

Lowrey声称,UBI将有助于治愈美国的种族鸿沟,并弥合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显然,Murray在这次谈话中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牵扯的党派。但在书中,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心右派智库”等中性描述。


PERHAPS BECAUSE Lowrey seems to see UBI as a way to bridge the left-right divide, she is quick to name-drop the proposal’s ideologically diverse advocates, ranging from Silicon Valley CEOs and right-wing libertarians to progressive activists and self-proclaimed socialists. This idea that UBI transcends partisan politics is one of its biggest selling points.

也许因为Lowrey似乎认为UBI是一种弥合左右分歧的方式,她很快就会提名这个提议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倡导者,从硅谷的CEO和右翼自由主义者到进步活动家和自封的社会主义者。 UBI超越派系政治这一想法是其最大的卖点之一。

The broad appeal of the proposal, however, is primarily because of its ambiguity and abstraction.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然而,该提案的广泛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其含糊不清和抽象。魔鬼在细节中。

The fault lines become clear once the specifics of how to implement UBI in the U.S. are discussed. How much money should be given to each American every month? How will UBI be paid for? Will payments only be provided for citizens, or will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lso benefit from the program?

一旦讨论了如何在美国实施UBI的具体细节,故障线就会变得清晰。 每个月应该给每个美国人多少钱? UBI将如何被支付? 是否只为公民提供付款,或者无证移民是否也会受益于该计划?

When UBI evangelists provide detaile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the much-touted consensus withers away. While Lowrey does take a stance on one of these questions — she proposes $1,000 a month per person as a fair figure — she is intentionally vague on the others. All too frequently, she presents the argument about one of these crucial details and remains noncommittal.

当UBI的福音传道者为这些问题提供详细的答案时,备受吹捧的共识就会消失。 虽然Lowrey确实对其中一个问题采取了立场—她提出每人每月1000美元作为一个公平的数字—但她故意在其他问题上模糊不清。她经常过度频繁的提出关于其中一个关键细节的论点,并且仍然不置可否。

Is $1,000 a month actually sufficient to live on, as Lowrey claims? She devotes a chapter of the book to Sandy J. Bishop, a woman living in Maine who slipped through the cracks, becoming severely impoverished through no fault of her own.

正如Lowrey声称的那样,每月1000美元实际上足以维持生活吗? 她将这本书的一章用于生活在缅因州的一位女士Sandy J. Bishop,她滑过裂缝,自己没有过错,而变得严重贫困。

Would $1,000 a month be “just enough to live on and not more” in Maine? According to a 2015 stud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the average Mainer would need to earn $2,673.60 per month in order for the “Fair Market Rent” to be 30 percent of income, as housing advocates propose as a general rule.

在缅因州,每月1000美元是否“只够生活而没有更多”? 根据国家低收入住房联盟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平均缅因人需要每月赚2,673.60美元才能使“公平市场租金”达到收入的30%,住房倡导者提议将这作为一般规则。

The report ranked Maine as the 23rd highest rent in the U.S., so getting by in states like California or New York would be even more cost-prohibitive.

该报告将缅因州列为美国租金排名第23位,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州或纽约州等州的租金将更加昂贵。

Lowrey is well aware of the conflict when the UBI debate reaches the question of immigration:

当UBI的辩论达到移民问题时,Lowrey非常清楚冲突所在:

A UBI would raise a difficult conversation about who “all of us” are,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between native-born Americans and immigrants and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mixed-status families who blur that line…It might increase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and spur the adoption of anti-immigrant restrictions and policies. It might also foster the creation of a two-tier labor market, with businesses seeking out undocumented workers who would be far cheaper to hire than native-born citizens.

一个UBI会引发一场关于“我们所有人”是谁,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和移民之间以及成千上万的模糊这条线的混合身份家庭之间楔入的困难对话…… 这可能增加反移民情绪,并推动采取反移民限制和政策。 它还可能促进建立一个双层劳动力市场,企业寻找的无证工人比本地出生的公民便宜得多。

This is clearly a central, unavoidable question for any UBI advocate to address satisfactorily. But after three pages of acknowledging and explaining this argument, Lowrey equivocates: “There are no easy answers, especially for progressives.”

对于任何UBI倡导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中心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 但经过三页对这一论点的承认并解释之后,Lowrey暧昧地说:“没有简单的答案,特别是对于进步人士而言。”


THE UBI would be hugely expensive. If each American received $1,000 every month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nnual price tag would be $3.9 trillion. “Even if the government replaced Social Security and many of its other antipoverty programs with a UBI, its spending would still have to increase by a number in the hundreds of billions, each and every year,” Lowery writes.

UBI将会非常昂贵。 如果每个美国人每月从政府那里收到1,000美元,那么每年的价格就会达到3.9万亿美元。 Lowery写道:“即使政府用UBI取代社会保障和许多其他反贫困计划,其支出仍然必须增加数千亿,每年一次。”

But Give People Money has little say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 and many of the pilot programs held up as successful examples of UBI in action aren’t immediately comparable to the U.S. context.

但是“给人民钱”几乎没有说明这意味着什么—许多试点项目被认为是UBI行动的成功范例,但并不能立即与美国背景相提并论。

For example, Lowrey points to the success in Kenya of GiveDirectly, a U.S.-based charity providing no-strings-attached money instead of physical objects like clothing or mosquito nets to those in need.

例如,Lowrey指出在肯尼亚成功的GiveDirectly,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慈善机构,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无附加条件的钱,而不是衣物或蚊帐等物品。

While this charity is combatting extreme poverty on a global scale, it is heavily funded by Silicon Valley investors and other wealthy UBI advocates as a means of test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program.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 government paying for UBI by eradicating the country’s social safety net.

虽然这个慈善机构正在全球范围内对抗极度贫困,但它仍然得到硅谷投资者和其他富有的UBI倡导者的大量资助,作为测试该计划可行性的一种手段。 这与政府通过消除国家的社会安全网以支付UBI完全不同。

UBI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radical break with capitalism, but rather as a new and somewhat novel way for the elite to further exploit and dominate the working class.

UBI不应该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一种新的,或者说有点新颖的方式,让精英们进一步剥削和统治工人阶级。

Silicon Valley “futurists” may see a basic income a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 the actual title of a keynote paper presented at a UBI conference, according to Lowrey — but the obscene wealth and corporate monopolies overseen by tech billionaires would remain untouched if a UBI were ever implemented.

