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的反共名人最喜欢吹捧芝加哥学派了，而芝加哥学派又是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吹鼓手。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芝加哥学派到底是什么又做了什么，但要提起一本书，大概是反对派中最多人读过或听说过的一本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这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耶克的大作。
我先介绍一下芝加哥学派到底是什么：芝加哥經濟學派是一個柔性的經濟學論述集團，其成員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師生所組成，其學派捍衛的核心價值是經濟學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相信市場機制跟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凱恩斯主義。
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是發展經濟的主導力量，主張私人財產是為了有效運用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並主張政府對於市場過程的干預將會導致不良後果。
如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否定有關生產成本的理論—亦即被稱為劳动价值的理論。相反的他們認為價值是由個人的主觀偏好所決定的，這項由門格爾在1世紀前提出的心理學觀點也象徵了奧地利學派的成立。奧地利學派認為供给和需求是取決於個人的各種決定，亦即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原則，強調經濟的決定是由個人而非集體所達成的，同時也包括边际主义的理論，以此來比較成本和利潤的增長改變[6]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E8%8A%9D%E5%8A%A0%E5%93%A5%E7%B6%93%E6%BF%9F%E5%AD%B8%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E7%B6%93%E6%BF%9F%E5%AD%B8%E6%B4%BE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有所不同，但主张是相同的，所以这两者可以视为同一个学派，我在下文中都称为芝加哥学派。
现在诸位应该对芝加哥学派的主张有一个大致了解了。哦，当然，芝加哥学派是非常反对社会主义的，特别是那本通往奴役之路，不过关于这本书我后面再去分析。
先看看芝加哥学派最核心的观点：政府不能去干涉市场，一干涉就会坏事，必须放任企业做企业想做的任何事，财富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造的。
很好，政府不能干涉市场对吧？一干涉就会坏事对吧？必须放任企业做企业想做的任何事对吧？财富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造的对吧？
信徒们说：对对对对！
很好，信徒们，请你们“欣赏”如下事实，不准装瞎：
1，津巴布韦：制烟工作有害儿童：2018年 04月 05日
“人权观察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津巴布韦烟草农场的儿童与成年劳工不仅健康遭受威胁，劳动权利也受到侵害。津巴布韦烟草农场的童工和其他人权侵犯，使烟草业对该国经济成长与生活改善的贡献蒙尘。
这份105页的报告，《苦涩的丰收：津巴布韦烟草农场的童工与人权侵害》，记录儿童在危险条件下工作，其所承担的业务可能损害他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或妨碍其接受教育。童工接触到尼古丁和含毒杀虫剂，许多儿童因处理烟叶而发生疑似尼古丁中毒症状。烟草农场的成年劳工同样面临健康危害和劳权侵犯。”
来源：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4/05/316588
2，情人节：珠宝供应链的人权瑕疵：2018年 02月 08日
“该报告并说明稀有矿物和金属开采可能涉及的侵权情况。儿童因为在小型黄金或钻石矿场从事危险工作而受伤甚至死亡。社区因为矿场毒性化学物污染河川而面临健康和环境损害。平民也因为横暴的武装团体通过采矿获利而遭受更大苦难。”
来源：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2/08/314965
3，莫桑比克：不负责任的中国采矿作业令沿海村落濒临灭绝：
“《“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中国在莫桑比克纳贡哈的采矿作业让当地人付出的代价》揭示出，海域公司的采矿作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15年纳贡哈村（Nagonha）的一场突发性洪水，是次洪水摧毁了48间房屋，令270人无家可归。此外，莫桑比克当局在此次灾难后对采矿业疏于规管，使得该村庄面临海域公司持续采矿作业的威胁。”
来源：https://zh.amnesty.org/more-resources/chinese-mining-operation-threaten-mozambique-coastal-village/
4，中国苹果用户的《1984》：“苹果极具影响力的广告《1984》挑战反乌托邦的未来，但该公司在2018年却协助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苹果失信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iCloud用户，不计后果地使他们的个人资料更易遭到中国政府的随意审查。国际特赦组织为此发起了全新的社交媒体倡导行动。”
来源：https://zh.amnesty.org/more-resources/apple-privacy-betrayal-chinese-icloud-users/
5，外卖小哥好欺负？全欧洲的送餐员已经联合起来了！：Sep 27 2017 03:10
“不论欧洲哪里的送餐公司，它们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商业模式。它们使用一个平台作为食物提供者、送餐工人和顾客的媒介。每一方都使用一个App与另外两方互动，而劳动过程则被“算法”管理控制。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个自动化的系统产生的消息，这个自动化的系统被劳工学者特雷波·肖尔兹（Trebor Scholz）叫做“黑箱”（“black box”）。平台本身拥有的固定资产很少，它把所有的送餐成本外包给骑手，即骑手需要提供他们自己的单车、数据等等。不论怎么看，这些工人已经拥有了送餐过程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除了重要的协调平台及其它的算法，而这些资料则完全被老板掌握。
