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读到的新闻报道很多都是错的吗？为什么中国人看到的电影和美剧中的关于情报机构的形象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这里应该能找到答案。
关于体制内媒体的样子恐怕很多人都不陌生，至少早在五年多前，斯诺登就明确拒绝和主流媒体合作，而选择了当时是独立撰稿人的 Glenn，是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很难摆脱政府的威胁，从而很容易将他用生命换来的文件付之一炬。
根据 Glenn 的记录，当时斯诺登频频提到一些主流媒体按照政府的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的现象。Snowden 不能冒着文件被扭曲成为政府的话柄的风险，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做得出这样的事。
中国人都了解中国的体制内媒体是接受中宣部和外交部审查的，美国的体制内媒体也被权力部门审查，但基于的不是政策，而是保密性潜规则。这些规则已经年深日久 — 至少从下面的报道中所呈现的电子邮件日期你能发现这点。不了解并不奇怪，以前这些东西都被保密起来了，我得知这件事的时间也只有五年而已。感谢信息自由法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至少一部分真实的内情。
这些潜规则所造成的政府审查丝毫不差中国那种编制内审查，因为它背后有法律。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媒体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编辑在发稿前需要首先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什么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再告诉编辑们，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名，哪些信息应该被删除。接着双方会花时间讨论，以确定“能够”最终见诸报端的内容还剩下些什么。
最幸运的情况是发稿时间被大大拉长，并且，基本毫无悬念的是，所有被认为是敏感的信息 — 也就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 — 全部都会被过滤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5 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美国海外黑监狱的消息时，隐藏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黑监狱能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 Jim Risen 和 Eric Lichtblau 在 2004 年中旬- 也就是 Snowden 曝光之前 — 就准备报道的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稿，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把该报发行人 Arthur Sulzberger 和主编 Bill Keller 叫到了总统办公室，吓唬他们说“如果发布这篇报道就等同于帮助恐怖分子”。
当时的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并将稿子压制了 15 个月之久，直到 2005 年底，布什竞选连任成功才得以发表 — 从而帮助了他的连任。最终发表的稿件中掩盖了布什未经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
不仅如此，还有体制内媒体在讨论政府不当行为时的基调问题，相信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对此有了一定描述。这也是有原因的。
美国传统文化要求记者避免直白或陈述性的报道，不管看起来有多无聊，都必须在报道中插入政府声明，以示尊重。这就是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Erik Wemple 讽刺为“中庸之道的表达方式”：被要求绝对避免任何定论性的语言，而同时报道政府的回应和所谓的“真实情况” — 其实就是被权力书写的“事实”。也因此，爆料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一团麻、支离破碎毫无头绪。
最要命的是，他们总是过于强调官方声明，即使那些声明荒诞离谱、充满欺骗性，也在所不惜。这点也是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重点。
还有一条潜规则也是用来保护政府的，即媒体只能发表这些被称为机密的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就此打住。比如 Snowden 文件，主流媒体可以就其中一份文件发表几篇报道，然后在“重大爆料”的赞美声中一走了之，确保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Snowden 明确拒绝与主流媒体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揭露是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实现真正的变革，而不是给媒体养版面。
前面说到这些潜规则之所以比正式规则还强大，是因为背后有法律，该法就是“反间谍法”。
所有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律师，律师们就是用来权衡这种事的，简单说就是另一层审查。律师们会警告“这种消息最好别发出来，因为敏感，有可能触犯反间谍法”。
当时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就是这样阻止该报一位准备去香港见 Snowden 的记者的，并且拒绝给他差旅费。律师称，由于香港地位敏感，美国政府会认为该报将消息透露给了中国，因此导致反间谍法被派上用场。
简单说就是，所有当局不愿意被曝光的内容都贴上了“机密”标签，只要有人敢曝光，就可以依照“反间谍法”给其扣上“监督”的帽子。
根据 Glenn 的记录，Snowden 对此怒不可遏。他置生命于不顾，只是为了将真相和盘托出。他个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甚至不能派一位记者来香港一趟。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意味着，这些主流媒体不会违反当局的任何潜规则。
这些背后的事实至少被明确了已经有五年多，而被讨论的时间有十几年之久 — 十几年前的传媒教科书中就有对此的简要揭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中所呈现的景观：部分记者以接受审查为荣，甚至站在当局的利益角度为权力出谋划策。
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们都会坚称，审查是政府施加的压力，新闻人是受害者，我们应该站在媒体记者一边全力阻止审查。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事实证明，部分记者已经顺服于审查，甚至乐于讨好权力部门，他们已经离开了新闻自由捍卫者的队伍。于是格外令人痛心。