根据Lowrey的说法,硅谷的“未来主义者”可能将基本收入视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路”——在UBI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的实际标题——但由科技亿万富翁监督的肮脏财富和企业垄断仍将保持不变,如果UBI被实施了。

Lowrey hints at this when she states that UBI “would ameliorate one of the worst problems with the gig economy — namely, pay that works out to peanuts — without quashing the business model.” But shouldn’t we be figuring out how to quash the gig economy business model?

Lowrey暗示,UBI“会改善临时工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即工资过低的问题—而不会改变商业模式。”但我们不应该指出如何改变这个临时工经济商业模式吗?

Lowrey’s proposal appears, at first glance, to be utopian and idealistic, and in a sense, it is. It aspires to rescue capitalism from its inherent instability and class antagonisms while continuin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the super-wealthy. UBI is naively utopian in its aims — and unavoidably insufficient in what it would actually deliver fo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U.S.

乍一看,Lowrey的提议似乎是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 它渴望从资产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和阶级对抗中拯救资本主义,同时继续将资本积累在超级富豪手中。 UBI的目标是天真的乌托邦式的——并且不可避免地不足以满足美国的大多数人的需求。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8/13/with-friends-like-these-who-needs-the-ubi

穷人子弟难翻身是因为不求上进?

写在前面:这是一篇很不错的田野调查文章,恶心的资本主义哈巴狗天天把系统性的压迫制造的贫困说成是穷人自己的问题,什么狗屁“穷人思维”“穷人不努力”,就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洗地。
摘要:从初中起到大学,我一直为学费犯愁,每天都在想怎么省钱,或者做兼职,也因此而学习成绩不好。好不容易毕业了,工资又不高。现在,弟弟也向我谈心说:“想辍学,出去挣钱。”

我初中起,父亲因为长期做重活劳累而弄坏了身体。从此,大把大把的钱开始被扔进医院。我们家跟亲戚朋友借下的钱,可能父母再努力个二、三十年也还不上。更何况,父亲现在已经不能干活了。

农村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也挣不了几个钱。哪有人还越穷越不干活呢?

亲戚们也不是没有给父亲介绍过轻松的活,可父亲天生脾气不好,和别人合不来,整天得罪人,再加上身体不好,他总是感觉在别人面前低人一等,就干不下去了,所以只能长期在家里干着农活。

快初三毕业时,每个月不仅需要伙食费,复习资料的费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我经常因为每个月回家拿钱,而感到害怕。父亲的疑心病很重,一直认为我拿钱乱花。我跟父亲解释过很多次,我没有乱花钱,也因此哭过很多次,可他就是听不进去。

穷人家的孩子哪有不知道生活不容易的?和别人一比,明显就知道穷和富的区别。

因为上学交钱,父亲骂我。这件事被小姑知道了,她和父亲谈话:“孩子上学需要用钱,就别打折扣,这样会给孩子上学带来压力。”父亲却固执己见:“知道压力才好,有压力就不会乱要钱。”

我又是一阵委屈,爸爸啊,你知不知道,别的同学一个月除了伙食费,还有很多零用钱。而我呢,平时交的钱都拿的很困难,更不敢提起零花钱了,估计又会被怀疑乱花钱吧?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特别不喜欢学习,因为成绩不好就有理由不上学了。不上学,自然也不用给学校交钱。父亲以后也不会再吵我了吧?

战战兢兢地过完了初中生活,高中的困难生活就开始了。开学第一个月,就要交生活费。学校规定:充饭卡只能每月充一次,月初必须交够一个月的钱。

那个时候,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我大姨给他介绍了个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说:“我们的老房子是病宅,不能住人的。”父亲一直相信科学,但因为病痛的折磨,他也匆匆相信了。经过一番送礼,活动了好久,终于地契批下来,房子盖起来了。完工以后,又是欠下一屁股债。

我回家拿伙食费,更胆怯了。虽然无奈,可最终我还是要开口要钱。爸爸一顿吵:“又要钱,成天要钱,你除了要钱还能干啥?”我崩溃了:“你要我上学,还不想交钱,那你要我咋办?”母亲送我到去学校的公车,在路上她给了我50元钱,“你爸挣不来,钱身体又不好,他也急啊。”

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路上我能用余光感觉到旁边的人疑惑地看着我,因为我流着无声的泪,还有吸鼻子的声音。

50元的伙食费,只能维持一个月吧。前思后想,最终还是没有充卡。以后的生活全靠同学介绍的餐厅,那是一家她亲戚在学校开的餐厅,才得以勉强喂饱肚子。

其实,我也是很不争气的,整天想着怎么才能不问家里要钱,自然不会安心学习。三年以后,成绩可想而知的差了。志愿都是父亲给我选的,他特别羡慕隔壁村里的老师,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夫妻两个还能养个小车。

当时觉得这个理由很好笑,可还是听从父亲的安排。母亲说:“以后别和你爸赌气,要听他的话,他身体不好。”是呀,不听话还能怎么办,他是我的父亲啊!

大学是个小社会。在大学我要靠做兼职,才能勉强生活。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人。别人的大学生活多姿多彩,从不缺钱,而我在课外一有闲暇时间,肯定就是在做兼职。虽然无趣,但必须要做。

有的时候我特别委屈,因为我很羡慕那些不用为钱操心的同学。我在学校就必须想好怎么能挣钱,怎么能省钱,就算挣不来钱也必须要想。

贫穷抑制了我的想象力,如果我要是出生在富家中,我想象不到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自己挣得钱花不了几天,还是得靠家里救济,不过还好是通过电话,就算父亲再怎么吵我,过几天母亲的短信还是会来:“给你打了1000块钱,省着点花。”每次我看到短信都是泪目。

为什么富人生活的很容易,我们穷人却还是越省越穷呢?

毕业之后地第一年,我很幸运考上了教师,村里人都夸我,不容易哦,很多人挤破头都考不上的。可是,我很不明白,教师工资少待遇不好,根本不像国家宣传的政策那样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想考呢?

