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未曾报道过的抵抗(摘录自《美国人民的历史》)

（写在前面：《美国人民的历史》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著作，驳斥了所有吹捧美国的右派哈巴狗的谎言，推荐左派战友们阅读，以下为其中一章。）

在90年代早期，《新共和》杂志的一位作者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篇书评，向他的读者警告说，在美国存在着“永久的敌手文化”。这本为他所称道的书认为，美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非爱国主义因素将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这个评价确实很准确。尽管华盛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观点方面彼此一致。即都主张要对美国的改革进行限制，以保证资本主义能够正常发展，国家军事力量继续得以维持，并让财富和权力仍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还是有数百万、也许有数千万的美国人，不管是主动地还是消极地，都拒绝追随他们。但他们的活动大都不被媒体报道。他们便构成了这种“永久的敌手文化”。
在卡特执政时期，一个规模虽小但行动果断的反核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它的先驱是一小群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们曾积极反对过越南战争（其中有前神甫菲力浦·贝里根和他的妻子、从前是修女的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这个小组的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前进行非暴力的、颇具戏剧色彩的反对核战争抗议活动：他们越过警戒区域，在战争机器的象征物上滴洒自己的热血。他们也一再因此而被捕。
在1980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和平运动积极分子组成一个小型代表团，在五角大楼进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动，有1000多人因这种非暴力的、消极反抗行动而被捕。
10年之后，一场全国性的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发展起来了，起初是少数几名男女宁愿冒去坐牢的危险，也要唤起他人的注意，让他人停下脚步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到后来，就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开始对核浩劫感到害怕，对不顾民众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武器上感到愤慨。
甚至美国中部宾夕法尼亚的一名陪审员，他曾宣判一伙抗议者（叫“八只犁”，其义取自《圣经》所说“铸剑为犁”) 有罪，现在也开始明显地对他们的行动表现出同情。一名叫玛丽·安·英格拉姆的陪审员说：“我们……确实不愿判他们任何罪名……。这些人并不是罪犯。这些人是想为这个国家做点好事。但法官说核武器问题不容讨论。”
里根庞大的军事预算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核运动。在把他推上总统宝座1980年选举中，西马萨诸塞的三个行政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让选民们说出他们是否相信苏美会相互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以及是否会要求国会把这些资金用于民用目的。有两个和平组织为此做了数月的宣传工作，结果三个区全部持肯定态度（前者为9.4 万人，后者为6.5 万人），即使是那些投票选举里根当总统的人也是如此。在1978到1981年间、在圣弗朗西斯科，伯克莱、奥贾兰、梅地松和底特律，类似的调查也得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妇女也站在新的反核运动的最前线。一位年轻的核武器专家兰德尔·福斯泊格，组织了“冻结核武器协会”，它的纲领很简单，就是要求苏美相互冻结生产新的核武器。这一组织很快便在全国扩展开来、在里根当选之后不久，有2000名妇女在华盛顿举行集会，向五角大楼进军，她们手拉着手或是用色彩鲜艳的领带相互连结起来，组成一个长长的人链包围了五角大楼。有140名妇女因为封锁五角大楼的入口而被捕。
一小群医生也在全国组织集会，向人们讲授有关核战争会导致的医学后果。他们是“医生的社会责任”组织的核心，该组织的主席是考尔迪科特·海伦博士，他成为该运动最有影响和最富口才的全国性领导人。
里根执政初期，大主教会召开了全国主教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反对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在1981年11月，全国共有151所大学就核战争问题举行了讨论会。当月，波士顿举行地方选举时，曾通过一项决议，呼吁联邦政府增加社会计划方面的开支，“少把我们的税金花在核武器和对外干涉方面”，结果在波士顿22个行政区中的每一个区都赢得了大多数人支持，包括白人和黑人工人阶级区在内。
