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不少人看到之后应该很惊讶吧，因为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哈巴狗都将奥威尔称为反社会主义作家。事实上，奥威尔是个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者哦，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翻译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西班牙共和派抵抗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呢。
当然，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奥威尔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最有力的证据是其自己的说辞，对吧？当然，光是说辞也不够，还要看看奥威尔的实际行动如何。
首先看看奥威尔自己的说辞吧：First I spent five years in an unsuitable profession (the Indian Imperial Police, in Burma), and then I underwent poverty and the sense of failure. This increased my natural hatred of authority and made me for the first time fully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job in Burma had given m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imperialism: but these experiences were not enough to give me an accurate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n came Hitler, the Spanish Civil War, etc. By the end of 1935 I had still failed to reach a firm decision.
首先，我担任一个不合适的职业（印度帝国警察，在缅甸）并度过了五年，然后我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 这增加了我对权威的自然仇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但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拥有一个准确的政治倾向。然后是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直到1935年底，我仍未能做出坚定的决定。
The Spanish war and other events in 1936-37 turned the scale and thereafter I knew where I stood. Every line of serious work that I have written since 1936 has been writte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as I understand it. It seems to me nonsense, in a period like our own, to think that one can avoid writing of such subjects.
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改变了级别，此后我知道我站在哪里。 我所理解的是，自1936年以来我写的每一行认真的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以及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时期，我认为，认为人们可以避免写这些主题的观点对我来说是胡言乱语。
My book about the Spanish civil war, Homage to Catalonia, is of course a frankly political book, but in the main it is written with a certain detachment and regard for form. I did try very hard in it to tell the whole truth without violating my literary instincts. But among other things it contains a long chapter, full of newspaper quotations and the like, defending the Trotskyists who were accused of plotting with Franco.
我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的来说它写的时候伴随一定的分离和对形式的尊重。 在没有违背我的文学本能的情况下，我确实非常努力地尝试讲述了全部真相。 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了很长一段，充满报纸引文等，为被指控与佛朗哥同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
特别注意这句：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直译就是“反对极权主义和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再加上奥威尔说自己仇恨权威，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了解一些帝国主义的本质，为托派辩护，所以，奥威尔已经很明确的说了，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的是极权主义。
这段文字来自奥威尔在1946年写的文章“Why I Write（我为什么写作）”。怎样？是不是很意外呀？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奥威尔的生平（中文圈基本没什么靠谱资料，所以我摘录中文wiki作为初步了解资料，有兴趣的人自行搜索英文资料吧，不过我确认过英文资料，中文wiki大致是正确的，可以拿来当参考。一般来说，一般性的了解某人生平，中文wiki还是可以看看的）：
1917年，奥威尔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中学——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令他同情社会底层，呼唤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没有申请牛津或剑桥奖学金，家庭经济状况无力供他升学，只得投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做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权，能够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这一阶段的经历让他细致地观察到了人性中残暴的一面；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产生了反思；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极权主义。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并因此在1927年离开了殖民警察部队。缅甸的经历为他写作《绞首刑》（1931年出版）与《射象》（1936年出版）提供了题材。
1927年，离开公职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辗转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身份和在伊顿公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不过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并且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经独立工党介绍，奥威尔成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他在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直到在韦斯卡被敌方狙击手打穿喉咙而不得不回国休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看到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接纳了奥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包括奥威尔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罗那之后还遭受到共和军的追杀。权力与支配无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反而使奥威尔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或者确切的讲“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奥威尔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来，奥维尔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揭露了共产国际一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这也是奥维尔的成名作之一。