一个月还没有2000的工资,在外面吃喝用度全靠自己,而且工作刚开始的半年没工资,还是问家里要钱。除了每天的上课,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别的活挣钱,父亲又开始发火:“上学供着你,上班了还得养着你,入不敷出,这样不中啊。”我已经懒得说话,因为一还嘴又是父亲无休止的吵。

开始发工资的那个月,我只留下了200,其他的全部给了母亲。从那个月起,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小屋子。因为在外面没有父亲的吵闹,一个人吃饭、睡觉和同事一起上班。

一个人做饭吃划不来,我们就四个人一起轮流做饭。同事夸我:“你怎么像个没妈的孩子一样,什么活都会?饭也做的这么好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说说我的母亲吧,母亲沉默少言,她在家附近的一个工厂上班,没日没夜地做着机械的计件活。小学时,爸妈一起去外地打工,后来父亲身体不好,他们就一起回了老家,自此以后就在家附近干活了。

我从初中开始住校,奶奶已经70多岁。一直以来,都是奶奶和我一起完成被子的拆洗工作。而现在奶奶已经年迈,我早已独立承担起家里的洗衣服做饭的杂活。

想想真的很讽刺,没有妈的孩子。不,我有妈妈,她只是不善于说话,每天工作很累,她哪有时间和我聊天,和我谈心。虽然我很羡慕同龄人的妈妈,可是我知道,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受苦人,我很爱她。

其实很矛盾,我不喜欢别人都期待的假期。因为父亲不允许我在假期期间出去的,我回家要干活,听父亲的无厘头吵。可我必须要回去干活啊,我不干的话,奶奶就要干,可是我现在怎么舍得让她干活呢?!

现在上初二的弟弟,回家要钱还是走着我的老路。父亲开始说弟弟乱花钱了。我在心里无语,每个月的伙食费,我开始间接地拿给弟弟。我也尝试着给父亲说:“不要为上学要钱这样的事吵弟弟。”可我从父亲的话语中看得出,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弟弟也向我谈心说:“想辍学,出去挣钱。”

穷人啊,思想觉悟还是没有富人高。我开始知道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原因了。

小椒有话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北大等名校农村娃所占比例缘何越来越少》《广州日报》20131016)

可见,农村生源的比例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2013年的数据,北京985高校中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

综合近年媒体不同口径的统计看,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农村生源基本不超过20%。[1]

农村子弟、移民工人子弟上学难,上大学难,上名校难于上青天。近来,“寒门子弟上名校”都成为了热门新闻,这也侧面反应了穷人子弟“鲤鱼跳龙门”的机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毕业后甚至辍学加入到移民工人的打工大潮之中,只能像她们的父亲母亲一样飘在城市。

穷人难翻身,真的是因为穷人子弟顽劣不堪、不求上进?抑或是因为她们好逸恶劳?透过漠然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整天想着怎么才能不问家里要钱”,哪有心思再学习呢?

柴米油盐、家务劳动还有课外兼职打工,这些日常生活的贫困已经够拖累穷人的孩子了。可她们还要面对巨大而可见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还要同那些消费了高昂课外辅导的富家子弟进行竞争。

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决定了那些农村子弟、移民工人子弟的命运。但我们很容易看不到这种“显而易见”,只是看她们不可避免地重复上一代穷困的命运。

可就算“鲤鱼跃龙门”成功了,成龙成凤的人要面临什么命运?加班,无休止的加班,之后还有买房,孩子上学落户等等问题。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而不是把一切归咎于“穷人思维”,或者事不关己地说穷人就该如此。

中国#MeToo运动再度兴起

王林宇 中国劳工论坛

自7月底以来,众多教师、NGO人士、记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视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骚扰。虽然在年初的网络举报和请愿浪潮之后,中共政府大力打压敢于发声的学生和女权人士,并采取了严厉的媒体管控,但仍无法阻挡中国#MeToo运动的再次兴起。这既是因为中国男权统治和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为今年群众的激进化和公开抗争的增长。中共的打压令越来越多本没有“颠覆意识”的年轻人政治化。反对性暴力和更广泛的女权斗争会是反抗中共独裁统治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消灭性别压迫和保护它的专制制度,#MeToo等女权运动需要集体行动,并同中国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斗争联系起来,支持一个反对男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于大学的中国#MeToo运动正开始向更大范围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揭露,她在参加乙肝患者维权NGO“亿友公益”举行的公益活动时被该组织创办人雷闯性侵。雷闯一开始回应说举报属实,他正考虑向警方自首,但随后又改口称两人当时是恋爱关系(在中国男权体制下,恋人或者婚内强奸往往不被视为犯罪)。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对雷闯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后也被揭发性侵丑闻的贫困学童“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邓飞,并大肆指责受害者,试图将这次事件描绘成一场骗局和阴谋。类似的指责受害者或者“荡妇羞辱”的言论屡见不鲜,这也是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不愿报警和公开自身经历的原因之一。专栏作家章文声称,举报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给他“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并说在“媒体圈、公知圈”聚会时做出“搂、亲、抱”等亲密动作是正常现象。

无论在校园还是职场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来自于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而在中共独裁政权内部,性暴力和性剥削最为严重,而且隐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视主持人朱军猥亵的女性披露,在她报警之后警方要求她不要将事件曝光,以免破坏朱军和央视(当然还有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并以她担任公职的父母相要胁。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的这篇帖文以及许多相关评论也已被删除。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于网络上的#MeToo运动发展成实际的抗议行动,中共政权打压受害者和女权人士,封锁相关的社交媒体文章和新闻报导,这实际上正是在保护犯罪者和整个男权体制。7月27日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在微博上说到,政府已经发出管控相关新闻的命令,令狼狈不堪的被指控者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许多年轻人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明白,尽管中共政权一再宣称对性暴力“零容忍”,但实际上它并不愿做出真正改变。今年年初罗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陈小武强奸,掀起了中国第一次#MeToo浪潮,全国70多所大学8000多名在读或毕业学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实际进展。政府和受其控制的校方不愿看到公开、集体的抗议或请愿,担心这会发展成挑战独裁统治的行动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同时正如中国女权主义者张累累所说,“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动力,有关部门就会敷衍了事”。

同时在全世界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持续受到资本主义和特朗普等右翼政客的攻击,例如工作待遇、堕胎权和更公开的性别歧视文化。

要想消灭性暴力和性别压迫,需要集体的行动挑战当今的权力结构,而在中国也需要挑战拒绝做出任何实际该变的独裁统治,并终结与男权和等级制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MeToo运动是一场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组织成受其参加者民主控制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女性经受着最恶劣的压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样,她们也需要反击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权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联系起来。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资方和官方工会建立工厂反性骚扰制度,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运动的鼓舞。工作场所是性骚扰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女工曾遭受性骚扰,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工人的集体抗争拥有更大的力量去彻底改变社会。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8/12/18351/