这些工人是非正式的雇佣工，虽然不同的国家对非正式工人有着不同的确切定义，然而这些非正式用工普遍都有一个相同点：你是一名工人，但可以付你不到一个工人的工资。这是为了降低劳工成本。同时，非正式用工基本上成功破坏了此前工人运动的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胜利果实。非正式用工是现有资本-国家关系的产物，而这种资本-国家关系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改革，更加严重地压榨劳工：例如意大利伦齐总理的工作法、英国修改工会法律、英国的学徒身份和福利、法国的劳动法、德国长期地压低工资、西班牙2012年劳动法等等。像优步这样的平台经常使用从风投获得的资金去大力游说，以此改变法律和监管框架，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这种商业模式得以繁荣的条件。”
来源：https://libcom.org/blog/cant-couriers-zh
6，为什么要暴乱？Mar 15 2017 06:28：
“最近的经济崩溃给我们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 。Pew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 ，35岁以下人口净资产中位数从2005年到2009年之间下跌了55个百分点。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的下跌比例只有6个百分点，这只占年轻人下跌的一小部分 。这个结果表明，我们计算收入时将债务考虑进去的话，财富不平等的代际化趋势越发明显。65岁以上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是170,494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42个百分点。相比同一时期内的情况，35岁以下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下跌了68个百分点，使得现在年轻人的净资产中位数只有3,662美元 。
尽管有把懒惰与权利关联起来的文化叙述传统，这种代际差异并不能归因于教育和努力的缺乏（我的这一代人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的一代人）。刚才提到的Pew中心的那份研究还提及到，美国老年白人就是这个“好时代”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在一个有着便宜的住宅和教育的年代成长起来，享受着国家的各种大众福利，以及享受紧跟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造型毁灭”之后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过那些战争和危机。
然而我们并没有继承到老一代美国人的工作却继承了他们的债务 。现存少有的保障，例如他们的最低生活工资和在工会中的位置，当他们退休以后将会被取消掉。他们以前工种将会被拆分成三到四个不同的非熟练工的功能模块，并由临时工来完成。自从“复苏”以来，伴随着持续变高的失业率，所谓的就业增长整体上以低工资、工作临时性高或风险高的形式存在着 。”
来源：https://libcom.org/blog/why-riot-zh
OK，信徒们，以上这些事实“欣赏”完了没有？没有？那就请给我滚去仔细“欣赏”一下再说话。哦，千万不要说什么“个别现象”，我引用的只是上面这些网站收录的千千万万事实的冰山一角，而这些网站所收录的事实也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已发生的同类事实的冰山一角而已。
政府不能干涉市场对吧？一干涉就会坏事对吧？必须放任企业做企业想做的任何事对吧？财富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造的对吧？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政府不能干涉市场，好的，我炒卖抬高房价，我把学校变成公司从学生身上骗钱，我市场化医疗然后把医疗费抬高到几十万，我做毒奶粉，我做毒疫苗，我做毒药酒，我做黑砖窑，我奴役童工，我奴役学生工，我和独裁政权勾结镇压工人反抗，我污染环境，我把一切都毁了然后拿着血钱到避税天堂逍遥自在，这就是你们亲爱的“企业家精神”。
既然你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企业家个人的功劳，那就请这些企业家滚到南极去，不要依靠任何人，不要找任何人给你们干活，不要使用任何人发明的知识技术，不要去申请政府贷款，不要要求政府补贴减税，什么都不要要求，然后给我从零开始在南极创造财富出来。能不能做到啊，信徒们？企业家的功劳是吧，工人们活该被你们奴役压榨是吧，这种为独裁者洗地的逻辑怎么这么奴才呢？
无耻的把工人们创造的财富说成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创造的，然后给不出任何可靠证据证明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实在在的创造出了这些财富，呵呵，这种白痴逻辑等同于说中国人创造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精神”，朝鲜人民创造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主体思想”。
注意我给出的事实的时间，都是今年和去年的事实哦。如果要算算从你们亲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开始的那些烂账，嗯…….：
圈地运动羊吃人，血腥抢掠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立法强迫失地农民当你们的奴工，不肯者会直接被鞭打和杀害；
为了掠夺黄金，屠杀印地安人并且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五千万至一亿印地安人惨死95%；
为了利润进行黑奴贸易，造成超过一亿黑人惨死；
四处殖民侵略制造的死亡…….至少数亿，至于那些被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了。
体罚虐待工人……嗯，数不清了。
顺便推荐一本书：《美国人民的历史》，作者霍华德·津恩，“欢迎”信徒们前去“欣赏”。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howard-zinn/index.htm
说到这里，信徒们会说：我承认资本主义的确有不干净的地方，可是你说的那些不是竞争，是犯罪，犯罪政府当然要管，更何况社会主义不是更不干净吗？
犯罪？搞没搞错，谁告诉你犯罪就不是竞争了？为了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采取伤害别人的犯罪行为，这不就是一种竞争吗？而且这些都是企业行为，你们前面不是还在说政府不该干预企业，怎么现在又开始自打脸了呢？
至于“社会主义”更不干净，呵呵，请问社会主义是什么？我引用一下考茨基的话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获取利润，而在于获取到的利润是被个人占有还是被人民的社区所有。
