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书籍，但是《新自由主义简史》并没有仔细研究在俄国和前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新自由主义又造成了什么后果。
这一缺陷被《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弥补了。作者Naomi Klein是加拿大的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很显然，她是个左派。
内容介绍：《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书籍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shock-doctrine/index.htm
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摘录（备注：这一段内容很明确的证实了一点：后三十年的中国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但福山厚颜的宣言却在一个地方很快就被推翻，那就是中国。福山的演说发生在1989年2月；两个月后，一场民主运动在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大规模示威与静坐。福山宣称民主与「自由市场改革」是相依相存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但在中国，政府硬是这么做：中国政府全力推动解除薪资与价格的管制，并扩大市场的范围──却坚决抗拒选举和公民权的呼声。另一方面，示威者要求民主，但许多人反对政府移向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西方媒体在报导这股运动时大多未曾提及。在中国，民主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并进；它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极力想避免发生在波兰的状况，因为波兰的工人获淮组织工会运动后，很快就推翻共党的一党专政。这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心保护构成共党国家基石的国营工厂和农业公社，事实上，邓小平热切地想转变成企业式的经济体──热切到1980年他的政府邀请傅利曼到中国访问，并教导数百名高阶公务员、教授和党经济学家有关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概念。「所有出席者都是应邀参加，必须有邀请卡才能进场。」傅利曼回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时说。他的中心讯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人民，生活比在共产主义国家好得多」。他举的例子是香港，这个纯资本主义的地区长期以来被傅利曼称赞为「充满由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少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创新性格」。他宣称虽然香港没有民主政治，却比美国更自由，因为其政府较少参与经济活动。
傅利曼认为，与完全放任的商业自由比较起来，政治自由是偶然的，甚至没有必要，这种定义与中共政治局逐渐形成的看法完全契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开放经济以发展私人所有权和消费主义，同时维持对权力的掌控──这套计划可以确保国家资产一旦被拍卖后，党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可以抢到最好的交易，最先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这种「转型」的版本，在共产主义下控制国家的同一批人，在资本主义下也能继续掌控，同时得以享受生活水平的大跃进。中国政府想效法的模式不是美国的，而是某种较接近皮诺契统治下的智利模式：自由市场结合独裁政治掌控，藉由无情的镇压来推行。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白镇压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统治时，中国政府对人民加诸残暴的统治，下放反对者和异议分子接受再教育。但毛泽东的镇压出以劳工之名和反资产阶级；现在党准备要自己推行反革命，并要求工人放弃许多福利与安全，以便少数人可以获得庞大利益。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此，当邓小平在1983年开放外国投资和减少对劳工的保护时，他也下令成立人数40万人的人民武装警察，这是一支新的机动镇暴部队，负责扑灭所有「经济犯罪的迹象（例如罢工和示威抗议）。
中国史专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人民武装警察的配备包括美国制直升机和电击棒。」此外，「有几支部队曾被派往波兰接受反暴动训练」──他们在那里学习波兰戒严期间曾被用来对付团结工联的战术。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很成功并受到欢迎──农民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商业也重回城市。但在80年代末期，邓小平开始引进极不受欢迎的措施，都市劳工尤其反对──解除价格管制导致物价飞涨；就业安全被取消，创造一波波的失业潮；新中国的赢家与输家间的不平等愈来愈大。到1988年，党面对势力庞大的反抗，不得不改变部分解除物价管制的措施。党的贪腐不断和任用亲信也招致人民愤怒。许多中国人民希望市场更自由，但「改革」愈来愈像党官转变成企业大亨的代名词，因为许多人非法占有他们担任官僚时管理的国家资产。