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自由。没错。但正如隐私安全技术人士曾经所说：第一修正案是第一修正案，美国是美国，事实证明他们可以做到把它两码事。这一可怕的结论现在在传媒界再次得到了验证。只剩下痛心。
美国记者们受到过惊吓，他们变成现在的样子似乎也是可怜的。虽然他们在目前当局誓言起诉独立媒体这种疯狂的举动下丝毫没有起到媒体当有的职能，甚至通过鹦鹉学舌帮助当权者抹黑独立媒体 — — 简单的兔死狐悲逻辑也足够理解，这种情况下传媒业应该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疯狂行为，因为一旦一家媒体被起诉成功，整个传媒业将从此被冰封，新闻自由的概念将从此被改写。
至少一个已知的案例足够显示记者们受到过惊吓。就在 Snowden 曝光的几周前，司法部获得法庭指令，可以浏览美联社记者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以查找为媒体爆料的人的身份 — — 为爆料人的身份保密是媒体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人们是否能信任媒体的依据。
几乎紧接着，一则更惊人的新闻指出，司法部曾向法庭宣誓提交文书，控告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部主任 James Rosen 在某个爆料人所谓的“罪行”中是“同谋”，理由是 Rosen 曾与该爆料人携手获取信息。
众所周知，记者和爆料人合作是新闻业的常规工作流程之一，因为如果不合作就不可能拿到信息，没有信息就没有新闻。然而司法部的控告却将新闻标准流程转化为了犯罪。此事令所有媒体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这就是为什么那几周后 Snowden 的出现，卫报的律师警告该报的记者不要接触 Snowden，因为很可能会被反间谍法套住（当时 Glenn 是卫报作者，他对 Snowden 的报道最便捷的渠道是能在卫报发表，而 Snowden 是不同意任何主流媒体的）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中国记者从来没有曝光过政府真正的秘密，如果有人敢这样做，也同样会触犯中国的反间谍法。然而故事不应该就此终结，绝不能，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压制信息发布行为。我们需要更多记者能站出来，和权利组织站在一起维护新闻业的基本生命，维护民主的根基，而不是被吓倒，心甘情愿变成权力的附属物。
这就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的主旨。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它。很多中国读者在中国本地找不到真正的新闻，他们高度依赖美国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来认识这个世界。他们如此可怜，美国主流媒体不应该欺骗他们，更不应该欺骗美国公民，那些手握选票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们。他们有权也应当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存在审查的地方就没有真相。
以下是该报道的中文版。
THE CIA’S MOP-UP MAN: L.A. TIMES REPORTER CLEARED STORIES WITH AGENCY BEFORE PUBLICATION
Ken Silverstein
September 4 2014, 6:22 p.m.
根据 The Intercept 获得的文件，洛杉矶时报国家安全著名记者在发稿前定期向 CIA 提交预报道的文章草稿和详细摘要。CIA 公共事务官员与记者 Ken Dilanian 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明确承诺“积极的”新闻报道，有时甚至将整个新闻办公室的草稿在出版前进行审查。
至少有一次，中情局的反应导致了最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这个报道被高度修改。要求审查的邮件写道：“我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国会监督无人机攻击的报道，这可以为你们（CIA）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他发送了一份完整的未发表报告的草稿说：“这看起来更好吗？”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收录在中情局为响应两项 FOIA 要求记录该机构与记者互动而上交的数百页文件中。其中还包括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通信邮件，这些文件还显示该机构定期邀请记者到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总部进行简报会和其他活动……
曾向 CIA 发送草稿接受审查的记者包括华盛顿邮报的 David Ignatius，纽约时报的前监察员，NPR 和华盛顿邮报，以及 Fox News 的 Brett Baier，Juan Williams 和 Catherine Herridge。
去年5月，Dilanian 离开时报加入了美联社，和中央情报局对话的电子邮件仅涵盖了他在时报任职期间的几个月。邮件表明，2012 年 6 月，在 26 位国会议员写信给奥巴马表示他们对该无人机计划“深为关切”后不久，Dilanian 向 CIA 询问关于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的报道。
立法者的回信是在一连串无人机袭击之后发出的，据报道，这些袭击造成了数十名平民丧生。暗示国会没有对该计划进行有意义的监督。但是 Dilanian 写道，“我信任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补充道：
我认为，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公众放心，而且它也是一个探索错误信息的机会，有时会从当地媒体报道中发现的关于空袭的错误信息。你说三人被杀而不是十五人是一回事，有两党的国会助手支持你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报道的部分内容将变成：引用国会官员的话说，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附带损害，并且广泛的平民伤亡报告根本就是错误的。
当然，记者经常通过打算放大官方观点这类虚假的暗示来讨好政府消息来源（和其他人）。但电子邮件显示 Dilanian 所表达的真的就是本意。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他发送了额外的电子邮件，要求该机构提供协助和信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提出新美国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无人机袭击造成许多平民死亡” 这是被夸大了，并写道该报告 “完全错误，对吧？”
