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很高兴看到北大飞写这篇文章。他并不认可社会主义，但能写出这篇文章，说明他已经离接受社会主义很近了，我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起源于对教育不公和精英垄断资源的质问。中国的高考，从来没有公平，不过是一块拿来骗人的遮羞布而已。“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霸占了后者创造的财富。至于文章中提到的虎妈，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纳粹。）
又是一年的高考日，在网上各处看见不少朋友的感慨和回忆。忍不住也写点什么，聊聊我自己的一点事情。
可以说，我能有现在完全是因为在人生不同的关键时期连续碰上了若干好运气。
首先我没有高考。估计要是我高考，几乎没有可能从山东考进北大。
我初三因数学竞赛获奖被选入当年分管教育的某位副总理办的全国高中理科实验班。当时，高考扼杀创造力，造成国家落后这类舆论非常流行。赶超的方法则当然是，废了（至少大幅改革）高考实行“素质教育”。因此，该领导搞出了这样的政策：搞每年100个左右学生，成立四个高中全国理科班，解除一切、任何升学压力，只要选上了，从第一天就有国家政策保证，全都不用高考全部按自己意愿上大学，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目的是：考察在这种全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素质教育，到底会出什么结果（实验结果我认为比较失败）。
领导拍脑瓜，国家政策突然掉到我头上，完全等于中彩票。所以别人高三在挑灯夜战准备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抱着从清华大学旧书摊上掏来的方企勤数学分析做题——这不光是少受罪的问题，而且没进大学已经奠定优势。
而我初三那年为什么数学竞赛能获奖——当然我数学本身学的也还行，但关键还是在于，那年的竞赛，题比前两年都容易，刚好都是我全能做出来的那种。这种考核线刚刚好划在你的水平之下的感觉不知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再早两年，题就难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省第一名为我北大数学系师兄柳耸，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得了138分（满分140），而全省第二名则为118分。柳师兄是数学竞赛届传奇人物之一，这是另一回事。
然后这还不是原因全部。那年最后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一个中间步骤我以为很显然所以没有详细写出。阅我卷的老师觉得我有跳步，一下子扣了很多分。要是这样我刚好在一等奖的分数线之下，也不会有去北京考全国理科班的资格。好在我自己的数学老师在青岛的初中数学竞赛届有点发言权，他看了一下我的卷子就提出，这一步这么显然，这个学生别的题都答对了，不至于不明白这一步吧？他这么一争取，我的分全部加回去了，一下子变成了满分。后来在省里的分数复核也通过了。所以整个事情一下子就完全不同了。
然后，为何我的数学老师会费心为我去找分呢？这听起来很显然，哪个老师不想为自己的学生多找回来几分！但是并不如此。当时我的中学（19中）不是青岛市最好的（二中），而青岛市从古到今，所有的各类竞赛获奖者，几乎全部集中在二中。偶尔有漏网的也在青岛九中。我那所学校虽然也算重点，但属于重点中比较差的一所，从来没出过这方面成绩。所以我的老师非常重视我。如果是在二中，那里另有好几位其他同学得了奖（后来其中一位获得IMO金牌），他们数学都比我好。二中的数学老师当然是青岛市中学教育届大腕，但几乎一定没什么动力再为我找回几分。
而我为什么不是在二中上学呢？这又是因为再三年前的一件事。当时（90年代初），青岛小升初要按区划片考试。每个区有一所重点初中。我所在的市南区，对应的重点校是二中。我那年不幸考试没考好，比二中分数线正好差一分。
19中属于青岛市台东区的重点校。台东是青岛的贫民区，老青岛又称“东镇”，另一个贫民区是台西区，称“西镇”。光看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青岛传统的城乡结合部，是德国殖民建城后来此寻找生活机会的贫民聚居地。当时青岛最大棚户区仲家洼就在我校附近，是城市内涝的重灾区（看多了青岛下水管道里发现百年前德国人油布包好的替换零部件段子的人不会知道这些事。。。）。很多同学就住在里面。
所以，哪怕我二中没考上，按政策也只能上我区非重点中学，而不是上其他区的重点中学。所以我之所以能去19中，是我父母拼命活动的结果。
假设我当年小升初多考了一分，就会顺利进入二中，也就不会有努力为我找分的老师。但假如我父母没努力把我活动进入19中，而是上了市南区的非重点中学，我倒是相信我竞赛也能获奖，但那里的老师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为我争取。所以一切都刚刚好。这纯粹是出于运气。
而我父母为何又能把我送入19中，那也不是显然的。我们家背景在青岛属于外来户，爸妈是文革前老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和调工作辗转来到这里，连个亲戚都没有，并无什么关系。靠的是舔着脸去求一切可以求的人。这里面又有些好心人相助的情况不用说了，但最幸运的是这么一件事：