1943年，辞去BBC的工作，任工党《论坛报》（Tribune）编辑。
1944年，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奥威尔写成了《动物庄园》一书，这本书成为奥威尔个人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他的文字从单纯地关注底层社会的生活，转向了捍卫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1947年他为《动物庄园》乌克兰语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俄国神话。”此书早在1944年即写成，但遭到四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冷战来临。
奥威尔经历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是：西班牙内战。所以，咱们再来看看西班牙内战历史吧（来源主要还是中文wiki，因为中文圈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靠谱的资料来源， 不过奥威尔自己写的那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我也会引用其书评）：
1935年10月，西班牙共產黨按照苏联领袖史達林的命令，與其他左翼組織組成「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左翼聯盟，其中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巴斯克分裂主義者等，聯合對抗右翼联盟[11]。
在1936年2月的選舉中，總數925萬的選票中，左翼聯盟獲得475萬票險勝，再次奪回政權；於國會獲得267個席次，而右翼聯盟則獲得132席[6]。由曼努埃爾·阿扎尼亞擔任總統，卡薩洛斯·吉羅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擔任總理執政，左翼政府再次變更右翼的種種政策，這引發許多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保皇人士等勢力的不滿，企圖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的朋友—華金·阿拉拉斯（Joaquín Arrarás）曾形容阿扎尼亞是「紅色西班牙中令人厭惡的一隻毛蟲」[12]
7月17日當天清晨，在摩洛哥梅利利亚的叛軍首先發動叛亂，將6位共和派將軍和一位海軍上將處決；到第2天叛軍已控制摩洛哥的主要城市，而西班牙本土的叛軍也在這段時間先後發動叛亂，內戰隨之爆發。
但美國民間企業卻提供許多交戰雙方的支援，德克薩斯石油提供國民軍350萬噸汽油的運售並提供無限期貸款[6]、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共提供國民軍12,000輛卡車、杜邦公司則販賣許多彈藥給佛朗哥[28]。民間左翼與反法西斯人士也募集金錢援助共和政府。
西班牙的傷亡人數和當中的暴行一直是歷史學家研究的焦點之一，一般認為在戰爭期間至少有5萬人被處決[41][42]。在安東尼·比佛（Antony Beevor）所寫的書中表示佛朗哥隨後的白色恐怖至少處決20萬人，而紅色恐怖處決了38,000人[43]。朱利葉斯·魯伊茲（Julius Ruiz）認為，在共和區約有37,843人被處死，而在國民軍區則最多有15萬人被處死（包括戰後的5萬人）[44][45]。塞薩爾·維達爾（César Vidal）提出共和派遇害者約有110,965人[45]。2008年，西班牙社會黨的巴爾塔薩·加爾松展開調查，認為1936年7月17日至1951年12月期間，有114266人被處決或下落不明，其中還有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被殺害的發現[3][46]。
在內戰爆發後，蘇聯共產國際組織全球50多個國家的志願者，編為國際縱隊（亦稱「國際旅」），前往西班牙與共和軍共同對抗國民軍。成員組成為來自各地（主要是來自英法美，也有來自德義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份子[28]，其中有不少如阿爾貝·加繆、聶魯達、海明威、喬治·歐威爾、畢卡索等知名人物，還有當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前往西班牙的中國人[28]。在受過基本的軍事訓練後便送往前線作戰，西班牙內戰期間總計約有32,000人參與國際縱隊[32]。在戰爭期間，國際縱隊成員因其高昂鬥志成為共和軍倚重的主力之一。
另外，共和軍也有對共產黨員的處決行動，安德烈·馬地（André Marty）殺害了5000多名國際縱隊的士兵[53]。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殺害了国际纵队内部的部分人士，如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相關人士，包括領袖安德烈斯·寧（Andrés Nin）[54]。
但在對外求援的過程裡，共和政府受到英法不干涉協定的影響最大，相對於國民軍來自德意兩國源源不絕且依不同的需求提供各項裝備，英法兩個民主國家卻對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圍堵武器輸入，共和政府只得選擇蘇聯作為武器來源，但蘇聯與德義的援助方針並不相同，蘇聯主要是希望延長期共和政府的抵抗能力，使英法相繼捲入「反法西斯」的戰爭中，而非求勝。此外，蘇聯對西班牙的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給予較大的政治影響力，使共和政府內越來越受其影響。不但在國內打擊其他勢力，還大量使用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掠奪民眾财富以求戰爭物資，使共和軍區的民眾越來越反感[33]。
與以上相對的，國民軍的物資主要是透過佛朗哥和德義代表直接交涉，而非如蘇聯以意識形態的派系來取得。軍事上，國民軍以佛朗哥為最高領袖，特別是在戰局膠著時，他帶領足以影響結果的非洲軍團參戰，使得其領導地位大幅上升[33]，指揮統一；共和政府卻是無法建立完整的指揮體系，各派系軍事領導人各自為戰，還做了許多暴行，嚴重影響了共和政府的聲望。
大致概括一下：西班牙共产党是斯大林的走狗，恶心的国家资本主义者，但当时他们的政府还是民选成立的，是民主政府，而西班牙右派选择暴力推翻民主政府，建立极右法西斯极权独裁；英美等资本主义政府拒绝给民主的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任何支援，导致西班牙共和政府被迫选择了与苏联结盟，因此受苏联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极权专制，残忍屠杀平民，屠杀反对斯大林极权独裁的托派和社会民主派，包括奥威尔本人也被当成托派而遭到迫害。当然，从屠杀人数看，还是佛朗哥那边更肮脏残忍一些。
然后咱们再看看奥威尔在书中写了什么：只要他们（工人民兵）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八章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揭露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事实令人吃惊：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被描述为反法西斯、捍卫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国的战争，然而西班牙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却被掩藏了——被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党人故意掩藏了。这些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的共产党当权派，通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不但公然鼓动反革命舆论，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缴工人民兵的械——向革命无产者发动内战（从1936年晚些时候开始，以1937年五月巷战为顶峰）。最后——苏联官僚集团通过特务机关（格柏乌）与典型的资产阶级警察（即有特权的、自治的、全能的警察）——大肆逮捕、监禁、枪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革命者。有必要指出，书名中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革命的最前沿地区，它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以工商业大城巴塞罗那为中心，作者在西班牙革命战争中的全部经历就集中在这里。
至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乔治·奥威尔何以说：“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八，P89）。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中文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化”分类中，是有收录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由托派维护的。奥威尔的这两本书，讽刺的是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极权，所以自然被反对斯大林极权的托派收录。至于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呵呵，他们把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说成“反社会主义战士”，真是无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