一些早期新闻账户报道称，2012 年6月4日，十几人死亡，无人机袭击造成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人 Abu Yahya al-Libi 死亡。但在 6 月 20 日发给中央情报局的电子邮件中，Dilanian 在他的报道草稿中摘出了一句话，“称只造成 al-Libi 一个人死亡。 “这回满意了吗？”他问中情局新闻官。
6 月 25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 Dilanian 的那篇报道，描述了国会对无人机计划的‘彻底审查“，并表示国会可以观看高质量的袭击视频，并查看用于证明每次攻击的情报。显而易见，CIA 并没有反驳 Dilanian 对“只有 al-Libi 一人死亡”的描述。Dilanian 的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向国会监督员提供的视频“显示 al-Libi 独自被杀。”
该报道随后就被揭穿了。 2013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根据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声明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第一次针对 al-Libi 的导弹袭击造成 5人死亡，4人受伤。Al-Libi 甚至不在上述这些受害者之中; 当援助组织抵达现场协助遇难者时，al-Libi 和另外15人在后续的袭击中死亡。
一些被杀害的人很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但其中有六人是当地部落成员，大赦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救援人员。另一份同时发表的实地报道（是由调查新闻局发布的），也指出了对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救援人员的后续行动 — 构成战争罪的袭击事件。
Dilanian 做过一些有力的工作，有时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非常重要。例如，2012 年 7 月，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该机构性骚扰事件的文章，激怒了新闻办公室。Dilanian 在回复发言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时表示，对于他的报道的抱怨“特别令人惊讶，因为中央情报局将这些投诉的细节隐藏在背后的保密墙里。”
但这些电子邮件揭示了他与该机构非常高的合作关系。 “我期待着与您合作，Ken，”这是一个新聘用的 CIA 新闻宣传员给 Dilanian 写的电子邮件，日期 2012 年3月1日。
“万岁！很高兴有你们“，Dilanian 在回复中写道。
2012 年 3 月 14 日，Dilanian 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与卫报的报道有关，Bashar Al-Assad 的妻子一直在亚马逊购买火锅，而叙利亚示威者被枪杀。 “如果这是你们干的，干的很好，”他写道， “如果它是真的，甚至更好。”
这封电子邮件还显示，Dilanian 在发布报道之前与 CIA 分享了他的草稿，并邀请该机构进行修正。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他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他和同事 David Cloud 正在准备的新闻报道的草稿。邮件的主题是“这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东西”，并问如果“你们想要驳回其中哪些细节的话”。
看起来该机构确实驳回了。 2012年5月2日，他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个新的开场白，主题是“这次看起来更好了吗？”
这篇文章在 5 月 16 日被发表，虽然与早期版本有相似之处，但已经明显不同了。
这里是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里显示的原始报道草稿中的开头文字：
美国官员和熟悉这一秘密行动的其他人士说，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人承包商和特种作战部队已被插入也门南部，与当地部落合作收集美国无人机对武装分子袭击事件的情报。
这里是最终被发布的版本：
美国在也门的秘密战争升级，美国和也门的官员说，由于政府军正在打击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反叛分子在南部的活动，所以美军一支小队正在为也门空袭提供目标数据。
在另一个案例中，Dilanian 于 2012 年5月4日向 CIA 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份报道的草稿，该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塔利班在阿富汗日益强大。他在邮件中写道：”伙计们，如果没人想要权衡，我就要提交这份报告了。“
2012 年 5 月 7 日，Dilanian 的现任雇主爆出了一个关于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报道，该行动“阻止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阴谋，该阴谋是摧毁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第二天，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计划发布的稿件的详细摘要，该摘要是跟进美联社的报道（并且提出了质疑）。
他在邮件中写道：“这就是我们正在计划报告的内容，我想确保你不会反驳任何细节”。
不止新闻审查，这里还有电影审查。Dilanian 还与中央情报局在 2012 年 5月 的一次报道中紧密合作，尽量减少了该机构与导演 Kathryn Bigelow 和编剧 Mark Boal 关于暗杀奥萨马本拉登的电影《Zero Dark Thirty》的合作。共和党人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向 Boal 和 Bigelow 透露关于该行动中的“机密”细节，同时阻止这些信息向公众开放。
“我的观点是……这是与电影制作人合作的常规努力，以及中央情报局15年来一直在做的事，”Dilanian 在寄给该机构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Cynthia Rapp 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你的兴趣的故事情节，你可以提供有关为寻求这些故事的娱乐界人士提供指导的常规信息 — 包括民主党人！- 它应该表明这个最新情节不是一个丑闻。“