眼看自由市场实验岌岌可危，傅利曼再度受邀访问中国──很像1975年芝加哥男孩与食人鱼们在智利推行的计划引发动乱时，要求他协助那样。中国的「改革者」迫切需要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资本主义大师大张旗鼓地访问。
傅利曼和妻子罗丝1988年9月抵达上海时，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外表和感觉这么快就很像香港大感惊喜。虽然社会底层的愤怒鼎沸，他们看到的一切都证实「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傅利曼形容那时候是「中国实验最充满希望的时期」。
在国营媒体的注视下，傅利曼与共党总书记赵紫阳，以及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日后出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两个小时。傅利曼给江泽民的讯息，与他在智利的计划走下坡时给皮诺契的讯息相呼应：别向压力屈服，而且要面不改色。「我强调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解除管制齐头并进的重要性。」傅利曼回忆说。在给共党总书记的备忘录中，傅利曼强调需要采取更多震撼治疗，而非更少。「中国改革初期的步骤已获致戏剧性的成功。中国可以藉由进一步依赖自由民间市场，获致更多的重大进步。」
傅利曼返回美国后不久，想起他提供皮诺契建议所引发的争议，于是「出于恶作剧」地写了一封信给一份学生报纸的编辑，谴责他的批评者有双重标准。他解释说，他刚在中国访问12天，在那里「我主要是当政府机构的贵宾」，并与最高阶层的共党官员会面，傅利曼指出，但这些会面并未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引发人权抗议。「附带一提，我给智利和中国的建议正好完全相同。」他语带讥讽地问：「我是不是该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
几个月后，这封恶作剧的信印证了其邪恶的言外之意，中国政府开始仿效许多皮诺契最恶名昭彰的技术。
傅利曼的访问未达成预期的结果，中国国营报纸上刊登傅利曼为党官僚加持的照片，未能让群众示威就此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示威愈发强硬和激进。反对运动最显著的象征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国际媒体报导这些历史性的示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描绘成理想主义的现代学生渴望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与守旧派极权统治者想保护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冲突。对天安门事件意义的另一种分析直到最近才出现，挑战以傅利曼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看法。这种另类观点的一位主张者是曾参与1989年示威运动的汪晖，这位已是今日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知识分子，在他2003年《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解释，当年的示威者来自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限于大学的菁英学生，也包括工厂工人、小企业家和教师。他回忆说，引爆示威的是人民对邓小平「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普遍不满，因为改革导致物价上涨，并导致「裁员与失业」危机。汪晖说：「这些变革是1989年社会动员的触媒。」
示威并非反对经济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改革中某些傅利曼主义特质──改革的快速、无情、以及过程的高度反民主。汪晖说，示威者要求的选举和言论自由，与他们对经济的不满息息相关。要求民主是因为党推动的改革在规模上属空前，且完全未经人民的同意。他写道，人民「普遍要求以民主方式监督改革过程，和重建社会福利的公平性」。
这些要求迫使政治局作出断然选择。这个选择并非一般人常说的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或「改革」相对于「保守」的选择。它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盘算：党应不应该强行推动自由市场计划，而这么做只能辗过示威者的身体才能达成？或者应该屈服于示威者对民主的要求，交出独占的权力，并甘冒导致经济计划大挫败的危险？
部分党内自由市场改革者，尤其是党总书记赵紫阳，似乎愿意押注在民主上，相信经济与政治改革可以兼容不悖。但党内更有力的人士不愿冒这个险。宣判终于下来：国家将以镇压示威者来保护其经济「改革」。
当中国政府在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令时，讯息已经很明确。6月3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开进示威行列，不加区别地对群众扫射。士兵冲进示威学生躲避的巴士，以木棍痛击他们；更多军队突破保护天安门广场的路障，逮捕示威的主事者，摧毁学生在那里竖立的民主女神雕像。类似的镇压行动同时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那段期间有多少人被杀死或受伤永远无法正确估计，共党承认有数百人，但当时的目击报告估计死亡人数约2000到7000人，受伤者则高达三万人。镇压后继之以一场针对政权批评者与反对者的全国猎巫行动，约四万人遭逮捕，数千人入狱，且可能有多达数百人遭处死。和在拉丁美洲一样，中国政府把最严厉的镇压留给工厂工人，因为他们代表对自由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威胁。迈斯纳写道：「大部分遭逮捕的，以及几乎所有被处死的都是工人。政府的目标显然是恐吓全国人民，因此公开的政策就是有系统地逮捕个人，施以毒打和折磨。」