1982年6月12日，在纽约市的中央公园举行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有近百万人参加了集会，表达他们要制止军备竞赛的决心。
曾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也加入了这场日益发展壮大的运动之中。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是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曾经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后来又当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现在成为裁军运动的发言人。在他82岁高龄因肺炎去世之前，他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评论，就是他为1982年12月《原子科学公告》所写的一篇文章。“作为我的告别语，我想对你们说：把这个裁军运动忘掉吧。这个世界离发生爆炸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要集中时间，把如此多的、想法相同的人组织起来，组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运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到1983年春天，全国有368个市和县政会、444个镇务会议和17个州议会以及众议院，表示赞成冻结核武器。这时进行的一次哈瑞斯民意调查显示，79％的人希望与苏联达成冻结核武器协定。盖洛普民意调查抽样显示，甚至福音基督徒（一个据说是保守的和亲里根的集团，拥有4000万信徒），其中也有60％的人赞成核冻结。
在中央公园大示威一年后，全国共出现了3000多个反战组织。在文化中反核意识也有反映，如在书本上、杂志专栏文章里、戏剧里和电影中。热情洋溢的乔纳森·谢尔写了一本反对军备竞赛的书，叫《地球的命运》，立即成为全国畅销书。加拿大拍摄的关于军备竞赛的纪录片被里根政府禁止进入美国，但联邦法院判决可以接纳它。
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公众舆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里根竞选时，由于刚刚在伊朗发生的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发现，只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军事上的开支太多了。但当1982年春天进行另一次民意调查时，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2％。在1983年春天《纽约时报》／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一数字再次上升，达到了48％。
反对军国主义的情绪也表现在对征兵法的抵制上。当吉米·卡特总统为回击苏联入侵阿富汗，呼吁青年人登记服兵役时，有8万多人（占10% ）没有去登记。一位母亲给《纽约时报》写信说：

威廉·比彻，一位从前在五角大楼工作的记者。他在1981年11月写道，“对于美国正在制定的核战略，欧洲公众和最近美国校园里的反对和怀疑之声日益增多”，里根“显然对此关切甚至感到警觉”。里根政府开始处罚抵制服兵役的人，就是想给这种反对意见一个警告。本杰明·萨斯韦就是这些面临被判入狱者之一，作为拒绝登记服兵役的最好理由，他援引了美国对萨尔瓦多的干涉。
里根向萨尔瓦多的独裁者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并没有被美国人民平静地接受。他刚刚上任，《波士顿环球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报道：“这一情景让人想起本世纪60年代时的情形，一群学生聚集在哈佛校园里高呼反战口号，举着烛光列队通过剑桥的大街……。有200人，大部分是学生，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干涉萨尔瓦多……”
在锡拉丘斯大学1981年春天的毕业典礼排练期间，里根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被授予“公共服务”荣誉博士学位，当时有200名师生转过身去，把他们的背对着授予仪式。报纸报道说，“在黑格先生15分钟的讲话中，几乎每一处都不时被口号打断：‘应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军事上的贪婪！’‘滚出萨尔瓦多！’‘华盛顿的枪弹杀死了美国的修女！’”
最后一句口号指的是1980年末，萨尔瓦多士兵枪杀4名美国修女。在萨尔瓦多，每年有数千人被美国武装的政府所支持的“敢死队”谋杀，美国公众开始对此表示关注。
