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中国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一、劳工运动与宪政民主运动的一般关系
1、劳工运动是中国社会运动和宪政民主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阿基米德杠杆的作用。这是由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知识阶层，在经济政治上对权贵资产阶级有深刻的依赖关系，即使他们很愿意，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撬动整个体制的转型。与此不同，劳工阶级在这个体制下纯粹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阶级，他们要求变革的动力是最强烈的，另一方面，又由于大工业已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一当他们形成团结和组织起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意识，他们就能发起有力的、足以动摇体制的集体行动。由劳工阶级撬动、由社会各界追求宪政民主的力量跟进，才可能形成摧毁现存体制的合力。
劳工运动与宪政民主运动的关系是个重大而关键的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无法转型。劳工运动当然应置于宪政民主运动之中，成为宪政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坚持宪政民主的取向，避免民粹主义化和共产主义化，另一方面，宪政民主运动若脱离劳工运动，若不紧紧地依靠劳工运动的杠杆作用，想要撬翻极权专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劳工运动必定推动宪政民主运动，比如，在有些地方，罢工工人冲出了厂区，实际上实现了请愿示威游行的自由，而这是其他维权群体较难做到的。鉴于劳工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首创性、杠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劳工阶级在未来宪政民主社会理应享受较高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而不需亦步亦趋地重复发达国家的道路。这里面有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2、一方面，劳工作为公民，本身应享有一般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劳工作为劳动者应享受的一束劳动权利（包括程序和手段方面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与实体和目的方面的收入权、休息休假权、职业安全卫生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本身就是具体的公民权利，并且劳工权利可能是率先取得的公民权利，这与西方顺序似乎相反。在工业领域和企业范围实现劳动权利，也就是实现了劳工的一部分公民权利；在工业领域和企业范围实现了劳资集体谈判，也就是部分实现了宪政民主，并且对整个社会转型具有示范意义：整个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无非是一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是全社会各阶级各政党之间达成的集体合同（协议），我们称之为宪法或社会契约。
3、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前者是全社会范围的、直指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变革的，后者的直接目标则是落实劳动领域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尤其在最初阶段，并不直接针对政权，它只能在基础领域撬动整个体制，而不直接导致整个体制的变革。如果把政治目标直接施加在劳工运动头上，要求劳工在自我组织、罢工、集体谈判过程中提出更高一级的、超出劳工基本权益的诉求，劳工本身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不应该把最高层面的政治反对诉求强加于劳工运动。当前而言，通过团结、集体谈判和罢工改善和提高工人的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和社会保障，就是现阶段的劳工政治。
4、进一步说，劳工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是隐微的和溢出的。之所以说是隐微的，一则因为劳工组织的发育本身是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工运动本身实现了工业领域的公民权利，为宪政民主奠定了一部分社会基础；二则因为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可以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微型模板或雏形。之所以说是溢出的，是因为虽然劳工运动本身并不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却可以产生强烈的辐射和社会影响，带动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追求自身的权利，形成整个社会运动的化学反应。
如何实现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对接，这是一个知识性、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课题，值得有识之士付出艰苦的努力，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速度。民运人士放下身段，深入工人社区，做艰苦细致的维权服务和工会选举等工作，是两者结合的可行途经。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应该去注册和发展更多的劳工NGO，这方面还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2亿7千多万新工人阶级，目前只有区区100余家劳工NGO，应该有成千上万家才对啊。很多民运人士个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有一定的资金来源，但是他们成天泡在网络上放大炮，而不愿去做踏踏实实的劳工社区教育和组织工作。[13]
二、劳工运动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分析
1、当代中国的阶级分析
我不惮于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我是一个继承了自由主义合理内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仍然具有活力（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的思想。在当下中国，权贵官僚阶级是一个超级强大的阶级，是掌控整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第一阶级，并且具有非常明确的阶级意识，其他弱势的阶级如果囚于自由主义的非阶级的、个体化的、抽象的公民观念，而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阶级意识、阶级团结和阶级组织，怎么可能对抗和推翻这个垄断枪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笔杆子的阶级的统治呢？怎么可能实现宪政民主呢？
困扰当代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其一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劳资矛盾，这两个矛盾又可以归结为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中，虽然权贵官僚与资本家、权力与资本经常是相互勾结和利用的，权贵官僚和权力相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又占着主导的地位，是现存体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变革的主要对象和顽强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已死”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