独家:北京的政治宣传模式发生改变,或正对冲中国异议的弱点

上周出现了一个被绝大多数中文读者忽略的消息: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秘书长 Ace Magashule 宣布,在明年的南非大选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干部将接受中共的培训。ANC将向中共的“培训”学院派遣约 300 名干部,以“更多地了解党纪和忠诚”。Magashule 表示,他们要学习中共在“战略和宣传”方面的专业知识。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消息很可笑,“他们能学到什么?删帖吗?”事实上有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日前中国官媒内部组织了一场学“习”讲座活动,此前发放了一本叫做《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的小册子。这本书原打算只在内部流通,据称“习近平思想”公开的只有四部分,其中不包含新闻(准确说是政治宣传),于是这本书不会再版,而且被指从现在开始不应被宣传,只能内部学习。

iYouPort 无法对照内部流通的版本和曾经网上销售的版本之间是否有区别,但我们有幸获知了在中国头号“国社”内举办的一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出现的诸多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体现了两种危险的存在,即 民间异议群体习惯性认知和传统行动风格的弱点,及体制外学者和海外媒体中流行的看似正确的误解。

由于这场讲座中,主讲人将美国体制内媒体的宣传与中国同类宣传机构做了对比,于是本文在逐条分析之后,将采取对比美国的模式,以便说明宣传操纵的进化为何值得警惕。

这不是央媒内部发放的版本,我们没能被授权发布内部照片

中国官媒和北京官方不完全是一码事

很多体制外学者和评论家,还有海外媒体(以美国为主)均习惯于通过中国官媒的报道来理解中国官方的心思,不消说在某些时候它是准确的,但另一些时候则不是,这是由于共产党的媒体管控和华盛顿对体制内媒体的管控,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美国的宣传之所以高效并能精准表达权力的意图,是因为很多体制内媒体记者在发稿前直接接受报道中所涉及的相关官员/权力部门的“指导”,这早已不是秘密,而中国则是宣传部统一指导,这就变成了被凭空添加了一道隔离层 — — 宣传部在推测“上面的意思”,而被其控制的媒体则默认宣传部的推测完全正确。

如果您还不了解美国体制内媒体,至少可参见这篇文章:关于美国记者为什么会在发稿前主动联系官员,以便获得审查,令稿件“完美”

于是西方记者很容易将中国官媒对北京政权的代表性理解到非常高的水平,进而其知识高度依赖于英文主流媒体的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们也一起进入了这一误解。很常见的是,Twitter 上一些著名西方媒体记者经常通过围观新华社英文版、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来了解中国,或者说了解北京政权的心思,同时,通过同样渠道了解北京意图的还有中国的体制外观察家们、和海外华裔观察家们。于是,很明显,上述这些群体由于主视角一致,从而其反馈在很多方面会产生共鸣,结果就是,这些群体共同推高了大众的同一误解的深度,而他们所理解到的只是中共宣传部的心思,而不是中南海。

我们知道,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上述这两者是一码事,其实不完全是。日前“国社”内部组织的培训(或者说是“教训”)可以充分体现这点。

负责讲课的人在两个多小时内多次谴责多家官媒“对上层之意图理解不清”,指责中宣部带偏舆论导向。本文后面会选取重点部分分析,总的来说,有必要指出4个长期被忽略的关键,即:

  1. 中国官媒接受的是中宣部的指示。有些时候是没有指示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应对方式一般来说报社领导人会基于避免麻烦的立场而绕避有可能敏感的话题,或者由于编辑报题密度大而不得不直接向上请示。如果明显“敏感”,如群众抗议事件等,则基本不会请示,直接回避。禁令只是属于直接的指示。
  2. 微妙的指示。指示不一定是确切的,这是中国式官僚主义的一个特点,有些时候需要下层自行理解,自行决策。之后的责任承担与反馈相关,如果反馈被认为良好,则下层的理解就会被认为正确;反之则是下层误解了上层的意思,而不是上层没说清楚。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您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媒体审查,仅仅挖掘到所有明确的禁令是远远不够的。
  3. 中国官媒并非一个整体。多家中国官媒或国社之间很多时候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协调一致的,这点上美国媒体应该不会理解错误。于是外界观察很难确定一个长期的“北京红人”从而引其为最可靠信息镜映。这种竞争与通常的市场化媒体之间的业务竞争区别不大,不同的只在于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是“导向让领导满意”,而市场化媒体的价值观是“流量让广告商满意”。
  4.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将中国官媒理解为北京政权的传声筒,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大方向是不可能相悖的,而是说,需要将中国官媒的言论理解为北京意图的加强版或者可能性,因为其中被强行添加了两层自我审查过滤,一层是官媒领导层,另一层是中宣部。当北京对宣传文稿发布后生成的现实反馈不满意时,被谴责就是这两个过滤层。他们被认为“误解了上方的意思”。

如果您希望更深层了解中国官媒内部,这里有一篇文章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在中国:六个片段勾画媒体人的侧面》(Here is the English version)这篇文章远未深入,我们是想说,如果您真的希望了解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信息源,建议采取的是这篇文章所呈现的调查方式,而不是采访和阅读公开报道,后者很容易存在误导。

中国官媒被批评了什么?

据参会的匿名信息来源称,这场讲座活动是“令人惊讶”的,事实上不存在真正新鲜的讯息,而是这些讯息在此前从未于“国社”内部分享和研讨,更不用说如此深层的指责。“它展示了几乎所有我们这个系统内部从来不会被展示的内幕”,消息人士说。

三大官媒均被指责了,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甚至有些案例直接被称其为“新闻事故”。中宣部则被指责为“带偏了舆论导向”,网信办被指“没有用心学习”。

都是些什么案例?

> 央视 — — “央视认罪”被批评“带偏舆论导向”。很明显,舆论反馈倾向于没有法治的游街式审判,这与习近平的所谓“依法治国”口号相悖,如上述分析,最终责任将由央视承担。但央视审判这一模式在习近平治下并非一次出现,为什么此前未被指责、甚至没有内部讨论?不得而知。我们推测认为,此事标志着北京主导的政治宣传模式的一个转向,后面会有具体分析。这部分还有一个幻灯片,足够证明其真实性,我们未能被授权发布。

> 自动噤声 — — “头条号旗下栏目「内涵段子」被广电总局封锁,几百名网民抗议,为什么不报道?” 参会的匿名消息人士说,这位主讲人就此批评官方媒体的自我审查,称“中宣部并没有发布禁令,为什么你们都聋了?”该主讲人称:“不要以为你们不报道就没人知道,事实上消息早已铺天盖地了”……正如我们上面的分析,在这类敏感话题面前基层领导人是不会主动请示的。于是结果就变成了,不论报道还是不报道,都有可能被批评。唯一根据是事后的反馈,如果反馈过于激烈,“上面”不满意了,不报道就是错的,反之则被默许。