但公众的舆论还是被置之不理。在1982年春天，由《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称，只有16％的抽样调查者，表示赞成里根向萨尔瓦多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在80年代初，美国的报纸普遍认为，新一代大学生政治上谨小慎微，大多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职业。但在1983年6月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墨西哥作家卡洛斯·芬特斯批评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他说“因为我们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所以我们才不允许你们像苏联在中欧和中亚事务中那样，在拉丁美洲事务中也为所欲为。”他的讲话被欢呼声打断了20次。当他结束讲话时，大家又起立向他欢呼。
在波士顿大学我们自己的学生中，我并没有发现媒体一直报道的所谓80年代学生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和不关心他人的情形。一位学生在他的班级杂志上写道：“我在罗克斯伯里工作（黑人邻区）。我知道这个政府没什么用。它并不是为罗克斯伯里的人们，也不是为其他地方的人工作。它只为有钱人工作。”
除了大学校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一些政府政策的反对派，但并不为人熟知。在亚利桑那的塔克森，有1000多人列队前进，出席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 罗梅罗被谋杀一周年的纪念会，他曾公开表示反对萨尔瓦多的敢死队。
有6万多名美国人签署了“抵制保证书”，表示如果里根入侵尼加拉瓜的话，就采取包括非暴力抵抗在内的某种行动。当总统封锁这个小小的国家想强迫它的政府交出权力时，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示威活动。单是波士顿就有550人因抗议这种封锁而被捕。
在里根当政期间，对他的南非政策表示抗议的活动就发生过数百次。他显然不愿看到掌握南非大权的少数白人被代表多数黑人的激进的非洲国民大会所取代，但公众舆论很强大，以致于国会在1986年不顾里根的否决，通过了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法案。
里根削减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使各地居民深受其苦，由此引发了愤怒的反应。在1981年春天和夏天，波士顿东部的居民上街举行游行。他们在高峰期封锁了主要通道和隧道有55昼夜，以抗议削减消防、治安和教师资金。警察总监约翰· 多伊尔说：“这些人大概已经开始从60年代和70年代的抗议中吸取了教训。”《波士顿环球杂志》报道说：“在东波士顿，示威者们大多数是中年人、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分子，他们说他们此前从未对任何事情进行过抗议。”
里根政府也削减了艺术基金，让表演艺术从私人赞助中寻求帮助。在纽约，为给五十层高的豪华饭店让路，两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百老汇剧院被拆除，后来有200多位剧院人士举行示威，设立警戒哨，继续演戏和唱歌，当警察命令离去时他们都拒绝散开。一些全国知名的演艺界人士被捕．包括出品人约瑟夫·帕普，女演员塔米·格兰姆斯、埃斯特尔·帕森斯和西莱斯特·霍尔姆，男演员理查德·盖尔和米切尔·莫里亚蒂。
预算削减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这些罢工常常是不同寻常的团体罢工。在1982年末，联合国际社报道说：“被下岗、减薪和无职业保障所激愤，全国越来越多的学校教师决定进行罢工。从罗得岛到华盛顿，教师的罢工在几个州持续了一个星期，有30多万学生处于闲散状态，没能上课。”
《波士顿环球杂志》的戴维·奈恩在对1983年1月第一周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后写道：“有某种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对华府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人来说，这预示着一场麻烦将要发生。人们已经从感到害怕转向感到气愤，正在采取行动摆脱他们所受的挫折，他们的行动方式将是对法律秩序结构的一场考验。”他举了几个例子：

当里根在1983年4月到达匹茨堡发表演讲时，有3000人（他们中有很多是钢厂失业的工人）在他下榻的饭店外面冒雨进行抗议示威。在底特律、弗林特、芝加哥、克利夫兰、洛杉矶、华盛顿——总共有20多个城市的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活动。
也正是在那时，迈阿密的黑人起来举行暴动，反对警察的残暴行为，也反对对他们权利的剥夺。在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中，失业率上升了约50% ，而作为对贫困的回应，里根政府只是建立了更多的监狱。
里根的政策明显地把裁军和社会福利这两个问题相挂钩，即以枪炮对儿童。儿童保卫基金会主席玛里安·赖特·埃德尔曼在1983年夏马萨诸塞州米尔顿学院的毕业典礼讲话中，形象地表述了这一点。他说：

共和党候选人接连当选，例如里根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当选，乔治·布什又在1988 年当选，舆论称此为“山崩”和“压倒性的胜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将近有一半的人口，尽管符合投票资格，却没有去投票；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口中只有54％的人投了票。这样一来，在全部符合投票年龄的人中，只有27％的投了里根的票。第二次，与前副总统瓦尔特·蒙代尔相比，里根赢得了59％的票，但由于有半数的选民没有投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实际只有29%。在1988年选举中，副总统乔治·布什对民主党的米切尔·杜卡基斯，布什赢得了54％的票，只占符合投票条件的选民的27 %。