当时事情办到最后一步，19中已经表明了愿意接收我的意向，但按当时青岛官僚系统的潜规则，最后需要青岛市某领导表个态放行，否则学校还是不敢做。所谓表态也不是官方下文件那种，只是去知会一声，哈哈几句，某领导没有明确反对就行。看起来难度不大，但真正难点在于：可想而知，要去找某领导表这种态的，不只是我们一家，多了去了。某领导首先不胜其烦，然后假如都通过又觉得人数太多，也不太好。因此某领导一到每年这个时候，东躲西藏，他家地址也严格保密。而全市家长就会展开一场hunt某领导的行动。
第二天就要发榜，当晚，我父母综合各种信息，已经找到了某领导家所在宿舍楼，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家，也不知道在不在家，你问邻居是没用的。邻居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谁会告诉你？况且，就算你知道了是哪家，但不知道谁是某领导，人家说不住这里或者不在家你怎么办？所以，在楼下团团转没有办法，几乎就要放弃了。
但突然就有人和我母亲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没想到他竟然住在这里，就和某领导住邻居！此人一听说我父母来此的目的，马上带我们到了某领导家，并且隔着纱门看到了某领导，告诉我父母这位就是！因此当场hunt到领导，半小时后一切搞定。
先且不说这位老朋友在多年后神奇的在关键时刻出现，他到底为何能是我家老友，多年不见后还愿意帮忙呢？这又得继续上溯到80年代初的一段往事。
当时此人是我父母所在研究单位所设加工车间招的一位青年临时工。该车间功能是帮助研究人员加工或修理一些简单装置，母亲则凭借自己机械工程方面的文凭在那里担任“技术员”。
那时老邓刚搞“改革开放”，略为松动城市里和户口捆绑的传统“国家单位”体系，出现了城市临时工概念。这些人往往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来，没有固定单位编制，属于受歧视的对象。在我父母那个人员多拥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单位，他们当然也是二等公民，大家不愿搭理。但我母亲心善，又也是农村出身，所以从来都和临时工们平等交往，并尽量提供些帮助。临时工有时外出干私活挣外快，想用一些车间的工具，母亲刚好负责管理这些东西，总是给予方便。因此他们对母亲非常感激。前面所说的这位临时工大概也没有在这单位干多久就离开了，但是这点感情一直记得。
所以父母80年代初因为历史机缘和善心交到的朋友，近十年失去联系后，在90年代初的某领导楼下又出现了。我父母找到了领导，我顺利进入了青岛19中。三年后我的数学老师为我在数学竞赛中争回来分数，刚好赶上天上掉下的国家政策进入北京清华附中。再过三年避开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别人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宿舍里睡觉，字面意义上的躺着进了北大。再之后则是以此为基础的人生经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今天自我感觉过得还不坏，一方面有一定自己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人生关键时刻的若干运气，也是绝无可能的。有太多比我优秀但是不如我走运的人，就经历了多得多的艰难。
前些天和朋友谈过美国著名的“虎妈”女儿上哈佛的事情。其实我对虎妈若干说法的反感在于，她几乎没有讨论，自己女儿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所占有的结构性巨大优势。可以说，了解点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以虎妈的家庭背景，她的女儿上哈佛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了解到这到底有多容易，甚至会觉得为了此事居然花了这么大力气（虎妈书里描述的那些），虎妈简直失败。
正好有位这边的北大师弟给虎妈的女儿做过家教讲平面几何，介绍说拿过黄冈难题难为孩子。这件趣事又让我想起我之前东家工作时一位同组北大数学系师弟，黄冈中学毕业，高中数学竞赛获奖进入过冬令营——大概等于湖北省前六七名的水平。不用说，这是相当厉害的（比我强太多），我和他做同事，他的天分我天天感受。但是很后来才听他讲起之前的生活，了解了一些他在湖北农村所经历的那些超出我想象能力的贫穷困苦。他现在做的非常优秀，但我不得不想象，如果之前他拥有的是哪怕稍微接近美国精英阶层能提供的那种条件，又会有何种不同。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出来，轻松成为商界政界各种领袖。往往比他们更加聪颖很多的孩子，仅仅因为没有家庭出身方面运气，最后争到的是为他们打工的机会。
当我们观察这个社会为各种成功者，精英，“上等人”赋予的光环时，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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