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幻象——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摘录）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的运行可以有很多模式解释。其中之一是“客观公正”模式，认为媒体大部分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当天发生的事件，对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总体上报道覆盖面均衡没有意识形态偏见。这个模式的变体是媒体对当权者要严厉批评暴露政府和企业的滥权和舞弊。另一模式是“自由偏见”理论，认为媒体有喜欢自由主义的偏见。第三个模式是宣传模式，认为媒体整体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为企业、政治、军事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宣传口舌。在媒体内部，“客观公正”模式最受推崇。“自由偏见”模式媒体不是那么推动，不过仍然有鼓动者。“宣传”模式在媒体内部几乎没有被提及，偶尔为之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但证据表明“宣传”模式远远较其他符合事实，完全否定 “客观公正”模式。

在美国，媒体是要赚钱的企业，通常为大公司所有。那些管理和控制这些公司的企业精英与其他商界人士和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媒体需要其他企业刊登广告从中获得利润。他们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受众，他们卖给广告商的受众。广告商更喜欢有钱的受众而不是穷光蛋，因为有钱人才买得起广告商的产品或才能买得更多。你不会看到有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此，媒体制作的东西是为了吸引有钱人的，要迎合他们的偏见和观念。媒体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这些因素规定了媒体报道的内容。报道就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在此范围之外的被边缘化。和极权国家百分之百清除不同，这些内容被边缘化。

新闻媒体为企业所有造成巨大的利益冲突。美国广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购之后不久，经常批评迪斯尼的由吉姆海陶尔主持的左派脱口秀节目就被取消了。[5]1998年ABC取消了20/20故事。该故事调查迪斯尼不作背景调查就雇佣臭名昭著的猥亵儿童分子在迪斯尼世界工作。[6]虽然事情并不都这么露骨。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办起有广泛发行量和主要新闻网的报纸，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所以新闻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板的观点，不那么有钱的人的观点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没有明确的审查政策。

依靠广告获取利润也影响报道范围。在1992年的美国编辑作家协会会议上对55名会员进行的调查发现80%认为广告商的压力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45%知道新闻报道在广告商压力下做出让步的事例。[7]2001年，全国广播公司（NBC）答应在其部分节目里加上亚马孙的广告，包括在NBC，CNBC和MSNBC新闻节目如“今天”以换取由此产生的某个百分比的销售额。加利福尼亚报业集团“河边”在其2001年3月8日的报纸上有个方框里面写着：“超过125，000的该报读者在过去的30天里在墨西哥餐馆吃饭。在‘河边’和圣波那迪闹上发布您餐馆的广告只需不到250美圆还可得一免费餐馆特写。”[8] 当然，广告商的影响并不总是这么直接和露骨。一家刊物上有批评企业权力和质疑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文章的话不可能指望从该公司拉来广告，即使该类文章只占很小一个比例。因而它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这样一来亲企业的文章就在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媒体依赖政府及大公司为其提供“原材料”（信息）。比如，指控布什总统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擅离职守的新闻已有好几年了，2000年大选中在左翼圈子里流传，但大部分媒体充耳不闻。到了2004年早些时候媒体开始关注此事，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决定以此攻击布什，所以就成了大问题。媒体常不加思考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指政府的部队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就好像媒体拥有他们似的。他们认同政府的行为。对伊拉克的侵略又是一个例子。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沃尔福布利茨报道（CNN ’s Wolf Blitzer Reports）福克斯电视台的布里特休姆特别报道（Fox’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新闻时间（PBS ’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在进攻的前三个星期中63%的信息来自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使得报道有强烈的支持战争的倾向。反对战争的人员只占所有人员的10%，只占特邀佳宾的3%。这时的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人是反战的。[9]