公众舆论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会去关注大家普遍关心的那些问题。例如，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两党都对有关穷人问题的社会福利计划严加限制，理由是这需要征更多的税，而高税收又都是“穷人们”所不希望的。的确，一般来说，美国人都希望尽可能地少交税。但如果问及他们是否愿意交更多的税用于专门目的，比如医疗卫生和教育，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他们也愿意付。例如，1990年对波士顿地区选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有54％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是用于环境保护的话，他们愿意交更多的税。
如果按财富多少为标准来征税，那么不同阶层的人意见截然不同。1990年12月，《华尔街杂志》/全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84％的被调查者赞成向百万富翁们征收附加税，甚至还有51％的人赞成提高资本所得税，然而却没有一个多数党赞成这样做。
哈瑞斯民意调查机构／哈佛公众健康学院在1989年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61%）赞成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体制，即政府是医生和医院的唯一支付人，通过保险公司对每个人提供普遍的医疗保护。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将这一意见纳入其纲领，尽管这两个党都坚持说他们“希望改革”医疗制度。
1992年，戈登·布莱克公司为国家新闻俱乐部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所有的投票人中，有59％的人希望在5年内将国防开支削减50％。但两大党中却没有一个党愿意对军事预算进行大幅度削减。
公众对政府向穷人提供救济一事持何种态度，取决于这个问题提出的方式。两党和媒体不断地大谈“福利”制度，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对反对派来说，“福利”一词现在成了一个招牌。当人们被问及（1992年《纽约时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调查）如果政府将把更多的钱用于福利时，只有23％的人表示同意。但如被问及政府将把这些钱用于帮助穷人时，这些人中却有64％表示赞成。.
这一议题一再反复出现。1987年，正值里根政府鼎盛时期，当人们被问到政府是否应该为急需之人提供食物和住所时，63％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
显然，这个所谓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因为它对选民的愿望一再置若罔闻。但尽管他们被忽视了这么久，可当权者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政治制度一直被两党所控制。由于两党都与公司的财富有瓜葛，因而不可能去解除这些基本的经济病症，因为比起任何一个当政的总统来说，它们的根源要更深厚。
这种病症起源于一个事实，一个从未谈论过的事实：即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占人口1％的人拥有33％的财富，下层阶级中有3000—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比起继续保持美国历史上对资源的不良分配来说，60年代的社会纲领如医疗护理和医疗援助、食品印花税等等，实在微不足道。
同时，比起共和党来说，民主党虽将给予穷人更多的帮助，但他们没有能力（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愿意）对公司利润高于人道需要的经济制度进行重大修改。
在西欧、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地，都存在着要求进行激进变革的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而在美国，既不存在这类运动，也没有社会民主党（或者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这里存在着成千种的疏远政治的迹象、抗议之声和国内各地的地方性行动，吸引当局对深重的不平等现象给予关注，并要求纠正某些不公正的东西。
例如，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市民有害废料清洁站”。这是在里根政府初期由家庭主妇和积极分子洛伊丝·吉布斯建立起来的，据报道说，它给全国8000个地方组织提供帮助。
