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是紀念LGBT（女/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權利的日子。在這一天全球大大小小的LGBT社群都會舉辦各種各樣的倡導活動來提升公眾對同性戀者所遭受的暴力和不公正對待的認識。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全球的同性戀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個有一個的地域承認同性婚姻，一個又一個名人驕傲得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全球的觀眾會為高官、富豪、明星們的出櫃歡呼喝彩，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流水線上每天工作18小時女同性戀女工的處境。我們很少會覺得後者和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係，哪怕是性別運動的參與者和研究者，我們其實很難想象能夠和後者發生什麽聯合。同性戀運動逐漸變成了一場單獨的中產運動。從被壓迫、反抗、進步到社會接納、同性婚姻，我們其實生活在一種對同性戀運動的線性論述中，同性之間的婚姻權視被為運動的終點。這樣的論述省略了歷史中那些反對異性戀霸權以及各種壓迫制度的同性戀鬥爭。如果說無法想象是因為對過去和現在的選擇性遺忘，那麽本文希望以另一種歷史為線索打開關於左翼立場的同性戀運動的敘述。我們會發現許多現在看起來仍然引人注目的抗爭聯動和令人不安的激進立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半個世紀前的左翼同性戀運動中找到先驅。
【同性戀左翼的興起與消逝】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目前所熟知的「男/女同性戀者」並非一直以我們現在熟悉的方式存在著，相反，男/女同性戀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在具體的歷史是時空中出現的。
現代同性戀身份（有別與其它許多其他歷史時空中的同性戀身份）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這樣的同性戀身份認同之下，「同性戀」所指涉的是以同性為情欲和情感對象、不進入異性戀的情感與婚姻家庭關係、不改變自己的「原生」性別、認為自己從屬於一個男/女同性戀群體人。同性戀歷史學家John D’Emilio在對二十世紀美國同性戀運動的考察中解釋道：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為這樣的身份認同形式創造了條件。當勞動力可以在市場中自由買賣的體制出現後，一大群男/女性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自稱為同性戀者，她/他們認為自己屬於同類型人群中的一員並以某種身份認同在組織參與政治鬥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使得「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佃農轉換成「自由」的勞動者。一些脫離異性戀家庭的雇傭勞動者得以在異性戀家庭以外發展自己對同性的愛戀，進而建立起個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紀初，在大都市許多男/女同性戀者的小圈子開始形成。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人們對家庭的看法，家庭成為個人生活的場所，在此男人、女人形成歡愉和相互鼓勵的關系；而不再是以往作為工作、生產的公共場所。於是乎，一對一的異性戀關係成為一種建立親密關係、促進喜悅歡樂經驗的方式。家庭意義的轉變令得一些人可以有機會來發展自己同性愛為中心的個人生活。
二戰以後，面對美國政府嚴酷的打壓和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同性戀組織開始逐步激化，同性戀認同開始變得組織化和運動化。1950年，以Henry Hays為首的五名美國共產黨人創辦了同性戀地下組織Mattachine社。充滿左翼色彩的Mattachine和當時主要以「同性愛」為中心的地下聯誼會有著顯著的不同。通過在不同地區開展讀書小組，Mattachine一直堅持與勞工和少數族裔合作，認為必須要組織同性戀的集體行動才能改變壓迫同性戀的社會結構，爭取全世界所有少數群體的自由。這種將同性戀的受壓迫狀況和更廣大弱勢群體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視角，對於當時還將同性戀作為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主流左翼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1969年6月，由警方惡意臨時檢查所引發的「石墻暴動」被認為是當代同志運動的起源和導火線。但這樣的起源論一直受到質疑，同性戀組織在1969年之前絕非處在偷偷摸摸孤魂野鬼的狀況中；同性戀者能在一夕之間發動起草根性的解放運動也正建立在二戰後散落各地的同性戀圈子之上。而石墻之所以成為一個政治化的符號很大程度上在於當時許多同性戀組織的反應無法喚起民權運動年代群眾的情感，左翼出身的同性戀運動者們用當時流行的革命話語把石墻運動發展成重要的運動象征。
1969年夏天，同性戀解放陣線在美國成立並在隨後的一年內發展到全美各地。同性戀解放陣線深深的收到了當時高漲的黑人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在它們各自的策略中考量文化和階級的歷史關係，地方和國際力量。
1960年代衍生的這些運動被統稱為新左派運動。事實上，當時許多人都同時參與好幾個運動，很多同性戀解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早期就是新左派運動的成員。與新左翼運動一脈相承的同性戀解放運動將資本主義視為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強調資本主義、性壓迫、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系。同性戀解放運動也絕對不是完全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聯合陣線的影響。在運動中，有那些提到資本主義但是將焦點局限在文化變革的倡導上的，也有很多公然宣稱自己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組織，他們會強調文化的問題必須要和全球的經濟結構結合在一起。盡管當時左翼同性戀僅僅是同性戀解放運動的一支，但這些團體的運動立場和分析在我們今天看來仍然沒有過時。