这些因素使得真相歪曲的例子还有很多。没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最近的记忆中证明总统发动战争的借口是虚假的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克林顿轰炸南斯拉夫是在指控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名义下，但是后来北约调查发现所有各方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总共不到3000具尸体。北约自己的数据显示在轰炸之前的战斗中双方死伤2000人。正如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南斯拉夫在科索沃进行种族灭绝。[10] 没有找到种族灭绝的证据并没有给克林顿带来麻烦，同样的，戳穿老布什关于海湾战争的谎言也无损老布什一根毫毛。这是因为在伊拉克发生的针对美国兵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在南斯拉夫或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美国兵遇袭让伊拉克总在新闻中出现同时也使得大部分精英（包括拥有媒体股份资助媒体的商界精英）得出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或者是让布什给搞糟了的结论。在野党政客和对政府不满的官员通过批评布什让注意力集中在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有关战争的其他争议。在南斯拉夫或别的事件上政客和政府官员并没有批评总统战争借口的欺骗性，所以战争之后媒体紧跟政府不再关注它们。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仍然占据新闻报道的绝大部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2003年10月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报道中76%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或军方将领。[11]

2003年夏天媒体开始提出布什在美国国情演说中的“16个字”，指控伊拉克试图从非洲一国家购买铀。用来支持这个指控的文件后来证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份赤裸裸地伪造出来的。但是媒体直到夏天才关注此事。原因是民主党人到夏天用此来攻击布什的，媒体也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民主党充当左翼共和党充当右翼在媒体上辩论。如果两党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通常就不会有什么争论。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反对美军占领的游击队战争的各类武装的名称。这有助于政府的宣传称他们为“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下面是参与游击战的部分团体名单：[12]（略）

从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可以看出从事游击战的组织各种各样，并非政府宣称的“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这些组织可分为三类：忠实支持者（效忠萨达姆），伊斯兰分子（希望在伊拉克建立穆斯林民主国家），民族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反萨达姆但同时反对美国占领）。（最后一句略）

即使你没有多少资源可用，发现这些也根本不难，只要在网上搜索“伊拉克武装”就可发现很多信息。各大新闻媒体人员资源充足，如果愿意，派人亲赴伊拉克直接报道这些武装都不成问题，他们不报道这些事实是因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而政府很少提及这些组织的名称或意识形态。不能报道反抗组织更进一步说明媒体站在政府一面的倾向。

其实并不局限于伊拉克战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柬埔寨和东帝汶的对比。两者几乎同时遭受种族灭绝然而媒体报道截然不同。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在内战中打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承受美国大规模的轰炸造成几十万人伤亡。红色高棉实行残暴独裁统治杀了很多柬埔寨人。1979年越南入侵将红色高棉赶下台，终止了他们的屠杀。美国支持红色高棉后来反对越南的游击战争以损害越南，但没有能将红色高棉重新上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支持下入侵并占领了东帝汶。此后印尼在东帝汶屠杀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最残暴的是在入侵后的前五年。美国支持入侵和屠杀，为在东帝汶的屠杀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武器。屠杀越来越严重，美国的武器也就源源不断涌来确保屠杀能继续进行，印尼没有短缺武器的顾虑。其实美国只需切断武器供应就可阻止这一切。此时的印尼政府其实是在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政变中上台的。这次政变造成五十万到一百万印尼人的死亡。

这两次种族灭绝几乎在同时进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是国家的敌人，对屠杀的报道不遗余力，对声称的滔天罪行很少质疑。对在东帝汶的屠杀的报道就少多了，只是机械地重复国务院和印尼的谎言而已。随着东帝汶罪行日渐严重，媒体的报道反而越来越少，屠杀最猖獗的时候，媒体彻底失声了。在1975年到1979年之间纽约时报有70栏的篇幅报道东帝汶屠杀，但是有1175栏的篇幅报道柬埔寨屠杀。纽约时报还是在自由主义光谱一边和其他媒体相比更倾向于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在东帝汶的屠杀事件。当美国的敌人犯罪，媒体就大肆渲染，当美国本身犯罪，媒体就轻描淡写。

这方面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媒体对美国的罪恶轻描淡写对敌人的罪恶大肆渲染。九十年代美国支持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屠杀。在镇压库尔德工人党争取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叛乱时，土耳其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摧毁了3000个村庄，取缔库尔德语。美国支持了这一切，提供了80%的武器。这场种族清洗几乎就没怎么报道，就算报道也没有把屠杀和美国支持联系起来。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宣传的标准说法是萨达姆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同胞。其实他用毒气杀死的还有库尔德人。1990年到1999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描述伊拉克杀害库尔德人132次，但是在同样的媒体上描述土耳其屠杀库尔德人仅仅14 次。敌人伊拉克屠杀库尔德人，就大肆渲染，盟友土耳其做同样的事，就轻描淡写。