在新罕布什尔的西布罗克，居民们连续好多年一直不停地抗议修建核电站，因为它有害于他们本人和家庭成员的健康。在1977年到1989年间，有3500多人因进行这种抗议而被逮捕。最后，这个陷入财政困难并受民众反对的核电站不得不宣告关闭。
由于1979年宾夕法尼亚的三英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造成严重灾难，特别是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惨祸，人们对核事故的恐惧加深了。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曾经一度兴旺发达的核工业。在1994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停建了三个核电站，《纽约时报》 称此为宣告“美国目前一代核反应堆死亡的讣告”。
在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数千人连年不断地举行示威，反对霍内维尔公司签订的军火合同，在1982年到1988年间，共有1800多人被捕。
后来，当这些被控犯有非暴力反抗行为的人被送交法院时，他们常常得到法官们的支持，并被这些一向循规蹈矩的公民们宣判无罪释放，因为这些法官们也都明白，即使他们在技术上有违法之处，但他们也是为了高尚的事业才这样做的。
在1984年，佛蒙特的一个公民组织（即“维诺斯基44人社”) ，抗议美国参议院投票赞成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斯”提供军火，并拒绝离开参议院办公厅外面的走廊。虽然他们都因此而被逮捕，但他们在受审时却受到法院的同情，并被法官宣判无罪释放。
不久之后．又有一起案子被告到法院。包括积极分子阿比·霍夫曼和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女儿阿米·卡特在内的一些人被指控阻挠中央情报局在马萨诸塞大学征召新人。他们请来一个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出庭作证，这位证人告诉法官说，中央情报局确实曾卷入过世界各地的非法行动和谋杀活动。结果，法官宣判他们无罪。审理此案的县律师作出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正在做的一切事情，并不是中美洲所希望的。”
在南部，此时也没有可与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的大规模运动，这里只有数百个当地的穷人、白人和黑人建立的组织在活动。在南卡罗来纳，一名因工业污染而死的工厂工人的女儿琳达·斯托特，参加了“皮特蒙德和平计划”，并在其中负责协调一个有500名纺织工人、农民和女仆（她们大多数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妇女）组成的多种族网络。
在60年代，芝加哥的农场工人曾起来抗议他们封建庄园式的工作条件，他们中大部分是来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各州工作和谋生的墨西哥移民。在西泽·查维斯的领导下，他们组织起来举行罢工，还组织了全国性的抵制葡萄运动。很快，全国其他地方的农场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拉丁美洲移民反对贫困和歧视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在里根当政时期，他们也像全国的其他穷人一样，受到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到1984年，有42％的拉丁美洲裔儿童和四分之一的拉丁美洲裔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亚利桑纳的铜矿工人中大部分是墨西哥移民，他们在1983年举行罢工，反对费尔普斯一多奇公司削减他们的工资、福利和取消安全保护措施。虽然国民卫队和州政府军不惜动用催泪瓦斯和直升飞机来对付他们，但他们坚持了有3年之久，直到政府和公司两股力量联手才最终使他们屈服。
但也有一些斗争取得了胜利。在1985年，有1700名罐头食品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墨西哥裔妇女，在加利福尼亚的沃森维尔举行罢工，赢得一项有关医疗福利的工会合同。1990年，由于公司要迁往哥斯达黎加，圣安东尼奥的列维·斯特劳斯公司的工人被迫停职。他们呼吁对此进行抵制，组织了饥饿罢工，最后迫使公司方面作出让步。在洛杉矶，拉美裔的看门人在1991年不顾警察的攻击，进行了罢工并赢得了胜利，他们的工会得到了承认，工资和疾病补助也增加了。
在新墨西哥，由于商人们企图剥夺拉美裔移民居住了数十年的土地，他们为维护自己对土地和水源的使用权同地产开发商展开了斗争。在1988年双方发生了冲突。人们组织起来实施武装占领，为保护自己免受攻击修建了掩体，并且赢得了西南部地区其他社团的支持，最后，法院作出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
在加利福尼亚，农场工人的肺炎发病率出奇地高，引起了奇卡诺社区的关注。农场工人协会的西泽·查维斯在1988年绝食35天，以唤起当局对这里工作条件的关注。在得克萨斯、亚利桑纳和其他地区，现在都有农场工人协会。
国内拉美裔人口持续增长，很快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2% ，赶上了非洲裔人口，因此他们对美国文化也开始产生独特的影响。与主流文化相比，他们的艺术、音乐和戏剧越来越多地具有政治色彩和讽刺意味。