大部分西方媒体以共产党残暴的又一例子来报导这场屠杀：就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肃清他的反对者，现在「北京刽子手」邓小平则在毛泽东巨大的画像下压碎他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则大标题说，「中国的暴行可能造成10年改革的大倒退」──好像邓小平是这些改革的敌人，而非决心把改革带进美丽新境界的坚定保护者。
血腥镇压5天后，邓小平对全国演说时明白表示，他以镇压保护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斥责示威者是「一大群社会渣滓」后，邓小平重申党对经济震撼治疗的承诺，他说：「简单地说，这是一次考验，而我们通过了。」他也说：「也许这件坏事能让我们以更稳定、更好，甚至更快的速度推动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没有错。我们（经济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错。如果有任何错误，就是这些原则没有彻底执行」。5
中国专家兼新闻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为邓小平的选择下结语说：「在1989年的屠杀后，他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会停止经济改革；我们会停止政治改革。」
对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其它领导人来说，现在自由市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就像皮诺契的恐怖为革命性的改变清除了街道，天安门也为中国不畏反抗的激进转型铺好路。如果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变得更艰苦，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否则就得面对解放军和秘密警察的震怒。因此，当公众处于危疑恐惧状态中，邓小平也得以推动他以前未能推动的彻底改革。
在天安门事件前，他曾被迫放松部分最痛苦的措施；屠杀3个月后，他重推旧案，并执行数项傅利曼的其它建议，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对汪晖来说，1980年代末推行失败的市场改革却在1989年以后的环境完成，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他写道：「就是因为1989年的暴力镇压了改革过程带来的社会动乱，使新价格制度终于成形。」换句话说，屠杀的震撼使得震撼治疗得以进行。
血腥事件发生3年后，中国已对外来投资打开门户，全国各地遍设特别出口区。邓小平在宣布这些新措施时提醒全国人民：「为了消除未来的任何动乱，必要时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动乱一出现时就断然施行，包括戒严，甚至更严厉的方法。」6
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改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成为地球上几乎每一家跨国公司偏爱的委外生产地点。没有别的国家提供比中国更优渥的条件：低税赋与关税、贪腐的官员，以及最重要的，源源不绝的低薪资劳工，而且他们因为害怕暴力报复而有好长期间不敢要求合理的薪资，或最基本的工作环境保护。
对外国投资人和党而言，这是双赢的安排。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90%的中国亿万畗豪（以人民币计算）是共党高干的子女。这些被称为「太子党」的共党权贵后代拥有2600亿美元资产。这种情况与皮诺契掌控的政商财团国家先驱智利遥遥呼应：企业与政治菁英间有一道旋转门，两者合力消灭劳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在今日仍可看到这种合作安排的例子，例如外国跨国媒体与科技公司协助中国政府暗中监视人民，确保学生在搜寻网络时不会找到含有「天安门屠杀」、甚至「民主政治」这类字眼的网页。汪晖写道：「今日市场社会的创造并非一连串偶发事件的结果，而是国家干预与暴力所造就。」
天安门事件揭露的真相之一是，极权共产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采用的策略有着鲜明的雷同──它们都乐于让反对者失踪，使抗拒者变回空白石板，以便重新来过。
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
巧合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与波兰团结工联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发生在同一天──1989年6月4日。从某个角度看，两者提供了震撼主义研究的两种大不相同的案例。两个国家都需要利用震撼与恐惧来推行自由市场转型。在中国，国家利用毫不留情的恐怖、酷刑与暗杀手段，从市场观点来看，其结果虽成功但并不合格。在波兰，社会只遭到经济与快速改变的震撼──没有明显的暴力──因此震撼的效应最后逐渐消退，也较为成效不彰。