在土耳其进行种族灭绝的最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使用的借口就是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土耳其就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在自己的成员进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北约用南斯拉夫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为借口发动侵略是站不住脚的。媒体对所谓的科索沃屠杀连篇累牍的报道正好和对美国支持的土耳其的屠杀所做的轻描淡写形成对比。1998—1999两年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来描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行动220次，来描述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行动只有14次。[13] 难民逃离科索沃的大量报道又可以和几年以后美国对塔里班战争中对难民逃离阿富汗闭口不提形成对比。

这一手法不仅适用于种族灭绝而且适用于谋杀持不同政见者。1984年10月19日波兰警察谋杀了牧师和异议人士杰西珀皮卢斯卡。美国媒体对此野蛮的谋杀进行详尽的报道，大部分是完全应该的。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中，纽约时报花1183栏的篇幅，刊载78篇文章（10篇在头版）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6篇文章，313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46个新闻节目，23个晚间新闻节目。1980年的3月18日萨尔瓦多的天主教领袖奥斯卡罗弥罗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独裁政权谋杀，因为他对专制独裁的毫无保留的批评。美国媒体的报道少得可怜。谋杀发生后的18 个月中，纽约时报花604.5栏的篇幅，刊载57篇（其中8篇为头版）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0篇文章，247.5 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13个新闻节目，4个晚间新闻节目。实际上，在1964—1985年间在拉丁美洲那些有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的宗教异己分子包括四名美国女宗教人士在内的所有报道加起来都赶不上对杰西珀皮卢斯卡谋杀案的报道。在所有100起谋杀事件中，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里，纽约时报花219栏的篇幅，刊载16篇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3篇文章，86.5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37个新闻节目，16个晚间新闻节目。美国的敌人，这里指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谋杀了一名牧师得到的报道比在拉丁美洲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100名宗教异己人士得到的报道的总和还多。[14]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显示媒体对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要么粉饰掩盖要么充耳不闻。在推翻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加西亚之前的10年中，美国电视，媒体花一个小时报道尼加拉瓜，而且全部都是关于1972年的地震。在1960—1978年间，纽约时报共有3篇关于尼加拉瓜的社论。[15] 在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加西亚时，报道开始增加，媒体开始妖魔化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所谓的侵犯人权，残暴独裁远远没有达到索摩查或者其周围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依赖极端的国家恐怖实施统治）的程度，但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

除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之外，很多让美国政府丢面子的事实都会被媒体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没有广泛报道的荷兰官方对1995年斯莱不雷尼卡大屠杀的调查结论是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伊斯兰恐怖分子在90年代早期从阿富汗携带武器和穆加黑底（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进入波斯尼亚。这只是美国和北约联合要将南斯拉夫支解成几个西方附属国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支持的这一行动的成员有些就是几年后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要对付的人。在欧洲的媒体上还有这样的报道，[16] 但是在美国的媒体上我还没有见到哪怕一篇。

波斯尼亚不是美国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第一个地方，美国早在阿富汗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苏联。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入侵越南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在阿富汗，苏联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苏联的碰巧是苏联的卫星国。每当阿富汗政府不愿听从莫斯科指令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苏维埃神话里，苏联没有入侵阿富汗，而是苏联保卫阿富汗。

在南部越南，美国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越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美国的碰巧是美国的卫星国。每当南越政府不愿听从华盛顿指令的时候，南越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美国神话里，美国没有入侵南越，而是美国保卫南越。