> 异口同声 — — “某市要投资一个项目,花了几个亿,几家央媒异口同声地夸奖此事,只有一家地方媒体提出了批评……这种一致性会显得非常虚伪”。消息人士说,“那家地方媒体批评之后两天,人民日报才开始委婉地批评,承认报道失误,似乎上面因此很不高兴”……异口同声明显很假,但观众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模式,仿佛这些官媒如果不一致,那才是新闻。但如今似乎不同了,这一明确信息指示官媒们应该制造观点差异。

> 新华社 — — 被指中日关系处理不当,“让日本天皇下跪的评论造成我外交工作重大失败”。消息人士描述,“主讲人称那位天皇对华友好,没有去过靖国神社,而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导致中日关系变冷,这是重大事故”。主讲人还说,写评论的人没能摸清形式,也不懂文化历史,称“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德国人下跪有忏悔的意思,日本人则不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被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有趣的信息,从我们的角度上第一次听到对日关系的这种提法,可以不将其理解为对新华社一家的批评。结合整个讲座中没有出现中美关系处理相关的指责,或可见,北京目前在地缘政治游戏中的进攻方向似乎更加集中化了。

> 环球时报 — — 多篇社评被批评,“不理解上方意愿”。时间匆忙,我们没能打探到这部分的具体细节,据说被举出的案例有多个,但都比较普通。很多海外媒体经常选取环球时报的评论,以此来理解北京的意愿,而如果你有机会与环球时报编辑私下交流的话,他们会告诉你,大多社评不过是一个写手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他们只是打工的。环球时报是一个选题“最自由”的官媒小报,也就是说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表达奴态。仅此而已。奴才会被需要,但不会永远都被喜欢。

> Twitter — — 不要使用 Twitter 信息。多家央媒报道特朗普访华,截取的是 Twitter 图片,因为当时特朗普的账户将故宫的照片设置为封面图。消息人士称,外交官在答记者问时被问及了 Twitter 在中国的封锁问题,于是指责央媒不该展示 Twitter 图片……多家央媒都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有英文版账户,这是中国的对外宣传的一个重点部分。此案例似乎在显示北京宣传方面有意切断国内外的联系,这点与目前的俄罗斯模式很接近,即“对外宽松,对内紧张”;此外还有可能关于避免探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外交,或由于习近平不使用社交媒体。

> 删帖 — — 网信办被批评“以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民众为中心的删帖做法”。主讲人称,“习近平主张包容网上不同意见,而不是一味删除”。消息人士表示,这位主讲人批评几乎所有审查机构“不理解上方意思、没有用心学习上面那本书”……这是一个近年来我们的专栏强调过多次的值得警惕的重点,现在它被验证了。祝华新早在七年前就曾经在一篇舆情分析报告中称:“让人们在线骂娘恰恰是减少了动手的机会;让人们上网骂,可以免得上街”。当绝大多数人沉迷于网络宣泄时,已经进入了这一圈套。后面具体分析。(提示:上面是人民网链接,安全性很低)

> 措辞 — — “不允许使用 厉害了、吓尿了,这类词语”。据消息人士介绍,整个讲座只表扬了一家媒体,《科技日报》。该报在其他所有央媒都赞扬“厉害了我的国”的同时,指出“真的厉害了吗?不一定”,之后该报发表了多篇报道分析“为什么说还有很大差距”……此前,该报总编辑刘亚东的视频在海外华人媒体中很是走红,有评论因此赞其“大胆”、“健康力量”,诸如这类体制外的浅薄评论如今几乎铺天盖地。现在您了解了这些内幕,应该重新思考其价值了。

> 美国的宣传 — — 最有趣的就在这里,该主讲人明确表示,要学习华盛顿邮报那种宣传模式,好的宣传就要让受众感觉不到那是宣传。我们后面具体分析。

事实上还有很多细节,甚至包括外界一直认为的“不允许被提起的”修宪取消任期这个话题,参会的消息人士说,“的确,此前在官媒内部只有高层领导才了解这些细节,但是这次是面向所有听众全说清楚了……恐怕本社领导会感觉很惊讶”。另外还有关于“党性人民性一致”的主张,主讲人就此赞扬习近平的“勇气”,称过去三十年文宣战线没人敢提这件事,并就此批评央媒反应不及时,在习近平“819讲话”对其详细论证之后,文宣才敢照本宣科……

以下摘取要点详细分析。

这些批评和表扬说明了什么?

很明显,上述消息显示了政治宣传模式的明显改变,并且肯定不是好消息,因为它恰恰意味着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值得警惕的“进化”,已经进入实践阶段

在上一节中列举的多数被提及的案例,透露了老旧的 Gleichschaltung 模式的拙劣和荒谬。这是纳粹术语,德语原意是“一体化”,这个词被纳粹用来建立一个渗透社会各个方面的极权统治和协调制度。你可以理解为北京追求的意识形态一致性。

Gleichschaltung 是一种设备,它的电流只朝着一个方向流动,从而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在宣传策略中引入这个词,指的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元首引导着政策的流动,通过国家和党的机构下传给人民,这和 George Orwell 描述的指导人民意志的老大哥是一样的。中国曾经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今央媒仍在自动这样做,然而他们已被批评“工作不力”。

有趣的是,对 Gleichschaltung 的批评最近几年内也是美国异议中的一大热门,这里有一个视频讨论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Truthdig 专栏作家 Chris Hedges 与纽约大学媒体研究教授 Mark Crispin Miller 谈论美国独立媒体被破坏的现状。Hedges 呼吁关注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的算法,警惕这些社交媒体巨头将流量从反战和其他进步网站引导出去的认知操纵行为;Miller 则谈到新闻同质化的可怕历史先例。Miller 说:“就如我们在(美国)7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十年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将在这里进行挑衅性的比较,这与纳粹称之为 gleichschaltung 的东西类似,这意味着精简/筛查,他们执政的工作就是确保不仅所有媒体、而且所有行业和文化的所有部门都会被做这种筛查,这意味着摆脱那些没有能完全纳入纳粹计划的人。”

你完全可以忽略那个“RT”角标,正由于该讨论中指明的问题是切实存在的,这样的讨论很难通过看起来光鲜漂亮的美国主流媒体获得播放(您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这一难度)这个视频的价值在于对话双方说出了数字时代隐形极权主义的主要面貌,然而这不是美国或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共享互联网的全球所有国家都会出现的问题,就如巨魔,其中美国和中国对数字极权的利用之高效将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基本设施利势

如今北京已经意识到了,政治宣传“新时代的可利用性”。

这场对内讲座难道说明“一体化”不要了吗?当然不是。

首先,这场讲座是在央媒内部进行的,其目的是扭转央媒沉闷的机械化的传声筒形象,从而引导出一种似乎是“言论自由”的幻象。事实上其“一个中心”从未改变。已经没有人敢于偏离这个“中心”,看起来北京对此有足够的自信。经历过毛泽东“双百方针“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基本失去了再试一次的勇气。