中国新生的大资本力量和大资本集团，整体而言，是从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中衍生出来的，先天地带有权力垄断、钱权交易、贪贿腐败的原罪，整个大资产阶级对于权贵官僚阶级，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独立的，其中一部分是现存体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澜者、权贵官僚集团的合谋者和勾结者，一部分是现存体制的顺从者、忍受者和受害者，只有极少数意识到了资本相对于权力的独立的社会本质和历史使命，正在努力切割与现存体制的苟且关系，追求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自由发展。但总的来说，大资产阶级在目前阶段还远远不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发动机和原动力。
处于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阶级（Midlle Class），包括大部分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企业白领和中高层管理者、普通公务员、经营较好的个体工商户、富裕农民等社会成分，它们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是受到权力资本网络的层层渗透和控制的，在未来半个世纪之后，它很可能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阶级，但在目前历史阶段，其不能作为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大资产阶级而言，这个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与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动力、愿望、意识较强，但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推动结构性转换的意志力量、行动力量和实体性的经济政治力量。
那么就剩下工人、农民、下层知识分子了。工人和农民是匍匐于社会底层的两大阶级，占就业人口和总人口的大多数（80%以上）。下层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介于工农阶级与中间阶级之间的一个阶层，在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进入企业，担任技术工人和初级管理者。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下层知识分子，对受剥削和压迫的感受很尖锐，同时又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较高生产力，其中一部分将在劳工运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部分则因为具有较高的个体竞价能力而倾向于沿着资本和管理的通道往上攀爬。
在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中，农民阶级不太可能成为积极地推动社会转型并深刻形塑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
——大部分农村壮年劳动力已经、正在、将要转移到城市，成为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剩下来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将越来越少；
——大部分农民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处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外围地带，在农业这个夕阳产业谋生，缺乏经济竞价能力，并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难以组织，缺乏主动的政治参与和博弈能力；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现代意识最弱，将是最后一个在政治上发育起来的阶级。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民才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参与意识和博弈能力。
与农民阶级相比，工人阶级将是一个积极得多、主动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
——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一生产线、同一工厂、同一产业、同一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了进行积极的经济谈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竞争的客观条件；
——多达数亿的新生代工人已经主观上不想退回客观上也退不回农村，他们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并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唯有团结和组织起来与他们所受到的多重经济政治文化压迫进行抗争；
——信息和互联网时代加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组织化的进程，同时迅速淘洗掉传统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如果说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不愿、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撬动整个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则不仅非常愿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团结和组织起来）做到这一点：首先，工人们团结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利益，迫使资产阶级为产业和平、为生产的连续性和长期利润而做出一定的让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压力一定会迫使老板们向老板的老板即权贵官僚集团伸张自己的权利、争夺自己的利润空间，迫使资产阶级成为公民、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而不仅仅是狗苟蝇营地在权力庇护下分赃逐利的经济动物。
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的双胞胎，就会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对党国专制、政府垄断、官僚腐败的基本共识和政治联盟，就会一起推动中国向“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而农民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会逐步地组织和联合起来，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权治、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法治）的大合唱之中。这个大合唱的肇始者和发动者，就是劳工阶级，劳工运动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动整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杆。
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首先保留了自由主义的人权、自由、公民权利、宪政民主等理念，而否定了抽象人性论、非阶级化、原子化和个人主义化的取向；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部分内容，否定了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大一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取向。社会民主主义必须同时向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说明的是：
——阶级分析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和专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之外、之后，都存在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矛盾不等于阶级斗争，因为工业市场经济的内在结构和劳资之间的内在联系，使阶级斗争与阶级妥协和合作同时存在；
——阶级斗争也不等于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更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阶级斗争之上有人性的共同价值，在阶级斗争之下有个体的自由选择；
