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竣達/馬里蘭大學政府及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勞工運動也曾有過光輝歲月。在1950年代，美國私部門的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曾高達35%，在已開發國家的勞工運動中屬於中段班。美國的工會在此時期更有能力發動每年近四、五百次的千人罷工行動。然而，根據美國勞工部2017年1月所發佈的統計，公部門的工會成員比例仍有34.4%，但私部門的工會成員比例卻從2015年的6.7% 再掉至2016年的6.4%。根據美國罷工的歷史資料，超過千人的罷工行動在2009年只出現五次。長期來看，為何美國私部門的工會呈現大幅衰退呢（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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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73-2009年 美國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 ，虛線為公部門，實線為私部門。
來源：Rosenfeld (2014)
一個常見的解釋是美國民眾並不喜歡工會，但這樣的說法並無法獲得充足的資料支持。根據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的最新調查，高達60%的美國民眾對工會持正面態度，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更是有75%的人對工會持正面態度。從黨派立場來看，對工會持正面看法者，在民主黨的支持者佔76%，在共和黨中佔44%。但在18-49歲的共和黨支持者中，仍有55%對工會持正面看法。簡言之，工會不受美國人歡迎的說法並無法解釋工會的衰退。
那麼造成美國私部門工會大幅衰退的可能原因為何呢？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系教授Jake Rosenfeld在《What Unions No Longer Do》一書中，提出了結合經濟、制度及國內政治的綜合解釋。
首先，從經濟上來看，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讓工會對企業帶來更高的成本。為了賺取比競爭對手更高的利潤，或者獲取更強的調適能力，企業便容易傾向打壓工會。其次，全球化所帶來的高失業率也會弱化工會的談判籌碼。因為企業有更多解僱工人後的替代人選，所以在勞資協商過程中更不會向工會妥協。
不過，上述的經濟因素雖然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仍非故事的全貌。經濟因素仍受到各國制度的調節，全球化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會因為各國制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美國有兩項制度特別不利於工會。首先，美國的勞資協商機制的集中化程度低。換言之，美國的勞資協商機制常是在各個企業內部進行，而不像一些國家（如挪威）是在全國的層次上進行。 去集中化的勞資協商機制會讓工會之間的協調不易，容易讓各企業的工會之間發生衝突及分裂，也讓工會不容易對政府的總體經濟政策提出一致的看法。其次，美國的工會並無法掌握失業救助體系的資源。在美國，失業救助的資源是由政府來分配。但如果工會能夠掌握這項資源，工人便可能會更傾向加入工會以獲取失業時的資源。
經濟和制度上的因素，能夠解釋為何美國的私部門工會比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工會弱，但仍不足以充分解釋為何美國的私部門工會在1950年代之後一路衰退。為此，政治因素成為整個故事的關鍵角色。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的企業雇主便開始對工會發動一系列打壓，這些打壓大多披著合法的外衣。美國的工會雖然嘗試推動修法，也曾獲得一些民主黨政治人物的支持，但工會所提出來的法案，卻常在美國參議院中，遭到共和黨議員以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方式否決。由於工會無法形成足夠的政治多數去改變體制，最終導致雇主利用現有法律，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私部門工會。
儘管美國的私部門工會仍處於衰退狀態，目前仍有幾項條件有利於美國勞工運動的復興：首先，工會為勞工所帶來的好處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有加入工會的勞工其每週所得高於未加入工會的勞工。其次，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國年輕人多數對工會持有好感，問題在於如何將這樣的正面態度轉化為更有效的集體行動。最後，科技的力量有機會降低組織工會的成本，例如已有人開始研究如何透過App來線上組織工會。
許多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指出， 各國的制度及國內政治會調節全球化的效果。許多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工會越強，越能夠降低該國收入不平等，促進社會福利體制，並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美國正好作為一個負面的例子，支持了這些發現。當美國的私部門工會開始衰退，伴隨而來的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對弱勢種族及移民的壓迫，以及民眾政治參與率的降低。美國的例子也可以說明，全球化並不是工會衰退的唯一元凶，國內政治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勞工運動只有透過組織更強大的政治力量，才能扭轉當前不利於勞工的法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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