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就是：没人有权霸占财富，财富应当被其创造者（很明显创造者是劳工们和农民们而不是你所谓的企业家们）民主的分配，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被少数人霸占，政府的职责是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很显然，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独裁者（们）必然会霸占财富。所以，没有任何独裁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那些自称“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和毛贼政权。哦，对了，朝鲜的全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朝鲜可不是民主国家。
至于中央计划经济，《通往奴役之路》的说法是政府是因为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变得独裁的，但事实可不是如此。事实上，无论是苏联还是毛贼时期的中国，都是先建立独裁政权，然后才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夺权，但直到1927年斯大林才开始推动中央计划经济；而共匪于1949年夺权，但直到1953年才开始推行中央计划经济。换句话说，这些政权本来就没打算民主，无论是否实行中央计划经济都只会独裁到死，哈耶克的鬼扯是因果倒置。
至于所谓的价格由供求决定，对不起，供求本身是可以通过饥饿营销广告洗脑（例如钻石代表爱情的谎言）炒卖（例如温州炒房团）等手段进行扭曲和操纵的，所以价格根本不是消费者决定的，而是企业老板们决定的。
哦，说到独裁，信徒们，你们亲爱的芝加哥学派是支持独裁的哦：
哈耶克雖然強調經濟自由但卻對政治自由不夠重視，甚至反對將政治慘與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紙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這洋的思想傾向使得他對皮諾切特、薩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獨裁者持贊賞態度，[90]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91]甚至將《自由憲章》贈送給薩拉查並附言：妳看了我這本書，妳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90][92]這與古典自由主義支持民主和人權的理念相差甚遠。[93]
在哈耶克的學說傳入中國大陆以後，由於中國大陆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是工會過於強大、社會福利過多，而是根本沒有獨立的工會、高稅收低福利，於是其學說被一些經濟學家扭曲和利用，反而變成了為權貴資本主義洗地的借口。中國大陆的“左派”為政府擴大管制權和稅收卻不提高社會福利，“右派”則以哈耶克的名義反對社會福利卻不真正追求政治自由，於是也就形成了尺蠖效應。中國大陆學者高連奎則認為“當今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加強公民權利，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而這都是哈耶克所極力反對的，哈耶克主義是中國走向文明最大的敵人。中國老百姓所痛恨、痛罵的那些經濟學家絕大部分屬於哈耶克主義者”。[92]
哈耶克为独裁洗地，敌视独立工会：https://www.opendemocracy.net/benjamin-selwyn/friedrich-hayek-dictatorship
哈耶克为种族隔离洗地：http://www.thephora.net/forum/showthread.php?t=82629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回是他在刚刚筹办的第一次朝圣山学社上的发言：“你们统统是社会主义份子。”我们那时正在讨论收入的分配问题，以及是否应该设立累进收入税。在那次会议上有些人认为应该能找到一个公平的方案。”（备注：嗯，不能讨论分配收入的问题，一讨论就是给该死的社会主义分子，很好，这专制霸道程度堪比共匪。）
许多米塞斯的批评者，包括经济学家J. Bradford DeLong和社会学家Richard Seymour，都曾批评过米塞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肯定过法西斯主义：
“不能否认，法西斯以及类似的运动旨在建立的独裁国家满怀着最良好的愿望，并且他们的干预的确拯救了欧洲文明于一时。为了这一功绩，法西斯主义将彪炳史册。（备注：米塞斯在这里洗的是墨索里尼政权的地，至于墨索里尼干了些什么，我想我不用多说，不清楚的人自己去补二战史的课。而纳粹则是法西斯的一个分支，核心都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集体主义是吧？呵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一种集体主义，这锅社会主义不背。）
“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哈耶克为了给皮诺切特的经济自由化站台，曾经有如下的奇谈怪论：”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智利军政府)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哈氏经济自由的正义性是来源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他在文宣册子里也写道私有财产是保卫公民自由的最好武器。我无法理解，哈氏可以一边无视军政府做出每天把人从街上抓走投进大海这种严重侵犯个人自由的恶行，一边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出”(智利军政府统治下)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这等瞎话。这种无视经济自由同个人自由在智利发生的分裂，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我赵日天也是服。哈耶克一直致力于对”共产主义限制自由导致极权”口诛笔伐，然而，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就需要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呵呵呵，作为一个学者，哈大师满嘴跑火车的本领比起政客来也是不遑多让。”
“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原来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老是听人讲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地失败，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亲眼看看。当他到了智利之后，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留下来在智利大学教书。弗兰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到：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来源：https://plus.google.com/109790703964908675921/posts/8VTe6fmZ3vR
而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阴谋：