——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导向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必然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向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19世纪末和20 世纪欧洲阶级斗争导向的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多党制和宪政民主，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向中间靠拢，中产阶级崛起为主导力量，从而使阶级结构向阶层结构转化成为可能。
2、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序列、路线图和时间表
根据上面的阶级分析，就会形成了一个宪政民主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序列：工人（劳工）阶级——农民阶级——中间阶级（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民营竞争性大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及其捍卫者：权贵官僚阶级以及与之结盟的大资产阶级。而宪政民主革命的路线图，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上层分化和投机”；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底层和中层联盟与上层决战”。
就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固然强调劳工阶级的主力军角色、地位和作用，但也认为劳工运动只是一个原动力、一个把宪政民主法治模型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阿基米德杠杆，而并不能单独完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间阶级、农民阶级的跟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劳工维权运动孤军深入一家独大，不仅是很难成功而且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权贵官僚阶级会联合和利用其他阶级进行严厉的压制，使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中国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其次，即使劳工运动仅凭自己的努力终于取得胜利，其所建立起来的绝对只能是一个经济上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意味着中国将再一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
中国宪政民主革命有没有时间表？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八九事件和苏东转型之后，很多人做出乐观的预期，没想到极权专制统治又维持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有鉴于此，郭飞雄自己准备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和理想主义者一道把宪政民主政体操作成为中国大陆的制度现实。其他人的预测也很不一样，比如民主老人康国雄就认为只是两三年的事了（结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饮恨身亡了），而另一位民主老人鲍彤则认为需要十年以上。最乐观的要数高智晟律师了，他预言2017年中共倒台！
这里有必要对著名历史学家吴思在2014年6月所做的一个名为《国内未来形势》的研究报告做一点评论。吴思把社会和政治危机分为五级：“我的核心观点是，革命形势并不存在，但危机始终存在。如果把危机分作五级，法国大革命或其他导致政权被民众推翻的革命属于一级危机，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国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危机属于二级，重要省会城市的危机属于三级，县市一级的危机例如瓮安事件是四级危机，那么，中国最常见的是乡镇和村庄范围的五级危机，每年都有许多。这个分类依据的是块块，许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复员军人，但维稳的责任还在块块。这些危机，其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知识分子阐释提升，再通过网络传播，媒体强化，调动起大众甚至体制内某些权力的参与。一旦处理不慎，例如乌坎事件，就可能从五级升到四级。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级危机。四五级危机还有可能升到三级。在目前的形势和维稳体制之下，六四那种二级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高。”为什么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主要依据是中共手中还有一手好牌：一是可以对民营经济放开国家垄断领域，二是可以把3万亿美元储备用于缓和经济和民生危机，三是可以把60万亿国有资产用于缓和经济和民生危机，四是可以实行土地私有化来吸纳天量货币，再造经济发展动力。其中每一张牌都可以延长好多年的稳定，因此未来一二十年内不可能有革命危机。
吴思可能低估了将近40年“中国模式”经济高速发展所积聚下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强度、长度、广度和深度，以至于这四张好牌一起打出来，也很难支撑20年，或者说在这四张好牌充分发挥效应之前，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了。另一方面，即使为了保党救国而忍痛打出这四张好牌，每一张都意味着大幅度地放宽对民间和公民社会的控制，都意味着民间力量和公民力量的扩张，由于党国赖以维稳的经济资源被大规模耗竭，在遍及全国的第四、第五级民众抗争中，宪政民主力量一定会趁机发展壮大起来，独立的工会、商会、农会、学会、学生会、青年会、妇女会一定会遍地开花，各种政党也一定会在各地民众抗争过程中宣布成立，这时候，公民社会雏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党专政实际上也就只保持一种弱势的乃至形式上的存在了，那么，即使它还能够控制全国一二十年而不轰然倒地，只要实际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了大规模的落实，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从漫长的极权专制转向宪政民主，一二十年旧形式失去内容和新形式获得内容或者说旧形式框住新内容的过渡时期，还是可以忍受的。所以说，如果权贵官僚大资本集团拒不向民众让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革命形势很快就会成熟，五六年之内实现极权专制向宪政民主的根本转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权贵官僚大资本集团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愿意打出吴思所说的那几张好牌，那么在官民拉锯、民进官退的过程中，一党专政、极权专制再保持一二十年弱势的甚至形式上的存在，也属于和平转型和宪政民主革命的题中之义。
3、宪政民主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与自由民主
关于政党问题，目前宪政民主阵营还没有清晰的考虑。1991年胡石根创立的是自由民主党，依据的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1998年徐文立等人创立的是民主党，其宗旨比自由民主党要宽一些，后来海外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好像与民主党海外委员会是两个名称一套人马，可能是想进一步明晰民主党内存在的不同政治诉求。总之，大家都还没有从政治哲学、政治逻辑和政治历史的高度出发，明确宪政民主本身存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左右两翼这个在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早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结构。从郭飞雄的自辩词和上诉状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来阐述宪政民主的，对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涉及，他只提到要建立中国的反对党，要实现多党制，至于这些政党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不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没有来得及论述。