其次,在如今这个信息高度依赖算法的集中化操纵时代,纳粹传统的宣传策略明显是老旧和低效的。史塔西从来没有想到过 facebook 就足以窥视一个人的内心、审查其思想,还不用花一分钱,所有人都会主动欣然地将珍贵的个人隐私公开出来;戈培尔也不会预测到在今天修改一个算法就能定制所有人的认知,同时还能让人民满意于虚假的信息自由幻觉。

在今天,央媒的任务一方面在于对外形象,作为外交幻灯片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其涉及地缘政治的稿件均需获得外交部的审查;另一部分则是对内宣传的政府形象,塑造“政治信任”,人民日报在此首当其冲。如上可见,这两方面都被批评到了,在人们重提塔西佗陷阱之前,北京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宣传和管理的不力,如上述祝华新的歪点子,现在它落到了实处。

顺便说一句,众所周知中国当局的外宣花费之高昂,也就是上述的第一部分工作,事实上其对内宣传也同样耗资不菲。消息人士透露,人民日报旨在打造“媒体巨轮”,计划花费几个亿的巨资,北京已经支付了其几千万(虽然不是几个亿)但也已经足够耀眼。

祝华新不是唯一一个做出这类思考的人。如果你现在登陆亚马逊,使用中文在图书栏目中搜索“政治宣传,或宣传”,你将能看到大量这类书籍的展示。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学者为什么忽然间集中于传播领域的研究?也许,习近平的“讲好中国故事”论只是一个触发点而已。

宣传从来都是政治语话权的支柱。

传播学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应用一直高于其他方面如商业,其历史中的兴盛时段至少能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二战开始,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行动就常常与大型广告主、媒体公司的商业野心、高校管理者和教师们的创业欲望,交织重合。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大幅资助了战后一代传播学学者,主要从事说服的技巧、民意测试、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讲,及其他相关课题

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说服的技巧 — — 即心理战。政府可调用大批军队士兵充当研究和实验对象。(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具体介绍;Albert Biderman and Elizabeth Crawfor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在美国称之为心理战的研究是传播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前中国的心理战似乎更多使用的是心理学,而不是传播学,但如今可能已经变了。

就像主导宣传的“主题片”能迅速拿到资金,科研领域也一样,钱放在哪里,哪里就能激发出创造力。人民日报要“几个亿”其实不那么惊人。对比美国,当年一个最著名的丑闻就是,美国国务院秘密资助了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有关美国大众舆论的研究,这笔资金使得该中心开展的调研工作首次具备财务可行性。这显然是非法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社会科学研究所(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关于酷刑的心理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刑讯逼供被理解成了社会心理学原理在传播中的应用……(*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Opinion Polls, 85th Cong., 1st sess.*)

你在亚马逊看到的那些关于政治宣传的中国学者写的新书,如此密集出现,很可能其背后存在定向的资金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具体细节也无从得知。

资金自身不能创造一个持续性的学术潮流,但是资金的支持却可以保障某一套被赞许的范式顺利展现其观点、打磨其学术体系、发展其知识框架,从而获得与其他学术建构尝试的竞争优越地位。显然,这一发展的方向将取决于钱来自哪里

第三,北京明显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无法通过漠视来掩盖这一事实,于是他们建议央媒主动报道此前被视为“敏感”的消息,比如群众抗议。这可不是什么改革,而是一种掌控宣传主动权的进化。当局的想法是,由于政府全权掌握的央媒宣传口径缺位,才造成了“无法掌控的”民间消息的流行。此处的逻辑与欧洲数据保护新规反而会加强 Facebook 和 Google 的霸权之逻辑,相一致。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相关分析

由于垄断的巨头是“老牌企业”拥有广泛的知名度,于是最终人们的权衡结论依旧会是硅谷巨头,而不是开源去中心初创小公司。同样,央媒的受众面之广,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媒体能企及,如果央媒能在第一时间跟进所谓的敏感事件的报道,将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 — 它们的影响力辐射将覆盖绝大部分民间独立信息源。这是一种对信息市场的不平衡的抢占。尤其是在中国,人们对独立媒体的无知和淡漠、对确证流程的忽视,具有明显的普遍性(看看“头条新闻”、“梨视频”等党媒变身平台的受众面就能知道)。

其结果就是,给所有人一种新闻自由的假象;小规模抗议被迅速维稳;民间转向对国内媒体的依靠(毕竟他们没那么多禁令了)而不是远在天边无法“在场”的国际媒体(曾经不止一位读者将央视焦点访谈的消息推荐给本平台,不要笑);舆论可以在短时间内出现热潮,但迅速被新的消息所覆盖,当权者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舆论之冲动短视的天然属性,从而不需要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

第四,当局开始对话柄产生了敏感性。央视审判就是典型一例。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批评经常引用央视审判,北京自然不喜欢这类评价,给当前所谓中国模式的输出制造了障碍。但要知道,即便取消了央视审判,也不等于真的有了法治,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就无法实现公平公正。但是话柄没了,同时只要没人能拿到司法不独立的切实证据,于是宣传便可一路畅通。

第五,关于 Twitter,你不需要想太多。中国一直在打造一个独立的、追求与硅谷同等的集中化控制网络,Twitter 只是硅谷目前为止还没有努力跻身中国市场的巨头特例。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外交模式饱受西方社会批评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是不可能登陆社交媒体的。于是,中国央媒使用 Twitter 图片显然不会被涉外部门满意,不仅仅是 GFW 的问题。北京要在外观上追求与华盛顿面面俱到的不同,与此同时,也在偷偷地效仿。

第六,关于删帖的问题,值得多说几句,因为这正是广大中国异议的严重弱点,即被恶意愚蠢侵害。直到如今,依旧有很多人将“被删除、不可见”视为光荣和价值所在,视为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以此认为自己的观点和言论已经足够令当权者恐惧。

其实事实上正相反,很多被删除的言论其操作方只是避免被网信办约谈的平台和推测上方意图的宣传机构,就如此次讲座中的指责所透露的那样,当权者并没有受到那些被删除言论和资讯的侵扰,相反还得到“进化”,而广大异议如果仍停留在视删除为荣的层面上,这一落差将意味着在对策阶段就输了。

