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二鬼子比鬼子更残忍，华人川粉比白人川粉更靠近纳粹，精神白人比白人更认可白人至上，这些都是皈依者狂热的表现。）
今天在“一席”黄章晋关于其“大象公会”的演讲中，听到了“皈依者狂热”这个概念，感觉挺有意思。
带有华裔血统的美国枪击案凶手罗杰会十分仇恨亚洲人，韩国人甚至会跑到阿富汗、伊拉克去传教，有些人改变了观点或身份后，会显得特别狂热偏执，比如汉奸。对此现象，有一个专门的说法——皈依者狂热。百度搜索到了郑子宁的一篇文章，文中讲述了多个这样的现象。
基督教进入朝鲜半岛不过只有五百年左右时间，是不折不扣的新皈依者，但韩国教徒的狂热程度为传统基督教国家望尘莫及。佛教原为韩国传统宗教，但基督教兴盛后，韩国居然发生了多起基督徒攻击佛教寺院事件，各教派向国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足迹不但遍及全球各地，甚至渗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这种全民伊斯兰教国家。近年发生了多起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武装分子绑架案，依然挡不住韩国传教士的脚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下属的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曾经进行过一次宗教虔诚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指标上，后来皈依的教众都比生于信教家庭的教众更加虔诚，说明皈依者的狂热乃是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宗教领域。对皈依者来说，文化征服与宗教征服的效果相同。中国的茶道、禅宗，到了日本后，在形式感和仪式性上被不断推往极限，而在中国本土，则是以一种更随意和不刻意求工的态度自然演进。欧风东渐之后，日本追慕西洋文明的态度也是这样。
各种类型的皈依者狂热，多少带有急于抹去过去文化印记的动机。由于不是那么根红苗正，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对新身份的忠诚，而通过伤害旧身份来显示已经和其脱离关系正是一种常用的策略。离我们最近的历史记忆，是文革时代越是出身不好的人，往往越会在“自我改造”中表现得狂热偏执，甚至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以决绝姿态告别过去以获得新身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投名状”。
但是，皈依者的狂热并不完全能从有意识的实用主义来解释。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采取匿名制，皈依者并不需要为了表现而伪装。其实，无论是韩国传教士还是某种价值的追随者，其行为未必是下意识的产物。他们表现出的狂热和虔诚，某种程度上是在皈依过程中，与环境挣扎时无意中习得的。
对文化性的信徒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获得的身份认同，自然不会在日常行为中体现出特殊性。而经过思考和选择的皈依者，在皈依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番习俗、观念甚至理性的自我冲突——这个不断自我暗示的努力和挣扎，会使得他和具有与生俱来身份的人相比，有着更为坚韧和狂热的信念。
这个概念给我们认识纷繁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许汉奸在没有留中分时只是一个小氓流，为了对得起新发型，才不断强化暗示下变成了下手凶狠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