的确，在西方宪政民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台，那时候，没有普选制，选民资格受财产、性别、种族等多种限制，工人阶级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结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历经宪章运动、街头暴动和武装起义，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才争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不过它们也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虽然继续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还存在，但其影响力日趋衰退，最后成为边缘化的极左政党，在很多国家甚至销声匿迹了。于是，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宪政民主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种政治结构迄今保持快一百年了。不管左右两翼政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政治理念、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双方都认同和遵守宪政民主的共同制度、框架和规则，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展开政治竞争，以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争取选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获得国家权力。由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的自由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极左和极右的政党和政治力量趋于边缘化，并且也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其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反对极权专制、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大都简单地把宪政民主主义理解为自由民主主义，而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
——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对宪政民主做出贡献的，的确是资产阶级、第三等级、中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及其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对宪政民主的贡献是后来才有的，因此后发国家引进宪政民主时会受到先前历史和模式、先入之见或曰成见的影响，以为后发国家也要经历先发国家那样的宪政民主历程。
——首先来到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它们对于解构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以及20世纪的共产极权专制，的确居功第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为国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和研究。
——中国本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随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才浮出水面的，一些劳工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在介入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感到用自由主义当然无法指导与资本争权夺利的劳工运动，但同时也感到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劳工运动，于是便向社会民主主义寻求理论思想资源。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自由民主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出场并承担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没有多达三个多亿的工人的参与，没有劳工运动这一阿基米德杠杆的撬动，单凭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摧毁和取代极权专制政权和极权专制制度。在当今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民主形势下，工人阶级一定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成为替其他阶级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如此明显，阶级意识如此强烈，工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对自己的利益所在，有着明确的判断，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素质论者所说的不能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中国社会转型不应该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有资产阶级民主后有工人阶级民主的道路，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两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所获得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继承下来，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转型之路，反过来说，假定推倒极权专制政权之后，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包括立法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自由和成立政党的权利等等），而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宪政民主结构之外，则不仅落后于近几十年来所有转型国家已经形成的宪政民主惯例，而且必定会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抗，从而重新出现急风暴雨般的乃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来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社会民主主义登上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也是有传统资源可以继承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没有什么作为，反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带有一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以及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成为推动宪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结合。将来中国一定会重新制宪的，不过，中华民国的国号和47宪法，对于打通过去与未来，对于赓续亚洲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的道统和政统， 应该是一笔可以选择和继承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遗产。
在即将到来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短期内一定会冒出几百个政党，不过，政党政治的逻辑，至今尚未超出阶级政治的范畴，因此，围绕着我在上面所做的阶级分析，各政党之间一定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最终形成四个主要的政党：