在波兰，震撼治疗虽然是在选举过后展开，但由于它直接违背绝大多数支持团结工联选民的期待，因而是对民主程序的嘲弄。截至1992年，60%的波兰人仍反对把重工业私有化。沙克斯在为他不受欢迎的计划辩护时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并把自己的角色比喻为急诊室的外科医生。「当有人被送进急诊室时心脏已停止跳动，你只能把胸骨打开，顾不了可能留下的疤痕。」他说：「你的目标是让那个人的心脏恢复跳动。你会弄得鲜血淋漓，但你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当波兰人从初次的外科手术恢复后，他们却质疑医生和所施的治疗。波兰的震憾治疗并未带来沙克斯预测的「暂时混乱」，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在第一波改革后两年内，工业生产减少30%。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和廉价进口产品涌进，失业率一飞冲天，1993年在部分地区飙到25%──相较于共党统治时期，虽然人民生活艰困且政策失当，却没有正式的失业人口，两种情况有如天壤之别。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字，目前波兰的失业率高达20%──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对24岁以下的人来说，情况尤其恶劣：2005年有40%的年轻劳工失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最严重的是贫穷人口的数量：在1989年，15%的波兰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到2003年，滑落到贫穷线以下的人已增加到59%。摧毁就业保护并推升日常物价的震撼治疗，并未引导波兰变成欧洲的「正常」国家（像欧洲国家有保护周密的劳工法和慷慨的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从智利到中国每个被反革命征服之处都发生的社会鸿沟。
由波兰劳工一手建立的政党──团结工联──却制造出这种永难翻身的下层阶级，这代表了痛苦的背叛，也因此酝酿出一股始终无法平复的深刻讽刺与愤怒。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往往淡化他们政党的社会主义根源，华勒沙现在宣称早在1980年他就知道「必须建立资本主义」。曾在共党监牢待8年半的团结工联战士及知识分子莫德兹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愤怒地反驳说：「我不会为资本主义被关一周或1个月，更别说8年半了！」
在团结工联统治的头一年半，工人相信他们的英雄所保证的痛苦会很短暂，是把波兰带进现代欧洲必要的一步。即使面对飙升的失业率，他们也极少发动罢工，只耐心等待震撼治疗产生效用。当承诺的复苏未发生时──至少就业市场未见任何迹象──团结工联的成员陷入完全的困惑：为什么他们的运动带来的生活会比共党统治时期更恶劣？「1980年我成立工会委员会时，团结工联保护我，」一名41岁的建筑工人说：「但这次我找他们帮忙时，他们告诉我必须为改革而忍受痛苦。」
波兰的「特殊政治期」经过约18个月后，团结工联的总部已经忍受不了而要求结束实验。极度的不满反映在罢工次数显著增加：在1990年工人仍给团结工联通融时，只发生250次罢工；到1992年，罢工次数已超过6000次。面对来自基层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放慢其野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到1993年底──那1年发生近7500次罢工──62%的波兰工业仍由国家拥有。
波兰工人终于阻止了国家资产大批私有化，这意味尽管改革已带来如此深刻的痛苦，但原本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罢工潮无疑挽救了数以万计可能丧失的工作，因为许多低效率的国营公司原本会步上关闭、大幅裁员和变卖的命运。有趣的是，波兰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开始快速成长，根据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兼前团结工联成员柯沃里克（Tadeusz Kowalik）的说法，这证明那些准备以低效率和落伍为由注销国营公司的人「显然是错的」。
除了罢工外，波兰工人找到另一个向昔日的团结工联盟友表达愤怒的方法：他们利用争取得来的民主，在选举中断然惩罚这个党，包括他们一度拥戴的领导人华勒沙。最戏剧化的严惩发生在1993年9月19日，一个包含前执政共产党（重新包装为民主左翼联盟）的左派政党联盟，赢得国会66%席次。当时团结工联已分裂成两个互斗的党派，其中工会派赢得不到5%的席次，在国会中丧失正式政党地位；一个由总理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新党派只赢得10.6%的席次──这是对震憾治疗再明确不过的拒绝。
不过，在往后的数年，当数十个国家奋力找寻改革经济的方法时，这些难以启齿的细节──罢工、选举的挫败、政策逆转──将不再被提起。反而波兰将被高举为典范，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可以在民主与和平下发生。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p=17111
注释：
1 团结工联在1980年脍炙人口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好，它的扭曲版──不好」（这句用波兰话说会更顺口）。
2 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大突破，但仍然受到操控：从一开始，国会下议院65%的席次就保证分配给共产党，团结工联只能竞选其余席次。尽管如此，一面倒的胜利使团结工联实际上已能控制政府。
3 米克尼克后来痛苦地发现，共产主义最糟的事是发生在它结束后。
4 这场演讲形成了福山3年后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基础。
5 邓小平有一些著名的辩护者。屠杀之后，季辛吉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辩称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世界上没有政府会忍受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8周……因此镇压是无可避免。」
6 纽约大学人类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展开著名的「南巡」，中央政府开始全力推动开放外国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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