一批以“芝加哥帮”（the Chicago boys）著称于世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关系密切）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经济。他们被选拔的过程很有趣。美国自1950年代起便资助智利经济学家，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进行培训，这项目是为平衡拉丁美洲左翼势力的冷战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芝大受到培训的经济学家逐渐在圣地亚哥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占据主导。1970年代初期，经济精英通过一个名为“星期一俱乐部”（the Monday Club）的团体组织起来，反对阿连德政府，并与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工作关系，由研究机构资助他们的工作。在皮诺切特政治上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古斯塔夫·雷将军（General Gustavo Leigh）于1975年被逐出政府后，皮诺切特将这些经济学家引入政府，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贷款。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工作的过程中，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重组了智利的经济结构。他们中断了国有化进程并将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水产业、木材等等）给私人开采且对剥削不加管制（在很多情况下对当地居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促进国外直接投资和更自由的贸易。这保障了外国公司有权将其在智利的获利转回本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取代了进口替代型发展。保留给国家的仅有部分是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这被证明对国家财政预算的稳定非常关键，因为铜收入完全流人国库。智利经济在增长率、资本积累、外资的高盈利率等方面的快速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它在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上就出了大问题。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于更为实际的目的而非意识形态考虑，诸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实施。所有这些，包括实用主义在内，为随后（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和（里根领导的）美国在198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然而，在这一过渡期中有一项因素值得特别关注。每个人都因失业率上升和快速通胀而受到了1970年代资本积累危机的影响（图1.1）。不满情绪广泛蔓延，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和城市社会运动的结合似乎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出现，以取代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妥协——这种妥协在战后曾成功地为资本积累打下基础。在欧洲许多地方，甚至在美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开始发展壮大（如果不是开始夺权的话），群众力量激烈要求大规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预。这一回，所有经济精英与统治阶级都感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威胁，不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像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例如，瑞典提出了“雷恩-梅德纳计划”（Rehn—Meidner plan），逐步收购企业主拥有的股份，并逐步将国家转为工人民主制或集体所有民主制。但除此之外，对统治精英和统治阶级地位的经济威胁也愈加明显。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安排上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一块。例如，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人从战前占国民收入的16%跌落到二战结束时的8%不到，这个水平几乎保持了三十年。经济增长稳定的时候，这种限制似乎无伤大雅。在一个越来越大的馅饼上占有稳定的份额，这是一回事。但是，当经济发展在1970年代崩溃、实际利率呈负增长、股息和利润少得可怜时，各地的上层阶级都感到了威胁。在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对财富（与收入相对）的控制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图1.2）。但在1970年代这一控制却随着资产价值（股份、地产、储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以保护自己免于政治和经济的失利。
在这方面美国不是特例：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人在国民收入中占的份额从1982年起翻了一倍，从6.5%到13%。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财富和权力都出现了惊人的集中现象。俄罗斯在19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后，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非常强势的寡头集团。中国在开始自由市场导向的实践后，极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也开始产生。墨西哥1992年后的私有化浪潮使一小撮人（例如卡洛斯·斯里姆[Carlos Slim]①）几乎一夜之间登上福布斯世界富人榜。就全球来说，“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呈现出急剧增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诸国也在1980年代后呈现出巨大的不平等”，而“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人比，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②尽管这一趋势存在例外（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仍然将收入不平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像法国那样——见图1.3），这一证据有力表明新自由主义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精英力量的恢复或重建密切相关。