每个政府编造的故事就像侵略本身一样非常相似。在阿富汗，美国媒体嘲弄苏联的宣传和谎言，称侵略就是侵略。苏联媒体坚持政府的立场。在对南越的侵略中，美国媒体从没有说是侵略，相反坚持美国政府不是侵略的立场。媒体反战的神话只不过是自吹自擂而已。（参见爱德华荷曼和乔姆斯基著《生产同意》第5，6章）实际上，媒体基本上站在政府立场上，认为美国在保卫越南，在和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游击队作战。媒体上对战争的批评仅局限于它是一个“错误”，“保卫南越”得不偿失，是基于错误的分析等等。这与和平运动的反战立场是天壤之别。和平运动认为侵略是完全不道德的是错误的，但这些观点在媒体的辩论中大都被排除掉。

美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称苏联的卫星国为卫星国是不错的，但是美国的卫星国从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入侵别的国家，强迫他们服从命令，这些国家当然可以称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当美国入侵别的国家，做同样的事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称为卫星国，侵略常常也不叫侵略。

美国支持的在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的武装大部分是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穆加黑底），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开始反抗美国。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很多是联邦调查局所说的基地组织成员。穆加黑底在反抗苏联人的斗争中，使用了很多的恐怖手段如袭击平民，暗杀苏联官员，向不戴面纱的妇女脸上泼硫酸。当他们用这些手段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美国媒体称他们为“自由战士”，他们是兰博三号的好人。当他们对美国人做同样的事时，这些人不再是“自由战士”而是“恐怖分子”。使用同样的手段，敌人被称为 “恐怖分子”，盟友则为“自由战士。”

然而，人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的媒体就像极权国家一样。这个机制基本上是自我审查。因为没有极权国家的报刊审查制度，偶尔会有漏网之鱼出现在超越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媒体上。比如，2003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网站举行了在线讨论，由乔姆斯基谈他的新书《霸权与生存》。[17] 乔姆斯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也是美国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极权国家他的观点可能遭到彻底封杀。但是在美国，媒体将他边缘化，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不是100%驱除。这样实际上让体制更加有效，因为体制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掩盖其思想控制的功能。

与遭到边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对照的是极度依赖权贵，反映权贵观点的媒体。2001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一年内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里引用的美国人讲话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党背景为共和党，24%为民主党，只有1%为其他党或独立人士。中立派人士佛蒙特州原共和党人詹姆斯杰弗茨投向民主党，在转型中暂时作为中立派占独立派人士的83% 。911袭击增加了对共和党人士的依赖。在此之前共和党人68%，民主党人31%，独立人士1%，911之后，共和党人87%，民主党人13%，独立人士1%。对共和党人的青睐是由于他们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门，媒体倾向于依赖他们，引用总统、内阁成员的讲话等。如果把那个因素计入的话，共和党人51%，民主党人48%，独立人士2% 。乔治布什一人占引用话语的9%和政党消息的33%。在“专家”作为消息来源方面，公司代表和经济学家最常见（各占7%），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非常少3%和2%）。大公司的代表被引用的是劳工的35倍之多。企业、经济议题占总报道量的15%，只有1%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而在劳工问题报道中被引用的企业代表26%，经济学家19%，政界人士15%，远远超过劳工代表2% 。而且这些新闻报道也倾向依赖男人和白人。[18]

新闻报道向有利于权贵者倾斜不仅发生在对外政策上而且发生在国内事物上，如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全球化”抗议。是媒体而不是“反全球化”积极分子发明了“反全球化”标签。媒体一般喜欢关注有关抗议者暴力类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或花边新闻之类，而不是关注积极分子对这些机构的批评。要是没有示威者暴力或财产破坏媒体基本上充耳不闻。（即使有很多警察暴力）但是一旦有示威者暴力和财产破坏媒体就大量报道，然而多数并不提及他们抗议的内容是什么。普通的观众并不知道IMF， WTO和World Bank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们。4月16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篇报道反映抗议IMF和World Bank的示威游行，讨论示威者的“体臭”声称“狂热因素不可否认”，并错误地声称抗议是个“没有要求的示威”。其实抗议者的要求被华盛顿邮报以及所有别的媒体选择性忽略，只留下抗议者的“体臭”、酗酒、和服装款式。媒体常常指反对自由贸易的人是反对贸易，这是个误解，因为多数人并不是反对贸易，只是反对现行的贸易做法。