1984年，圣迭戈和蒂华纳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成立了“边疆艺术创作室”，他们的作品对种族主义和不公正问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在北加利福尼亚，坎贝西诺剧团和埃斯珀拉泽剧团为全国的工人们作巡回演出，把学校、教堂和农田变成了演出的剧场。
拉美裔对美国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扮演帝国主义的角色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们中很多人勇敢地站出来批评美国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古巴的政策。1970年，在洛杉矶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受到警察的攻击，结果有3名墨西哥移民后裔死亡。
当1990年夏天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开战时，在洛杉矶有数千人沿着他们20年前抗议越战时所走过的路线举行游行。如伊丽莎白·马丁内斯在《奇卡诺人500年画史》一书中所写的：

60年代新培养起来的一代律师，在法律界形成了一个规模虽然不大但社会意识很强的少数派。在法庭上他们为穷人和孤立无助者作辩护，或是进行诉讼指导，控告有权有势的公司。一家律师事务所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力所能及地为“吹哨者”进行辩护，这些“吹哨”人有男有女，他们因为揭发公司的腐败、损害公众利益而被解雇。
妇女运动曾唤起全国对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但在80年代，它开始面临强大的冲击。在1973年的“罗诉沃德”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为堕胎权进行辩护，引发了一场反对堕胎、关心生命的运动，它在华盛顿找到了强大的支持者。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联邦政府对穷人妇女堕胎的医疗补助，但这项法律后来被最高法院搁置。不过“全国妇女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仍享有很大的影响。在1989年，它们在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支持后来所称的“堕胎选择权”，吸引了30多万人参加。在1994年和1995年，做堕胎手术的医疗所受到了攻击，有几位支持者还惨遭谋杀，从而使这场冲突愈演愈烈，变得骇人听闻了。
在70年代，随着人们在两性和自由观念上的急剧变化，美国男、女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开始日益呈现出来。后来，通过举办展览、示威抗议及一系列宣传活动，要求政府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使同性恋运动在国内变成一种明显的存在。结果之一就是，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开始议论美国和欧洲的同性恋者的隐秘生活。
1994年，在曼哈顿举行了一次“斯通沃尔25 周年”的游行活动，纪念一次被同性恋者认为颇具转折意义的事件：25年前，当警察袭击格林维茨镇的“斯通沃尔”酒吧时，同性恋男子们奋起进行反抗。在90年代初，男女同性恋组织更公开地发起宣传活动，更坚决地反对歧视，还要求政府更多地关注艾滋病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对艾滋病的关注远远不够。
在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衰落，许多工厂流向了别的国家，再加上里根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国家劳资关系署官员所持的敌视态度，使劳工运动明显地受到了削弱。但劳工组织还在继续开展活动，特别是在白领工人和低收入的有色人种中间，美国产联一劳联派出数百名新组织者在拉美裔、非洲裔和亚洲裔美国人中开展工作。
在一些历史悠久但僵化停滞的工会中，普通工人也开始进行反抗。卡车司机工会一度曾经很有影响，但领导层变得臭名昭著而又腐败堕落。在1991年，他们被以改革内定人员名单的方式，通过投票表决赶下了台。新的领导层立即成为华盛顿的一支力量，在争取建立两党之外的独立政治联合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整体来说劳工运动大大地减弱了，只是在为生存而斗争。
在90年代初，这种反抗精神仍旧得到了发扬。小规模的反对大公司和政府权势压制的勇敢挑战行动经常涌现。在西岸，一位年轻积极分子基斯·麦克亨利和其他数百人，因为给穷人发放免费食品时没有许可证而被捕。他们是“要食品不要炸弹”行动计划的成员。更多的“要食品不要炸弹”组织在全国各个社区涌现出来。
1992年，纽约有一个社团提出要对美国传统的历史观点重新进行审视，在得到纽约市政会的赞成后，他们在全市的30个街道灯柱上加装了金属饰板。其中的一个饰板是装在摩根公司总部的对面，上面的文字证明著名的银行家J .P .摩根曾在内战时期“躲避兵役”。事实上，摩根在内战期间不仅逃避兵役，还同政府做交易而大发其财。在股票交易所附近放置的另一个金属饰板上面，则描绘了一个自杀者的图像，还贴着标签：“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之优越性。”