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自洽。①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严密性并非严丝合缝地与其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理念相合，而其对一切政府力量的不信任前提，也与如下要求不合：要求一个强大且在必要时具强制性的政府，保护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在法律面前将企业规定为个人，这一法律伎俩使铭刻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铜牌上的约翰·洛克菲勒信条显得颇为反讽，上面第一条写着“个人价值至上”。
朝圣山学社获得了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一个由那些心底里反对一切形式政府干预和管制，甚至反对国际主义的富人和企业领导所组成的力量集团，力图组织起来反对一种他们视之为寻求混合经济的新兴共识。由于担心二战期间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内部建立起来的指令型经济可能会在战后政治格局中破产，他们准备将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完全纳入到新自由主义智囊中，以保护和提升自己的权力。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所说——日常生活。②这一过程还使全球交易关系发生剧烈波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vid-harvey2007/01.htm
在1982年的经济最萧条时期，企业破产的进程逐渐加快，并扩大到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一年内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仅仅在纺织业估计有35%—45%的公司倒闭。虽然有“芝加哥弟子”一再吹嘘“不成功工便成仁”的理论，也大吹大擂一些幸存者的成功，但政府以前推崇的教条式的不受保护的市场和货币纯粹主义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关税从10%提高到20%—35%，比索迅速贬值，从而在防止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一些业主面对这种冲击，对生产过程采取了“合理化”的改革步骤。如一些公司购买新的设备和技术，以提高效率和产品的质量；另一些则采用新的营销技巧，还有一些则更多地依靠进口产品的零部件。到目前为止，最合理化的措施是降低劳动成本。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大规模裁减冗员，提高剩余工人的工作量，并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例如，通过购买新设备，减员和提高工作进度等一系列综合措施，一家名为苏玛的纺织公司在维持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将其1970年的2600名员工裁减到了1800人。
裁员在智利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据官方的统计，1974—1987年的平均失业率为20%。这种积重难返的高失业率使雇主在确定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时享有很大的活动余地。通过宣布破产，公司可以不需给予任何补偿就能解聘资历高的工人。公司重组后，再以更低的工资雇佣他们。皮诺切特政府统治时期的前10年里接连不断的破产使工人们提心吊胆。那些遭到解聘的工人被迫失业，或者至多只能找一些临时的活计来谋生。一位30岁的失业工人害怕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陷入窘境。人们经常在圣地亚哥看到许多失业的工人去开出租车或在智利南部的捕鱼船上打工。无怪乎那些勉强保留工作的工人愿意在雇主的苛刻条件面前作出让步，而且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往往逆来顺受。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lean-revolution-1995.htm
“天安门事件揭露的真相之一是，极权共产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采用的策略有着鲜明的雷同──它们都乐于让反对者失踪，使抗拒者变回空白石板，以便重新来过。
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p=17111
芝加哥学派们还有一个观点：劳工权利越被削弱，那么创业难度就越低，然后就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是完全的胡扯。资本主义压榨剩余价值靠的就是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外加控制工人，资产阶级们怎么可能允许失业大军的数目变少？至于所谓的创业难度更是扯淡，劳工权利被削弱，大公司能从中多压榨的剩余价值远多于小公司，只会导致大公司更轻易的把小公司和创业公司踢出局。最重要的是，老板们开公司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压榨剩余价值（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和剩余价值是正相关），如果失业大军的人数不够多，那么就不能获取到让老板们满意的利润，那么老板们就根本不会选择开公司或招人，也就是说失业大军必然会在资本主义下维持在一个让老板们觉得利益最大化的水平上。
接下来，信徒们，你们打算如何洗地？还是装瞎？
你说具体理论？对不起，驳倒你们的核心观点就够了，既然芝加哥学派们的核心观点是垃圾，那么支持核心观点的那些扯淡理论一样是垃圾，对不对啊？
顺便补充说明一点：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自发秩序”理论，其本质就是丛林哲学，为压迫和奴役洗地用的。事实上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什么“自发秩序”，一切秩序皆人为制造。
总结一下：从芝加哥学派们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以及其代表人物对政治的积极主动参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书斋学者拍脑袋想出的纯粹的乌托邦理论，而是为资产阶级们精心准备的洗地理论，这一理论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实现政客和财团们的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