纽约时报刊出针对4月16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示威游行的5项观点，没有一项是正面的。华盛顿邮报上反对示威游行的观点3780个字，支持游行的观点1825个字。而且，出现在媒体上的反全球化的观点往往来自其中的温和派。比较激进的反全球化分子一般都不被理睬。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游行中起主要作用，但他们的观点都没有在媒体上准确地报道出来，不能上主要的报纸。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被描述成专门扔炸弹、搞捣乱的狂热分子。

对暴力的关注也是片面的。对媒体来说，抗议者的暴力是大事，警察的暴力不是。警察携带盔甲，催泪弹，或别的武器，媒体什么也不说，但是如果示威者带同样的东西，媒体就会视之为洪水猛兽。警察即使对示威者或其他人使用暴力，媒体也不会说警察施暴，他们是合法的。警察的暴力一般不称为暴力，即使有也轻描淡写，示威者的暴力则被大肆渲染和谴责。针对11月30日开始的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报告是这样的：“几天以来，在西雅图的市中心公开表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是违法的…有报道说数十名市民被警察阻止不得参加在特定区域和平、合法的表达意见。警察命令他们摘掉扣子，交出小刀，没收标语牌，传单，封锁进入市中心的路口。和警察、媒体的描述相反，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期间的示威游行并没有成为暴乱。示威者是很嘈杂，混乱，但总体上是和平的。警察就不一样了，他们使用催泪弹，辣椒水，橡皮子弹，警棒打向和平的示威者，没听见或准备按警察命令做的示威者，旁观者，去平息由警察自己引起的骚动。西雅图警察局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官员安全在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对群众大量使用催泪气体，对公共安全或官员安全不够成任何威胁的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橡皮子弹，基层警官的野蛮殴打，胡乱抓人，不经审讯就拘留数天。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时被抓的人遭受虐待，并亲眼目睹监狱官对犯人的暴行。”[19]

这和媒体对警察对付暴乱抗议者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媒体的报道颠倒了时间顺序，先报道少数示者毁坏公共财物，再报道警察使用辣椒水、催泪弹好像是对破坏行为做出的反应。有很多的目击者说是警察先袭击示威者，在这之后才出现毁坏公物的。西雅图的警官兰迪胡斯里克承认先对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之后才出现破坏公物的情况的。媒体盲目地炮制了一个有利于警察的故事。[20] 媒体对破坏公司财物描述为“暴力”，也暗示他们认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报道其他“反全球化”示威游行。有关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工业8国集团会议的抗议活动，媒体基本上忽视示威者的立场，依然是过分地专注于示威者的暴力，对警察导致一名示威者残死的野蛮暴行掩盖和粉饰。媒体盲目地重复警察对自己行为的辩护，等到真相大白显示警察撒谎时，媒体置之不理。一名高级警官皮埃罗拖亦阿尼承认警方在示威者中间安置炸弹以便有借口对示威者进行袭击，但美国的媒体从没有报道过这样的事。[21]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的结构和其他媒体有点不一样但是和商业媒体有相似的原则。虽然不是大公司直接拥有，但指望大公司赞助资金，同时也从政府部门获得大量资金包括公共资源局。因此他们像别的媒体一样歪曲事实，尽管他们在自由保守光谱上在自由这边不象有些别的媒体那么寡廉鲜耻。

比如，在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1991年9月到12月间“全景分析”“上午版”的广播节目有26%的来源是政府信息。华盛顿新闻中有53%以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的讲话开头。27名新闻评论员中有26名为白人，只有21%的记者为妇女。[22]

公共广播公司（PBS）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新闻时间”报道明显偏向政府。在从3月25日到4月8日期间，对北约轰炸的批评只占报道的10% 。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塞尔维亚人，或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及团体中最有可能批评北约轰炸的只占报道的6% 。非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反对轰炸的报道占4% 。39%的记者和42%的现场受访佳宾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阿尔巴尼亚难民和科索沃解放军发言人占报道的17%。[23]