Carl Whitman在1969年的《同性戀宣言》中將同性戀鬥爭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家庭制度和異性戀霸權的意識形態。
「爭取平等和尊重的婦女運動和我們一樣，都是在對資本主義對少數群體的角色劃分和剝削，對那些自大的白人直男癌發出挑戰。我們和婦女運動之間當然有差異和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同性戀群體自身的『男權思想』」
「同性戀的解放必須要和女權運動，少數族裔解放和白人中的思想進步者聯合在一起…我們要在同性戀聚集的地區建立自己的制度，重新定義自己，建立免費的學校、糧食合作社還有非『異化』的休閑娛樂場所。」
「直人對同性戀的偏見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那些僭越了異性戀規範的同性戀。這時候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會去譴責那些很娘的同性戀。許多同志現在還不敢公開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人因為公開了自己而遭受到許多否定和歧視，一個解放了的同性戀應該將矛頭指向異性戀社會，而不是他們。」
同性戀左翼團體「紅蝴蝶」對這樣一份空前的宣言做出了回應，認為這樣的一份宣很好地將每個同性戀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壓迫同社會經濟現實結合在一起，而這些恰好是造成壓迫的元兇。和紅蝴蝶還有Whitman相類似，當時有許多團體都是把性壓迫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分析作為行動的基礎，比如洛杉磯研究小組、淡紫紅色聯合會、同性戀左翼共同體、同性戀社會主義行動計劃等。同性戀左翼共同體在他們刊物《同性戀左翼》中寫道：「（這份刊物）希望促成一種同性戀壓迫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在同性戀運動中推動一種將反對性壓迫和社會主義鬥爭聯系在一起的論述…由於和性別的勞動分工捆綁在一起，性壓迫將無法在資本主義中消除。因此，在性解放中至關重要的是，同性戀需要將自己面臨的壓迫同在資本主義系統運作的更廣泛的剝削和壓迫機制聯繫起來。」
有些同性戀左翼團體也注意到了同性戀內部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同性戀受壓迫的特殊性。一個名為「復仇女神集體」的女同性戀團體在她們的工作中聚焦於運動中的「階級特權」、商業資本主義等問題，並開始發展一種超越局限在個人、文化和公民權利議題上的女同性戀論述。
【誰得以驕傲？呼喚反全球資本主義的同性戀運動】
盡管從未成為主流，曾經充滿了進步想象的同性戀左翼運動也從80年代開始急轉直下。當時許多創始人甚至都逐漸放棄了這些組織成立之初所堅守的原則。主要的社會主義社團都堅決的拒絕去認真處理性和同性戀的議題，在無數沒有結果的黨內鬥爭中，這些同性戀社會主義者的激情也逐漸燃盡。全球的艾滋恐慌、右翼勢力的上台和新自由主義開始新洗刷我們對運動和政治的想象。
Lisa Duggan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提出了「新的同性戀正統」（new homonormativity）的說法。針對80年代以來的同性戀運動，她發現絕大多數的同性戀運動不但不挑戰以異性戀正統為前提的霸權制度，並且支持並繼續維持這套體制。同時，這樣的政治向國家和異性戀霸權許諾，只要「性少數」能夠獲得同等的（局限在婚姻、參軍、養育方面）權利，那麽被政治動員的同性戀群體將會被遣散，同志文化將全面的私有化、去政治化並且固定在家庭生活與消費領域。
這樣一套運作方式建立在都市中產階級同性戀的日常實踐和生活訴求之上。同性戀的身份認同在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和商品消費捆綁在了一起。一種「市場友好」的同性戀身份開始在商業空間中怒放，我們有了同性戀的餐廳、夜店、化妝品、洗浴、民宿、酒店、旅行團。同性戀成為了商家們夢寐以求的市場，「她/他們有兩份收入卻都沒有小孩」。
一種「無差別」的同性戀敘事將財力充沛和享有特權的經驗說成是全體同性戀的生活經驗，並將這一種敘事作為指導同性戀應該如何生活的腳本。「同性戀喜歡用蘋果不用三星、護膚品的消費力很強，喜歡去酒吧、夜店、影院，買國品牌…」這些充斥在《中國LGBT群體消費調查報告》中「發現」的也在向我們不停的宣告，同性戀的身份早已被物化成了一種關於商品消費的生活方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人和商品之間的關係。學會如何「正確」的消費幾乎成了做一個同性戀的通過儀式。
沒錯，雇傭勞動和家庭結構功能的轉變讓許多人得以脫離異性戀核心家庭在都市的空間中發展自己的同性情欲和關係。問題在於消費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在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和空間都被私有化、商品化，我們只能依靠極低的工資和福利來消費商品滿足生老病死還有幾乎所有的社交需要。要做一個能交到朋友的同性戀，你必須要有消費的品味和能力，會穿衣打扮，能夠出席同性戀的社交場合，長得不可以難看（不好看就花錢去整啊）。有許多人相信一個個以同性戀友好為標語兜售產品的「彩虹經濟」能夠讓社會變得更好。沒準不久的將來，國際不再恐同日也會變成另外一個購物狂歡節。可是誰會變得更好呢？是庫克和他的同性伴侶還是富士康流水線上正在為國際不在恐同日購物節加班趕貨的同性戀工人？ 在反對對同性戀的暴力的一天，我們需要厘清的是究竟要反對誰對誰的暴力？在同性戀的驕傲的日子裡，究竟誰才可以驕傲？
「驕傲」的話語曾經1960年代各個邊緣社會運動的凝聚點，從黑人解放、反戰運動、婦女運動到同性戀解放，代表著要改變不公社會制度的反叛精神。而今天驕傲似乎也換了另一重意涵，變成了我優秀我驕傲、我消費我驕傲，而不再是我不是我反叛（建制）我驕傲。同性戀運動半個世紀過去，很多事情都變了。我們曾經有過許多顛覆性的政治想象，質問為什麽我們必須靠商品便能將自己定義為獨一無二的個體、便能確保自己的幸福；我們嘗試著從性別的壓迫出發尋找與各種受壓迫群體的連接，探尋為什麽我們的文化是建立在少數精英壓迫其他人的勞動、性、族群和文化之上；我們曾努力的創造新的方式、新的組織去改變這個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壓迫相互勾結在一起的資本主義世界。但是，半個世紀過去了，很多東西還沒變，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這些問題。那麽在新的時代裡，同志們我們拾起前輩的遺產再出發吧，走出一個反全球資本主義的同性戀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