Dilanian 的声调几乎奏效了。他后来的报道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 Todd Ebitz 的评论记录。一年后，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中央情报局内部文件显示，该机构的公共事务办公室 — 就是一直跟 Dilanian 合作的那个部门 — 曾要求并接受了电影《Zero Dark Thirty》剧本的更改，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描绘 CIA。
The Intercept 获得的评论中，Dilanian 说：美联社不允许他在稿件发布前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报道草稿，他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不能这样做，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他说，“但是对结果没有重大影响。我应该是一直在阅读他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
Dilanian 说，他不确定洛杉矶时报的规定是否允许记者在发布之前将草稿拿去接受审查。实际上时报的伦理准则上明确禁止这种做法：“我们不会在出版前在新闻室外传播印刷或电子副本。如果您想要阅读报价单或选定的段落以确保准确性，请在这样做之前咨询编辑……“。
时报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编辑 Bob Drogin 说，他不知道 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发送了报道的草稿，并且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说：“Ken 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有责任为你的报道征求意见和回应。但分享报道草稿的做法并不合适……”
美联社发言人 Paul Colford 告诉 The Intercept，该新闻组织 “满意的是，Ken 加入美联社之前与 CIA 进行的任何出版前交流都是为了追求他在报道情报事宜上的‘准确性’，”并补充说 “我们不会与政府机构就材料的措辞进行协调。”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纳入 FOIA 的一项请求，寻求 2012 年3月至7月间中央情报局和10位国家安全记者之间的沟通，这些记者和作家包括：Dilanian, Adam Goldman（原在美联社，现在在华盛顿邮报）Matt Apuzzo（原在美联社，现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 Brian Bennett，华尔街日报的 Siobhan Gorman，纽约时报的 Scott Shane 还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David Ignatius。这些通信都被公开了。
不可能准确知道中央情报局对记者的询问是如何回应的，因为公开的电子邮件只显示对话的一方。但显然，中情局修改了几乎所有回复，除了在记录中明确提出的微薄评论之外，引用 1949 年的 CIA 法案，该法令豁免该机构不得不披露的 ”情报来源和方法“ 或 “机构雇用的组织，职能，姓名，职位，薪水或人员数量。” 来自中央情报局新闻处理员的非正式记录或背景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然不公开姓名、头衔或薪水（无论如何都可以轻易地进行编辑）; 他们可能会披露资料来源和方法，具体取决于您是否将操纵美国记者的行为视为“情报手段”。
这些电子邮件还显示，中情局要求邮报的 Ignatius 在 2012 年 5 月的非正式会议上发言，题为“伊斯兰政治的未来：挑战、选择和不确定性”，为美国政府情报分析师和决策者做演讲。新闻办公室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扩展了邀请，该新闻办公室表示，会议组织者“希望借鉴你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的领域经验、报道和关于广泛联系网络的见解，分享记者如何感受到正在形成的主要政治、社会或宗教变革“。
Ignatius 回答说他会“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会”，但不幸的是，会议时间正赶上他在欧洲旅行。CIA 随后提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我们的人一起建立一个更小的圆桌会议。”
“小圆桌会很棒”， Ignatius 回复说。
Ignatius 告诉 The Intercept，圆桌会议从未发生过。但他证实，自 2005 年以来他曾两度与中情局交谈过。“我跟他们谈过记者如何收集信息，”他说，“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告诫和警惕，需要把事情做好，不要屈服于政治压力，并要有系统来纠正错误。”
Ignatius 在与中央情报局交谈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编辑的批准，并且没有发现与该机构发生任何冲突或问题。“我们的新闻专业和情报业务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界限，不应该跨越，”他说，“我跟他们谈了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学到的东西，以及让它保持正确的重要性。我没有与他们分享任何[敏感]信息。”
另一项应 “信息自由法” 要求而发布的记录是，寻找有关受邀向中央情报局雇员发言或汇报的记者的信息，显示几名福克斯新闻记者受邀访问了该机构。
福克斯新闻的 Bret Baier 在2008年（当时有报道）以及当时的 NPR、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监察员（分别是 Jeffrey Dvorkin，Michael Getler 和 Daniel Okrent）发表了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演讲，一起出现在 CIA 小组上。
事件描述写道，新闻业“分享与情报分析师一样的任务 — 以毫无偏见的方式呈现信息并挑战盛行的意见。” 监察员在请帖上说，这可以帮助中央情报局“了解记者如何处理我们一些共同的专业和道德难题。”（从文件中可以看出，监察专员举行活动的时间应该在 2009 年或之前。）
2007年，当时在 NPR 的 Juan Williams，还发表了由该机构的多元化计划和项目办公室赞助的“小范围使用”的演讲。Williams 在演讲中称赞中央情报局人员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并表示美国人钦佩该机构，并相信它“引导国家的未来”。
Williams 还谈到了 Nelson Mandela，说他是“体制外领导人”的典范。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 中情局在曼德拉于 1962 年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逮捕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他入狱 28 年 — Williams 没有意识到这点，或只是选择了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