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总体上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商业媒体的路线，但是由于结构不同，并不总是完全一样。有些情况下，大公司直接拥有媒体，这样他们就和其他媒体没什么区别。有些情况下，他们归小公司所有，并非精英控制。精英通常也不拥有学生自办的新闻媒体。然而，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都跟随大新闻媒体的焦点。如果纽约时报或其他大报头版上报道了什么，地方和学生媒体上也要刊登在头版上。而且，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提供信息，依赖广告作为收入来源，更容易受到地方企业，地方政府，学校当局的影响。这使得他们的报道面受到限制。但是信息透漏也更容易，因为他们不受大公司直接拥有。在大报上刊登读者来信鼓吹共产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但地方、学生媒体有时候对发表不同意见往往更开通。

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按有利于精英的方式进行解读。虽然不是完全有效，但成功率是很高的。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传播学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

“看海湾战争电视最多的人对这个地区的基本生活事实是了解的最少的。在那些看电视最多的观众中，32%认为科威特是个民主国家，只有23%的人意识到在中东除了伊拉克还有别的国家对他人的占领，只有10%听说过因提发塔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巴勒斯坦解放军–译者注）现代中东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暴乱。当被问及哪三个国家否决最近联合国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决议时（美国、以色列、多米尼加），14%的人正确地指出美国，另有12%的人认为是伊拉克。该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电视观众知道在8月2日入侵之前美国官方对待伊拉克的政策是什么。”[24]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在2003年10月的报告调查了在公众中存在的三大错误认识：萨达姆候塞因与9-11袭击有直接联系，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舆论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虚假的，甚至连布什政府都承认这不是真的。它还发现这三大认识与支持战争有正相关关系。而这些错误认识正是布什政府2002年夏末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副产品，这些宣传试图利用9-11来获得战争的正义性，成功说服美国人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人是美国的严重威胁等。它还搭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先前战争宣传对伊拉克的负面印象的便车。（当美国支持萨达姆时，政府没有反伊拉克宣传，但在美国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交恶后，萨达姆就被妖魔化为第二个希特勒）政府的宣传攻势被媒体盲目的机械复制。媒体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在侵略完成之前对政府没有任何怀疑。到2003年9月，70%的美国人开始相信萨达姆直接与9-11袭击有关。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还发现对大多数媒体而言，看更多的新闻不会减少对这些错误观念的认识，相反，新闻看得越多，这种错误认识就越进一步加强，再次说明媒体作为错误观念传播者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权者的。对这些错误观念的信任程度随着这个人的新闻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福克斯电视台最糟糕，有80%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最好，但是他们也有23%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25]

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这些让人产生最少错误认识的媒体碰巧是最经常被保守的批评家挑出来指责其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大部分的用以支持自由主义偏见的证据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义偏见模式背后的基本理论是大部分记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报道中自然要反映出来。调查发现多数记者是温和派，不是自由主义者，[26] 然而即使我们不理会这个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权力在哪里。普通的记者没有多少控制媒体的作用；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即媒体所有者手里。

另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赞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美国有权干涉别国。自由主义者赞同现行制度的主要特征，只是希望有些改进而已。因为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都赞同资本主义等，相信这些的记者要远远超过不相信者。按照他们的逻辑，媒体应该具备极端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偏见以便超过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

自由主义偏见，或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偏见实际上有助于支持这个制度，因为它进一步确定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限。如果媒体在攻击当权者时被认为过分自由主义，过于引起争议，那么，那些质疑基本价值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将被看作不配在这个世界呆着。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有助于将媒体区别开来，确保它继续增强其霸权。一旦有媒体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对自由媒体的批评就会迫使它回归基本架构。

其中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由波拿德勾德伯葛写的《偏见》鼓吹自由主义偏见理论。这本书不是认真研究的结果，甚至没有脚注、尾注、参考书目和索引。他的好多观点没有证据支撑，只是笼统的感想。“不是数据或带有偏见的报道的具体事例，勾德伯葛更喜欢一般的概括。”[27] 有些说法实际上支持宣传模式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模式，比如声称新闻机构主要关注利润和以白人为中心。许多引用没有脚注或尾注，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研究。