就在不久之前,刘晓波遗孀刘霞女士前往德国这一消息出现时,仍有舆论误传刘霞之名被审查,事实上并没有,这种误传甚至出现了迅速传播,立刻被外媒获知,而这正是中国当局所希望的结果。此事体现了大众的基本认识,也因此意味着难以获得真正有效的反抗。再举个例子,每一个阴暗政府都担心秘密被曝光,机密是权力的支撑物,是当权者构建符合其利益的“事实”的必需,中国当局曾经背后对 Wikileaks 非常紧张,而 Julian 的名字一直不在中国审查的敏感词列表内,正是因为上层没有对基层的审查员指明这点,而平台上构建关键字过滤器的操作员大多是刚毕业的小朋友,他们只是听指挥,根本不理解 Wikileaks 意味着什么。如果中国异议认为其不在敏感词列表之内,就此误解透明度革命的威力,将错失重要的机会。

延伸阅读: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帝国,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就是在创造一个自己的现实。而你们研究现实 — — 审慎研究的时候 — — 我们已经创造出另一个新的现实了,然后你们接着去研究,这才是问题解决的方式,我们是历史的行动者 ……而你们,你们所有人,只能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研究我们的所作所为”…… 这是一位资深总统顾问对记者的抨击。中国当局目前所采取的就是这一思路。原文在这里

集中化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能准许表面化“言论自由”的同时,还能操纵所有人的认知的时代。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熟知,互联网让每个人都能发言,但只有很少人能被听到,大多数人不过是在和树洞说话,难以起到舆论的实质作用。而谁能够被听到,只需要修改几个算法。那些不透明的算法掌握在数字极权手里,就如棱镜文件所展示的那样,他们与现实中的当权者密切配合,宣传诱导在无形中已经形成。

延伸阅读:关于舆论引导 “特朗普和克林顿在美国大选前 Facebook 政治宣传上花费了 8100 万美元,俄罗斯代理人花费了 46,000 美元

当你打开电脑,所有平台推送的 news feed 如出一辙、全部都是来自宣传口径框定后的信息不过是选取了不同的侧面时,所有搜索引擎展示的都是同样的消息时,你在不同平台上看到的热点舆论几乎一样时,你不可能再获取真相。算法可以控制“独立媒体和独立信息渠道”的被获知度(如果那些独立媒体还能活着的话),对真相之生存的压制已经不仅仅来自资金层面。

传统的、依靠特定渠道的单向宣传已经过时,而央媒不会消失,它们会作为一种镜映的存在,对外解读,对内维稳。这就是此次国社内部讲座所传达的东西,一种定位的信息。

第七、“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体制内媒体为榜样。该主讲人说出了关于宣传 — — 也就是我们曾经重点分析过的劝导术的精髓:即 完美的宣传就是让人感觉不到那是宣传

上述“独立媒体和独立信息渠道”是打了引号的,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独立媒体 — — 那些不需要受制于投资方、市场和政治之压力的信息机构,从而在任何时候都有说实话的能力。而独立信息渠道这个词有理想化成分,也是可疑的,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如此。

如果你做一些调查就能了解。如今的信息渠道看起来非常多,目不暇接,也许会被认为是传统媒体衰落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许多的博客、网络杂志和在线新闻机构所做的只是把那些传统媒体所做的越来越少的新闻内容拿出来炒炒冷饭而已。皮尤调查中心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调查,以了解巴尔的摩地区的政治、社会和公共活动的讯息都来自何处。共选取了53个不同的媒体机构,跟踪这些信息源就会发现,其中 95% 的新闻内容均取材于传统媒体的原始信息,而大部分原始信息来自报纸。

而与此同时呢,该地区唯一一家幸存的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的发稿量在 1999年~2009年之间下降了 32%,与此前相比大幅下降了 73%。

看似丰富的网络信息实际上不过是传统信息渠道的冷饭,只是炒法不同,真正的独家信息是非常少见的,基本集中在主流媒体的范围内。即便私人拥有瞩目的独家消息,也很难获得足以推动社会舆论的能力,他们需要与掌握信息市场显要份额的主流媒体配合。于是,谁控制了主流媒体,谁就能控制大众对“现实”的认知。

控制主流媒体并不需要一个宣传部。既然该讲座的主讲人建议中国央媒学习华盛顿邮报的宣传模式,那么就以美国体制内媒体为例。美国没有宣传部,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均采取了权力传声筒的角色,而不会对权力的声音加以质疑,不论是战争宣传、气候问题还是权力斗争。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不难理解。与政府及其强大实体保持一致对于记者的职业生涯一定会非常有利。如果你是记者,帮助当权者说话 ,你可以肯定会获得头条新闻的机会。如果你想寻找认真对待事实的记者,用心挖掘真相记者,将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没有宣传部,权力对“现实”的独家解释权同样没有被侵犯。

延伸阅读:来自意大利著名调查记者 Stefania Maurizia 的分析《为什么美国媒体帮助当权者抹黑曝光权力阴暗面的人》,以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 Glenn Greenwald 和 M.C. McGrath 的揭露《伪劣报道和有目的的政治宣传如何扭曲了现实政治》,其实我们也在此前以战争宣传的新闻为例分析过这一问题,见《媒体,你真的知道什么是事实吗

真相和权力从来相斥,即便携手也会非常短暂,严格意义上这要从权力的运作方式说起,今后另起篇幅。

政治宣传根本无需明确的审查和禁令

我们无法推测这一宣传进化的终点是什么,但必须肯定,一个开端正在出现。也是这篇报道和针对性解析使用了如此长篇幅的原因,中国社会必需尽快跟上这一进度,因为,无疑将陆续出现很多你此前未曾想到也难以应付的状况。

很明显,Propaganda 正在向 Communication 转向。Communication 这个词在14世纪才引入英语的,源自拉丁文的“com(一起)”,和“munia(职责)”,意为“共同担责”。根据这个传统的定义,“传播”被视为特定社会环境中——通过文化交往、仪式或交换——与他人分享的过程,其目的是被接受和认同,如今主要当作发号施令的媒介一点都不奇怪

传播的本质就是将一己之想法强加于他人尤其是大众的有效工作。而宣传是其更为直截了当的描述方式。从战时的心理操纵术过渡到日渐兴起的大众传播工具,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于是,另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宣传 — 传播’不会停留在本国或国外,它将朝着普遍的方向迈进,也就是传播的本意,与心理战的界限无限模糊。

心理战是一种帝国管理的工具,远不是其声称的解决冲突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压制和曲解人民大众中非官方的传播活动、异议。任何一个使用这种战术的国家都一样。

