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在我看来，这些毛派青年比起那些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纳粹“民运”们，要强太多了，同时对他们的抓捕和迫害也说明了一点：共匪不怕新自由主义，但非常害怕社会主义。）
张云帆等人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保安突然闯进教室，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和治安联防队堵死，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部分青年带到派出所，张云帆与叶建科两人因没带身份证件，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派出所先把二人定为“非法经营罪”，次日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该参与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警方约谈警告，部分甚至被取消助学金。读书会解散。
根据张云帆和叶建科随后发布的自白书，读书会当时讨论了时事热点问题，如暴走大事件视频下架，言及舆论不自由，期间涉及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权益变迁问题。
自始至终，青年的自白书都表明他们所有可能“涉罪”的行为只是组织或者参与校园读书会和后勤工友的文娱活动，这些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也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的“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然而，番禺警方至今也没有公开更多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究竟有何罪行。
且不说对于12月9日已经不在读书会“犯罪现场”“实施犯罪”的郑永明和孙婷婷，警方是否果真有证据证明其是“重大嫌疑分子”，两名青年被抓时也并没有发生刑诉法所规定的“紧急情形”的任何一条。警察仅仅因为系统“只能提交一个拘留”，就给孙婷婷办成了刑事拘留，并且突破刑事拘留期限最高14天的法律规定，让孙婷婷在看守所待了26天之久。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在网上公开发布，信中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张云帆参与读书会“因言获罪”的遭遇，并呼吁公众声援，包括钱理群、孔庆东、于建嵘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和大量社会人士参与联署。联名信屡次被删，但联名队伍不断扩大。众多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
在校内外的关注中，人们得知张云帆曾经是北大马会老会员，在校期间就十分关心工人状况，曾经发起北大后勤工人状况调研，调研报告因为揭露后勤用工乱象，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使得社团遭到了半年的封禁。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在孙婷婷的微博账号上发布，孙婷婷揭露了被刑事拘留前后警方不讲法律程序搜查和抓人、看守所环境和管理恶劣等等乱象，严词质问警方何以能够如此对待一个无辜青年，让自己身体崩溃、丢失工作，承受罪名污点和重大的经济负担。
《“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发布，读书会发起人郑永明称将与青年共同面对风雨，争取正义，而自己永远要帮助工人农民获得更好的生活，“死不悔改”。
两次线下行动无疑比舆论声援更有力量，也充分表明此事引起的巨大不满。众多左翼人士肯定青年们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表示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当下中国，居然要抓捕信仰和传播这些思想青年，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竟然不允许人民说话，这无疑显示出主流宣传的虚伪。
叶建科《撤销罪名，停止追捕徐、韩、黄、顾》在时代先锋网发布，叶建科详述了事件经过，还说出警方在看守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政府工作”，并让他以后参与类似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时先和警察“打一声招呼”。文末，叶建科表示自己要揭穿虚伪的假象。
南京致远社遭到学校和当地警方打压的事实，同样走到了公众眼前。据季超超、胡见鑫、金帅个人微博所发出的材料显示，南京当地警方，不仅毫无理由地将志愿类左翼社团致远社和境外势力扯上联系，还对该社团同学做出肢体殴打、手机监听、威胁退学等行径，由此叶引起了社会广大正义认识的广泛关注！
在致谢信中，顾佳悦首次写出了自己在追逃途中的经历：
年三十的深夜，我漫步在马路上。看到环卫工人躬着背，骑着自行车，在肃杀的寒风中艰难行进；彼时，万千无产阶级在风雪夜中历尽波折踏上回家路，辛劳毕生的苗长青躺在冰冷的棺材里寂寂长眠。
我帮忙推了一把环卫工人的三轮，突然感到，我所经历的，并不是什么“无妄之灾”。
——仅仅是一种并不残酷的历练。
韩鹏则呼喊出了自己心中的鼓舞和愤恨：
愤恨的是番禺警方出于立功心切的一己之私，无端地破坏广工读书会，把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关进看守所，并对根本不在现场的我、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进行全网追逃，搞得大家有家难回，父母在家惶惶不可终日；更愤恨的是，微信、微博、知乎等自媒体平台封杀我们八人的发声以及一切声援的声音，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变成一纸空文。
他们说：
理直便可气壮，身正不惧影斜。如果我们八人今天认“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罪，悔“关注服务工农群众”之过，接受罪名与取保候审的处理，而不是义正辞严，要求番禺警方撤销此冤假错案，还我们清白。那么不远的将来，一切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可以入罪，一切青年理想主义者都可以被审查和羁押。对于我们来说，个人的未来风雨飘摇，无足挂齿，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未来、追求正义者的初心，则重若千钧，更值得我们珍视！
来源: https://www.pin-cong.com/p/63926/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