他的很多主张是针对媒体的中间或自由主义一边。诚然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国内公共无线电台等）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媒体都是自由主义的。《偏见》的附录包括他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的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社论。华尔街杂志有没有自由主义偏见？谈话电台和福克斯新闻有没有偏见？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显示即使比较保守的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对证明他的说法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那剩下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了。反过来本文所持的模式也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媒体是当权者的附庸。如果那样的话，即使对当权者批评的报道如纽约时报也很容易为当权者歪曲真相。前文提到的东帝汶和柬埔寨的对比就是证据。勾德伯葛却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媒体中保守一边的（华尔街杂志，福克斯新闻/谈话电台）有对保守派的偏见。

或许有人会说商业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新闻媒体的现状不管有没有偏见都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基于一种神话即只要与市场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种民主。难怪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奴隶要反对这个观点。市场常常对有钱人有利，因为通过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就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美圆，一票”美圆多的人自然影响就大。对媒体来说，顾客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广告商。广告商关注的是更有钱的顾客，因为他们有可能购买更多的产品。没有多少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而媒体就要反映广告商的意见和偏见，重点服务有钱者以及控制媒体的企业精英。

此外，好几个例子说明媒体的偏见并不是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观点。在对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报道是来自反战阵营的，而实际上超过25%的民众是反对战争的（参见上）在90年代早期的医疗卫生辩论中，媒体主要报道克林顿的建议和保守派的反对。大部分民众赞同单个支付方案，但除了个别例外，媒体基本上都避而不谈。辩论的内容大大压缩，大部分民众的主张被排除在外。[28] 这显示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尽管媒体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从医疗卫生辩论这件事看出并非总是如此。美国人并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军打游击战的各类武装的名称和主张，并非不想知道美国支持的在东帝汶进行的种族灭绝。他们不能知道——因为媒体没有报道。

这种媒体的机制并非一下子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资本逐渐赢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数掌握行业命运的寡头，媒体也变得更集中。大公司开始收购报纸或者抽走那些批评公司权力的媒体的广告。这并非大公司老板们协商勾结的巨大阴谋，而是针对相似的处境采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媒体机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威尔逊政府“建立了政府宣传机构叫做鱼笼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要在6个月之内成功地将主张和平的民众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热分子，要摧毁德国的任何东西，彻底消灭德国人，要参加战争拯救世界。”[29] 鱼笼委员会首次采用公共关系技巧操纵公众舆论，利用商业媒体煽动战争热情。它发现向媒体大量提供“事实”（官方消息）使他们能够控制新闻报道。战争期间政府加大审查力度，积极压制反战的媒体和团体，其中多数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原先迅速壮大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没有恢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变得缄默不语。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持续，类似的宣传技巧被用来制造红色恐怖。通过打击异己组织和媒体，加速了媒体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的进程。

新媒体出现时，政府的干预在使媒体置于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业发放开办无线电台的许可证，基本上排除了非商业电台。而在此之前对电台很少有什么限制，非商业团体，尤其是教育机构往往在电台占主导地位。此后几年有场很多人参加的运动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但没有成功。[30] 后来电视台许可证的发放采取类似的对公司有利对非赢利机构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导新闻媒体是因为政府选择要让大公司这样。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电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补贴，包括免费乘坐国营航空公司飞机，都对媒体的结构产生持续至今的影响。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媒体和社会的构成方式。媒体的负责人并非凑在烟雾缭绕的大房间密谋如何愚弄美国人。偏见的产生是媒体结构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阴谋。有些团体确实有意识地试图操纵媒体，有时候以密谋的方式进行。（一伙人秘密聚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标）比如，人们知道中央情报局（CIA）渗入媒体机构拥有他们的在职记者名单，它“还在全世界拥有数十家的报纸和杂志”。[31] 中央情报局（CIA）改变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动物农庄》两部电影版本，将其中“诅咒两座房子”的信息轻描淡写，让他们看起来是反共产主义的而非反资本主义的。[32] 1999年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允许部队心理战军官，政府宣传专家在其亚特兰大总部的新闻部工作。[33] 有线新闻电视网（CNN）最终承认了这一点，[34] 但大部分媒体对此不予报道。然而这是异于常规的特例。多数媒体偏见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同样的结构也使得它更容易让当权者通过密谋或别的方式操纵媒体，扩大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