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事件和托派在毛贼时期的遭遇（资料摘录）

傻逼纳粹“民运”们天天鬼扯毛贼是左派，呵呵，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不肯说的是，共匪早在在野的时候就打压真左派了，上台之后，如果谁被认为是托派，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匪一般称为“修正主义”），那么这人的命运会比那些地富反右坏们更惨。共匪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对社会主义者的憎恨远大于对哈耶克们的憎恨。直到今天，托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是被故意消音的（不信的可以自己用百度搜索，几乎找不出任何相关资料），而新自由主义垃圾却大行其道（张五常林毅夫铅笔社之流，芝加哥垃圾们的著作都有正式出版，包括《通往奴役之路》哦。）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王实味吧。他是个左翼青年，去了延安，后来发现延安的共匪的行为和他们所鼓吹的相反，于是写杂文揭露，因此被共匪残害，最终被杀。不少资本主义哈巴狗也拿这事指责“共产主义”残暴，呵呵，王实味是被他们亲爱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兄弟残害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他们一样，最痛恨社会主义者了。

具体资料：王实味（1906-1947），早在青年时代（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成为北大共产党干事，一位正直而热血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做出过很大贡献（翻译了200余万字的马恩列经典原著）。王实味因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青年人代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官僚作风、特权和不平等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以及倡导文艺应发扬批评自由、相对独立地帮助革命等，这些主张都遭到官僚集团的猛烈抨击。王实味成为当时延安整风——也即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活靶子，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的，最终甚至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这位革命者、抛尸荒野。

就像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红色农民乌托邦的大溃败大逃亡（即长征）却被后来得胜者们极力渲染为伟大史诗神话一样，中共在延安的十余年历史（1935-47）也被塑造成了某种神话。

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写于1942年3月17日，公开发表在当时《解放日报》）却刺破了这种“延安神话”：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原来，从1940年5月开始，大、中、小灶的干部伙食等级制度就开始确立了，而到1941年11月（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初期）干部等级供给制正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干部等级制度中，小灶是最好的供给，享用者是部级或部级以上干部、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十年以上者；其次是中灶，享用者是科级干部（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责任者）、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七年以上者、技术人员；大灶就是一般党员的伙食。

除了大中小灶和特灶与尊卑有别的严格制度，延安根据地甚至已经有了“特供”——国际左翼反对派很早就揭露过斯大林苏联存在的“特供”（后来红色中国也出现了，而且即使是大饥荒的1960年代，高干依然享有特供，特供品包括从东欧进口的高级香烟和各种奢侈品，1970年代江青曾建议取消高干特供，被毛泽东亲自反对），不过1940年代抗日延安大后方的特供却要微小得多，可是相对于无数流血牺牲的前线战士和在饥寒交迫瘟疫灾荒中挣扎的国民来说，延安高干的“特供”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奢侈品。其中，新鲜牛奶在当时就属于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作为保健物品供给。奶牛场在1939年就开始筹办，1940年代初获得“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牧场有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喂养产奶的牛羊。包括新鲜牛奶的特供只有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周恩来等26位革命元老才能享受，而且这些特供（美名其曰“保健费”）还是毛泽东本人在1941年9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亲自提议设立的。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王实味说的：“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写于1942年初的这段话非但不夸张，而且还已经非常客气了。王实味这位真诚的革命者，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这样的“高层革命机密”：害病同志连面汤都喝不到、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时，养尊处优的革命最高首脑们在饱食肉饭之余，还能享受国际牲畜产下的新鲜牛奶呢。

面对1942年夏的工厂罢工运动，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它们对后来中国工人运动乃至1949年以后整个官僚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包括文革时期毛党官僚集团对工人抗争的操纵手法）都是非常“经典”的先例：
（1）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拥护官僚集团的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工人抗争代表，以此团结大多数工人群众，孤立少数敢于反抗的工人，各个击破。这正是毛党“运动群众”的滥觞。
（2）依靠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权威（其背后是共产国际这面世界工人阶级最高旗帜），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工人领袖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中共官僚集团，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打压。
振华纸厂官僚把领导罢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3）继之以对产业工人进行中国特色的奴化教育改造，依靠农民出身工人，扼杀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培养对党官僚感恩戴德的精神，效仿苏联官僚集团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一种通过加强工人之间恶性竞争、分化瓦解阶级队伍的生产竞争^[23]），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甘为党国做牛做马的“劳动英雄”。

不久后，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与腐化倾向也大为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与今天大资本家郭台铭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有得一比。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24]。1944年边区工厂工人代表大会文件则透露了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发展边区工业已是很大的障碍，却不再提到工会，更强调无私奉献的劳动英雄运动了^[25]。整风运动中，中共官僚集团的杰出走狗周扬反倒大言不惭地宣称：“在边区，一个农民出身的厂长，没有文化上必要的程度，又没有受过工厂管理的训练，然而他竟能管理数百工人，还和技术知识分子周旋得很好，他把工厂办下去了，产量且不断地增加。这种事实除了苏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而且这段话竟出现在恶毒辱骂王实味的一个又臭又长的文章^[26]

1947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下，王实味被残忍地砍死，扔进枯井。据说毛泽东1962年曾提到王实味“不该杀”^[35]，可是毛及其追随者们却无视：这种极权社会方式的孤立，加之让人彻底丧失人格尊严的精神侮辱和思想压迫，使被迫害者比死还难受。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类似整人运动里，许多人都选择了自杀。（共匪的整人学自斯大林，但起源是基督教，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早就玩剩下的套路，比起基督教的强迫朝圣，强迫穿小丑服公开羞辱，共匪还算“仁慈”了。）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yanan1942/0-01.htm

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个王实味案专题，可以作为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index-class-struggling.htm

接下来看看托派在毛贼时期的中国遭遇吧（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遭遇，请自行查询那些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遭遇。顺便说一句，当年被毛贼迫害的很多“右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想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共匪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对中国托派造成极大的思想冲击。但是这个影响并没有马上在托派多数派里面显示出来。托派的领导人预料会受到中共的迫害，在共军渡过长江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而多数派更把中央机关从上海搬到香港。但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和主要干部并不觉得自己原先对中共的政治评价成为问题，也没有预料到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即将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而长远的改变。（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毛贼为首的斯大林派就把陈独秀等托派全部赶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这些托派成立自己的组织，同时与共匪和KMT对抗。参考资料：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1951.htm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毛政府对左派攻击的第一批目标。他们不但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长期以来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遭受了迫害。他们对中国犯了甚么罪呢？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犯罪的话，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在群众面前，要求中共实现它在刚得政权时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诺言。但是中共的答复，并不是在群众面前证明它能够说到就做到，反而下令逮捕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批评者。在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初，大约三百多位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其中的五个人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偷带出国。以下就是他们所写的：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命运还是官方的秘密。他们从来没有被审判。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还在包若望所描述的政权下过活。最近有个报导说，中国托派的领袖之一，郑超麟，一九七四年还关在上海的一个监狱中。

中共的道德可由以下事情看出：一九七五年当邓小平代理总理时，政府释放了几百名国民党战犯。但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关在牢中。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a-after-mao-1978/13.htm

共匪并不傻。他们很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最大威胁。作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他们最害怕的，无论是毛贼时期还是现在，从来都不是新自由主义狗肉们，而是羊肉们，也就是社会主义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