越南战争期间对政府的普遍失望，水门丑闻被曝光，以及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反民主活动被揭露，导致政府辞职和雇员公开对政府提出批评。
一些辞了职的前中央情报局成员撰写回忆录，对它进行的这些行动提出批评。曾领导过中央情报局在安哥拉活动的约翰·斯托克维尔辞去公职后，写了一本书揭露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并在全国各地讲述他自己的经历。戴维·麦克迈克尔，一位历史学家和前中央情报局专家，为那些因抗议政府在中美洲的政策而被捕的人出庭作证。
联邦调查局特务杰克·赖恩，一个在该局服役21年的老兵，因为拒绝去调查和平组织的活动而被解雇。他还被剥夺了退休金，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在为无家可归者设置的避难所里栖身。
尽管越南战争早在1975年就已经结束，但由于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到80年代和90年代，它又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查尔斯·赫托是美国的一名士兵，他曾参与被称为美莱大屠杀的暴行。在这场发生在越南一个小村庄里的屠杀中，一群美国士兵射杀了数百名妇女和儿童。他告诉记者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那是一场令人恐怖的悲剧，一场他们再也不会为之而战的战争。这就是越南战争留下的遗产，它仍旧困扰着里根和布什政府，因为它们仍旧希望在世界上扩张美国的权力。
1985年，当时乔治·布什还是副总统，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就警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越南使国内舆论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协调一致曾经是外交政策的支柱，但现在已经发生了破裂……”
布什当上总统后，他下决心要克服所谓的“越南综合症”，即美国民众对当局的战争欲望的抵制。因此在1991年1月中，他以压倒性的优势力量对伊拉克发起空中打击，这样，在国内反战运动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之前，战争很快便会结束。
在开战前数月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抵制战争的运动。在哈洛温，有600名学生穿越蒙塔纳的米苏拉商业区，高呼“我们不要毁灭，我们不去打仗！”在路易斯安那的什里夫波特，尽管《什里夫波特杂志》前言的标题是“民意调查赞成军事行动”，它的内容却是：42％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将“动用武力”，而41％的人说“等着瞧”。
在1990年11月11日，波士顿老兵举行了游行，参加者中有一个叫“争取和平的老兵”的组织，他们高举的标语上面写着：“不要再有越南战争，让士兵现在就回家”，以及“不要把石油和鲜血混合起来，我们要和平”。《波士顿环球时报》报道说，“抗议者受到群众的尊敬和欢迎，在某些地方，围观者强烈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
罗恩·科维奇，大概是最有名的越南战争老兵，也是《生逢7月4日》 一书的作者，当布什准备开战时，他发表了32次电视讲话。全国120个城市有200个电视台邀请他去广播，他呼吁所有的市民们都“站起来并声明”反对战争。“还要有多少美国人要像我这样，坐着轮椅回家？”
在轰炸开始的前10天，科罗拉多的博尔德镇举行了一个镇集会，出席者有800人。当会议主持人向大家提问“你是否支持布什的战争政策？”时，只有4个人举起了手。在战争开始前几天，在新墨西哥的圣菲，有4000人封锁了四条高速公路达一个小时，呼吁政府不要打仗。居民们说，这次示威活动的规模比越南战争时期还要大。
在战争前夕，有6000人游行通过密歇根的安阿伯，呼吁和平。在战争开始的当天晚上，有5000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举行集会谴责战争，并在联邦大厦周围手拉手组成人链。警察挥动棍棒打开示威者组成的人链。但圣弗朗西斯科监督署通过一项决议，声明本市及本县是那些“出于道义、伦理和宗教原因而不能参加战争”的人的庇护所。
在布什下令开始轰炸前的那个晚上，马萨诸塞列克星顿的一名7岁的女孩告诉她的母亲说，她想给总统写一封信。她的母亲说天太晚了，明天再写吧。小女孩说：“不，就在今晚。”她刚学会写字，她口述了一封信：

在爱国主义狂热情绪影响下（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开声称：“铿锵的战鼓声像是在发出启示”) ，在战争进程已经开始，而且显然已无法扭转的情况下，国内绝大多数人都会表示他们支持战争，这不足为奇。
然而，反对派甚至还没来得及去进行组织，战事就很快结束了。当然也有反对派出现，但只是少数人，不过他们的意态非常坚定，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潜力。与越南战争升级初期的情况相比，海湾战争期间的反战运动来势要更迅猛。