孙子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经常被西方国家的军事评论所引用和赞颂,心理战在最初是被描述为实施孙子之策略的工具,但它不完全如此。在实践中,现代心理战和宣传手段很少会作为暴力的替代手段而使用,相反,它是持强凌弱的战略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种思路中,胁迫和操纵被冠以传播之名,挤压其他的、理解传播之真意的机会。心理战的问题不能单纯从某一个机构或某一个国家的角度去分析,对其研究需要一个合理的全球视角。

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存在是非常愚蠢的,它直接将“审查和宣传”写在了脑门上。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的部门也能获得一模一样的大众认知操纵之“成效”。还是以美国为例,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了情报部门如何使用外包(如下),实施在线抹黑和舆论操纵,而这远远不是全部。

延伸阅读:《美国情报机构如何使用间谍工作外包操纵大众认知》《美国的网络水军是什么样的(后一篇是英文)

就在昨天,最新的解密文件显示五角大楼一直秘密地指导(操纵)数百部好莱坞电影的幕后工作 —— 在电影中植入隐性宣传。也正是央媒培训主讲人所要求的“让人看不出是宣传”的本意。

报道说,公众一直在为自己能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反审查社会而感到自豪,但事实上却是,他们消费的媒体完全受制于更多本土的国营宣传,而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

这篇报告的作者是 Tom Secker 和 Matthew Alford,揭示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与好莱坞合作的计划实际上有多么大,该报告基于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大约 4,000 份机密存档文件。“这些文件首次证实,美国政府在幕后操作了 800 多部主要电影和超过 1000 个电视节目。”

当好莱坞作家或制片人接近五角大楼并要求获得军事资产以帮助制作电影时,他们就必须将自己的剧本提交给“娱乐联络处”进行审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是国防部(DOD)首席好莱坞联络官 Phil Strub,他一直担任这个半秘密部门的掌舵人。

报道说,如果剧本中有国防部不赞成的角色、动作或对白,那么电影制作者就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军方的要求。如果拒绝,电影就无法拍摄。为了获得充分的合作,电影制作者必须签署合同,称为“生产协助协议”,承诺使用被审查满意的版本。

当中国人和全球各地的好莱坞影迷欣赏优美如画的电影时,没人会知道这些内幕,人们愉快地接受了电影作品中所传达的一切讯息。这就是“传播-宣传”最有价值的发挥。而中国被广电总局盖章的作品,不论其被修改的程度如何,也相当于直接承认了有意宣传的存在。这是无比笨拙的老旧模式。

不幸的是,中国宣传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想必不久,人们将面对的逐渐不再是硬性剪辑删除,而是“无痛洗脑”。如果现在还没能重视起来的话。


总之,权力可以依赖利益暗示操控媒体的导向性,美国政治传播学学者将记者和政治人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称之为“新闻执政” — — 政治人物依靠媒体将个人立场和观点变成新闻以便向大众灌输,记者依靠与政治人物的默契配合获得填充版面的独家消息,从而获得的不仅是物质还有社会资源的奖赏。

这种模式的宣传令信息市场看似活跃,而实质上与权力之利益高度一致,这样的宣传才是高效的宣传,就如美国的体制内媒体和好莱坞电影,中国读者几乎无法认清其宣传的本质。如今,北京当局正在培训央媒进入这一模式。中国读者能分辨吗?

高效的宣传讲究的是润物细无声,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被引导到操纵者理想的境地。实话说当下的中国媒体离此境界还差得很远,包括中国那些很走红的亲体制的公共知识分子,和高级五毛。而北京当局所期待的明显已进入以社交工程学为基础的传播诱导之层次,理论上当局只能对央媒内部培训,而无法对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主流博主、业余写手)做出同样的培训和控制,但基本已经足够,因为后者明显依赖前者,即便批驳也从未展现出足以跨越政治宣传之八卦阵的能力。这包括很多体制外异议,停留在“我反对”的表层上,而无法深入挖掘。这是一种失利。

如何对抗这种无痛洗脑?揭露!尽一切可能揭露真相,拿出证据。如果没有美国独立媒体和追求真相的民间独立组织,全世界的人至今也不会了解这些内幕。与此同时,加强分辨能力,尽可能识别被操纵的痕迹。

我们在这里详细介绍过关于无形操纵大众认知的技术,“诱导术”系列:1、《政治宣传和大众劝导 — — 你可能没意识到的信息陷阱》2、《伪真相 — — 新闻机构和读者皆需谨慎》3、《互联网上的认知吝啬鬼和理性化怪圈》4、《“宣传即侵略” — — 埋下诱饵 乖乖上钩》5、《一个力排众议博取认同的“骗子”长啥样》6、《虚假帮派 — — 效力最强的宣传攻势》7、《恐惧诉求 — — 埋下情绪 操控思想》8、《影响力强大的措辞和想象中的“美女”》9、《完结篇:反守为攻

— — 总结 几点建议 — —

  1. 政治宣传正在进化,有可能在今后不久出现更为高级的操纵诱导模式,提醒警惕;
  2. 体制外观察者应该抛弃表层化推测的习惯,致力于挖掘,尽可能接近和呈现事实,提升对抗意识,做到知己知彼;
  3. 读者应该有意提升判断力,摆脱对所谓权威信息渠道的依赖性,认清体制内媒体的本质,无论它们出现在哪一个国家;
  4. 认识到集中化互联网信息环境对于操纵者的优势,尽可能打破常用社交圈子 — 即回音壁效应,在更广泛范围内获取信息,听取不同意见,更分辨来自付费巨魔的隐性宣传;
  5. 异议人士请尽快远离恶意愚蠢的危害,进入思考和行动阶段,避免进化宣传的圈套。很多国际独立权利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很好的学习榜样。掌握技术,挖掘真相,查证和揭露是数字时代的最佳反抗途径。

附: 1、《信息筛选和垃圾识别》;2、《新闻应该是什么样的》;3、《对全球媒体的综合分析》4、《互联网人为什么如此好骗?》5、《透明度革命 — 跨国独立媒体 和民主的未来

https://medium.com/@iyouport/%E7%8B%AC%E5%AE%B6-%E5%8C%97%E4%BA%AC%E7%9A%84%E6%94%BF%E6%B2%BB%E5%AE%A3%E4%BC%A0%E6%A8%A1%E5%BC%8F%E6%AD%A3%E5%9C%A8%E6%94%B9%E5%8F%98-%E6%88%96%E5%B7%B2%E8%B8%A9%E4%B8%AD%E4%B8%AD%E5%9B%BD%E5%BC%82%E8%AE%AE%E7%9A%84%E5%BC%B1%E7%82%B9-d1bf5ddfd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