——自由民主党。这是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高层知识分子（两者合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权利、减低税收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由于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作为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的选民基础不够厚实，因此自由民主党会向社会下层争取选票，但即使它不能成为执政党，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这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平等和公平正义、保护劳工权利、提高社会福利、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社会民主党能够影响和号召的选民人数最多，在转型以后很可能首先成为执政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会进入常规的政党轮替。
——新共产党。在一个较长的、可以预见的转型时期，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福利还不够，贫富差别还很大，因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最底层的那一部分，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上升的空间而陷入绝望之中，就会产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激进要求，会依据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共产党，也是最左翼的政党。
——保守党。即使完成了社会和政治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条件下，仍然会存在并且会重新产生一个非常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一些投机革命、摇身一变的前共产党权贵官僚，和一些做大做强的民营资本家，他们天生倾向于垄断市场并且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形成院外压力集团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并会依据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儒家等意识形态，形成最右翼的政党。
不管是什么政党，只要遵守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认宪政、民主和法治这一基本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竞争规则，就都是合法的政党，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党，也不能诉诸于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实实地争取选民的投票支持，通过议会民主政治获得权力以及施加对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14]
（降英缤纷：中国大陆独立学者）
[1] 本文的基本阐释框架主要依据王江松教授的《劳动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初版，2013）。该书是王教授所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梳理了劳动哲学思想脉络，建立了一套首尾一贯的劳动哲学体系，主张在宪政民主法治框架下展开劳资博弈，期待中国劳工运动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2] 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01/12/8524160_555343750.shtml
[3] 参见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頁65-67；郭于华：《关于极权主义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哈耶克对中国的意义》（2014年4月23日），爱思想网www.aisixiang.com/data/74207.html
[4] 沈原、郭于华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57071.htm
[5]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6] 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596a814110661ed9ad51f3b9.html；《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博客中国秦晖的专栏http://qinhui09q.blogchina.com/569025.html
[7] 参阅王江松：《弥天大谎：人力成本上涨导致制造业衰退和经济危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wzov.html
[8] 所谓超经济剥削，与国家权力基本中立情况下的一般的经济剥削不同，是指国家权力与资本合谋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企业既要获得足够的利润，还要满足权力的索贿寻租，而劳动者则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剥削。
[9] 参见王江松：〈多角度透视2010年“中国劳动关系年”〉，《中国工人》，2011年第2期，页4。
[10] 参见王江松：〈2014，劳工界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台〉（2014年11月21日），王江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vei3.html。
[11] 参见窦学伟：〈2014：劳工事件盘点〉、谢玉华：〈市场化集体谈判成功案例——番禺利得鞋厂劳资集体谈判分析〉，《中国工人》，2015年第2期，頁10-13、23-25；王江松的新浪博客系列文章：1、〈劳资集体谈判的典型案例：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维权事件始末及其分析解读〉（2014年9月10日）；2、〈88天拉锯战：佛山工艺总厂的劳资集体谈判〉（2014年9月29日）；3、〈从自在到自为：广州番禺胜美达工会选举案例研究〉（2014年10月6日）；4、〈戏剧性博弈：奇利田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劳资集体谈判〉（2014年10月11日）；5、〈广东省劳动关系地方立法应该、可以、如何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届珠三角劳动关系研讨会参会论文）〉（2014年12月8日）；6、〈劳工运动遭遇组织化瓶颈：对波澜壮阔的裕元大罢工功成垂败的初步探析〉（2015年1月6日）；7、〈绝地反击：番禺新生鞋厂工人维权紀實及其分析〉（2015年4月19日）。以上文章由劳工互助网（www.laogonghuzhu.org）、中国集体谈判论坛（www.jttp.cn）及其刊物《集体谈判制度研究》、新青年網（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278），以及众多劳工微信公众号转发，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12] 陈步雷：《工人代表制:“制度边缘”的革新——以我国珠三角地区的案例为考察对象》，《探索与争鸣》2016-11-20；2016年1月13日在天则双周论坛所做的学术报告：《中国特色的工人代表制：自赋权行动模式及其“边缘性革命”意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yg6j.html
[13] 参见王江松：《为什么要致敬并学习利得工人？》（2015年4月28日），王江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vz1j.html；《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利得工人集体维权纪实和总结》（2015年4月26日），王江松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2vyts.html和集体谈判论坛http://www.jttp.cn/a/report/review/2015/0429/6800.html]
[14] 王江松：《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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