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李森科事件是典型的一神教极权造成的悲剧，苏联那些有良知的生物学家们遭受了和阿斯科里维萨里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一样的迫害。至于斯大林，当然是斯大林教的教主了，斯大林本身就在东正教教会混过，后来模仿东正教创立了斯大林教，而毛贼在斯大林教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教。）
——节录《造就适者–DNA和进化的有力证据》肖恩·卡罗尔 著 杨佳蓉 译 钟杨 校
作者简介：
肖恩·卡罗尔（Sean B.Carroll,1960-）,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遗传学教授。他是当代的一流生物学家。
【后记】前置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80967.htm
李森科（Trofim Denisonvich Lysenko,1898-1976）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夫，却成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并且跻身三个学术机构的会员，还担任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曾3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呼，还8次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李森科掌控苏联的生物、农业和医药等领域，时间超过25年。
他同时也将之摧毁。
李森科
李森科的故事很长，相关书籍有好几本，内容都是描写他的崛起，他的政治阴谋，他对斯大林“大清洗”行动的贡献，还有，尽管他科学素质低下，却像乌云般长期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其中最感动人心的两本记述，出自李森科和当时苏联政治体制之下的受害者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和索厄费尔（Valery Soyfer），前者的《李森科浮沉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D.Lysenko），后者的《李森科和苏联科学悲歌》（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biet Science），都是勇者笔下的巨著，作者为了真理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
对于这桩重大悲剧，或者科学家们反抗李森科之后所遭遇的苦难，我无法在简短的叙述中作出什么评述。我会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上，显示李森科在当权时期对苏联生物界的毁灭性作用。
20世纪早期，孟德尔学说复兴之后，摩尔根（T.H.Morgan）引领了基因和遗传特性的研究，他用果蝇做实验，在遗传学领域有了前瞻性的重大发现，因而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人们终于知道基因是细胞内的特殊成分，也是突变发生之处，这些认知解释了物种的异同。遗传学立刻成为全世界的关键学科，在苏联也不例外。
然后李森科登场了。
李森科原在阿塞拜疆的占贾植物育种站担任助手，被委派了一项简单任务，这成了他暂露头角的工具。他的主任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是苏联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在贝特森门下学习。贝特森是英国科学家，他将孟德尔的学说推广到全世界，并且发明了“遗传学”这个词。瓦维洛夫也曾环游世界，搜集了许多植物标本，享誉国际。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农业专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快速提高农作物产量。在农业集体化时期（1928-1932年），苏联遭受到农作物歉收和牲口锐减的双重打击。
李森科尝试移植来自更高纬度的植物。他选了豌豆，这些豌豆应该可以撑到冬季，并在春季种植棉花时成了牲口的饲料。他很幸运，第一年冬天不太冷，他的计划相当成功，《真理报》（Pravda）大肆宣传李森科的成果，还把他封为“赤脚教授”，说他“现在拥有追随者、学生、还有块实验农田。农艺领域的杰出人物在冬天造访育种站，站在绿油油的农田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这个愚鲁的小农夫见识到了宣传的力量。但是他的实验成功记录未能保持，第二年的冬季豌豆失败了。
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春化处理”：夏季的农作物留下的种子经过低温干燥处理，便可在冬季派上用场。当他父亲在村里的农田种下春化处理过的小麦，他吸引了更多来自《真理报》的目光，随着成功的“实验”而来的，是许多歌功颂德的报道，宣称那是“非比寻常的大发现……来自卓越的实验数据”，以及“伟大的观点，前途不可限量”。索厄费尔将可资利用的证据加以归纳，得知这些收成数据都是假的，并解释为何会有这些报道：
他们马上相信奇迹的力量，认为手中握有无限希望。他们都被点石成金的虚假承诺所引诱，不肯面对现实、努力工作、巩固农业的基础。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整个苏联生活在不切实际的神话与幻想中。普通的劳工大众就能创造出奇迹……这样的观点很符合他们的胃口。
李森科提倡春化作用，被提拔到新设在敖德萨的春化部门，就在那里，他发展出一套解释春化作用的理论。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植物的遗传变异是对环境影响的响应。这完全是拉马克学说的概念：生物能将自身得到的能力特征传给下一代。在当时的苏联，这个理论受到
广大回响，因为它引导大家由自然联想到人类，二者都可以塑造成合意的样貌，而且不受历史或遗传限制。
李森科对正在兴起的遗传学的认识仅限于皮毛，论战就此爆发。李森科与其他遗传学家（包括他的前辈瓦维洛夫）之间的冲突，成为苏联生物学接下来20年的写照。
李森科声名远播，农业部官员只听他们想听的。李森科的下属们很快就懂得，只能让他看他想看的结果。在他的方针之下，春化作物尚未经过进一步检验，就开始大量种植，在上一批作物种植失败的案例被写入记录之前，另一批作物又种了下去。李森科发表的种植成功记录多半只是个案或错误的数据，大部分都缺乏严格的实验对照。
李森科的“成功”，给使用遗传方法改良作物的育种人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遗传育种缓慢而稳定的上升成果无法满足领导，当局要看到的是迅速上升的数据。
李森科与他的助手用“实践”结果来吸引注意力，在他们和那些做“纯科研”（比如研究果蝇）的科学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度节节上升。对正处于压力之下的苏联农业而言，遗传学可能成为绊脚石，况且它好像没啥效果，所以说遗传学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它是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形同资本主义的走狗。
李森科平步青云，对遗传学的攻击也随之变本加厉。针对遗传学而提出的“新理论”当中，李森科彻底否认基因，也否定世上有任何会自我复制的物质存在。
李森科的遗传学家之间的对垒更加公开、频繁、激烈，遗传学和恐怖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甚至被画上等号。与此同时，李森科的农业计划可说是连遭灾难：春化小麦田一片贫瘠，蔬菜供应量下降，一项马铃薯项目完全失败。长久以来食物短缺的情况因此更加恶化，遗传学家得到机会反击，群起讨伐：“如果大学者李森科能稍微顾及现代遗传学，他的工作会轻松许多……他否定遗传学和选择的遗传基础，却又没能发展出任何新的理论。”
1939年，双方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身为李森科昔日道是和支持者的瓦维洛夫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李森科不只是在和苏联的遗传学家作对，也在和现代生物学作对……他打着先进科技的旗帜，要我们回归19世纪前期的过时思想……我们要维护的是具有创意的理论、精确的实验，还有苏联及世界的现实。”
李森科如是回应：“我不承认孟德尔思想……也不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现代科学。”
1939年在爱丁堡举办的国际遗传学大会，连同身为大会主席的瓦维洛夫在内，没有一个苏联科学家出席。后来瓦维洛夫被判枪决，写了枪决，写了许多诉状后终于获准减刑，最终惨死狱中，时年55岁。
瓦维洛夫
“李森科主义”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多年，直到1953年。1953年也是生物学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揭晓了DNA的双螺旋机构。所以说，遗传学本质已有了铮铮铁证，这能使得风向转离李森科和他的党羽吗？
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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