战争开始的第一周里，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明确支持布什的行动，但全国各地仍有成百上千的人走上街头，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在俄亥俄的亚琛，示威者与支持战争的团体发生了冲突，结果有100多人被捕。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有500多抗议者佩戴白色的臂带，手拿十字形白纸板，上而用红笔写着“为什么打仗？”
在佐治亚大学，反对战争的70个大学生通宵守夜。在佐治亚州的议会，议员辛西娅·麦金农发表讲话，谴责对伊拉克的轰炸，并带领其他的许多议员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她保住了她的职位。而在同一个议会，60年代期间，议员朱利安·邦德就曾因为批评越南战争而被赶走。现在看来，这里至少在思想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马萨诸塞的牛顿高级中学，有300名学生到市政府向市长递交请愿书，声明他们反对海湾战争。
在俄克拉荷马的埃达，东中部向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借调”了两队国民卫队负责警戒，但还是有两名年轻的妇女举着标语坐在入口处水泥大门顶上，标语上面写着：“要和平……不要战争”。其中的一位帕特里夏·比格斯说：“我想我们不会离开这里。我认为这不是在为正义和自由而战，这是为了经济利益……。我们为了金钱正在拿人命冒险。”
美国宣布发起空中打击后第四天，有7.5万人（据首都警察局统计）向华盛顿进发，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抗议战争。在南加利福尼亚有6000多名群众高唱“立即和平”的圣歌，倾听罗恩·科维克的反战演讲。在阿肯色的费耶特维尔，“西北阿肯色公民反战团”的成员抬着一具覆盖着国旗的棺材游行，他们手里举着的横幅上写着：“让他们回家”。游行途中，他们与支持战争的团伙相遇，双方发生了冲突。
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菲力浦·阿维罗，一位越战中负伤致残的老兵，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写道：“是的，我们是要支持我们那些将要奔赴战场的男人和女人。但是，我们支持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回家，绝不是宽恕这种野蛮的暴行。”在盐湖城，有数百名示威者高呼着反战口号通过该市主要街道，他们中许多人还带着小孩。
在刚刚把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选入国会的佛蒙特，有2000多名示威者扰乱会场，抗议州长在州政府的讲话。在佛蒙特最大的城市伯灵顿，300名抗议者穿过商业区，要求店主一致关门歇业。
1月26日，战争开始9天后，有15万人沿着华盛顿行政区的街道举行游行，倾听包括电影明星苏珊·萨兰顿和蒂姆·罗宾斯在内的人发表演讲，谴责战争。来自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一位妇女，高举着一面卷起的美国国旗．那是她丈夫在越南战死后政府授予她的。她说：“我知道那是条充满痛苦的路，卷起的旗帜里不会有光荣的。”
越战期间，“劳联”大部分时间是支持战争的，但在海湾战争开始后，劳联一产联的11名成员，包括其他更有影响的一些工会，诸如钢铁、汽车、通讯、化学工人工会，都公开表示反对战争。
对于美国空军轰炸伊拉克，黑人社区的反应比其他地区要冷淡得多。1991年2月初，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白人中84％的人支持这次战争，但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只有48％的人表示支持。
战争持续一个月时，伊拉克已经被连续不断地轰炸所摧毁。萨达姆·侯赛因几次试探性地表示，如果美国停止进攻，伊拉克将从科威特撤军。但布什对此表示拒绝。于是黑人领导人在纽约举行集会，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谴责这场战争是“想转移注意力，是不道德和不高尚的……是明显地想回避他们在国内的责任。”
在阿拉巴马的塞尔马，人们在26年前警察曾经对民权示威者血腥施暴的地方举行集会，纪念“流血星期天”26周年，呼吁“把我们的士兵活着带回家，让他们为国内的正义事业而战。”
21岁的海军陆战队员亚历克斯·莫尔纳正在波斯湾服役，他的父亲怀着满腔愤怒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登在《纽约时报》上：

公民个人勇敢地抵制战争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尽管面对各种威胁，他们仍然大声疾呼。
在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被越南“友谊之战”杀害了儿子的佩格·马伦，组织母亲们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华盛顿进行抗议活动，尽管有人威胁她说，如果她坚持这样做，她的房子将会被烧掉。
女演员马戈特·基德尔（在影片《超人》中扮演洛伊丝·莱恩）不顾她的演艺生涯有可能因此断送的危险，义正辞严地反对战争。
新泽西州西顿霍尔大学的一位篮球运动员，拒绝在他的运动服上缝上美国国旗，当他因此遭到人们嘲笑时，他离开了球队和大学，回到了故乡意大利。
更为悲壮的是洛杉矶的一个越战老兵为抗议战争而点火自焚。在马萨诸塞，一个年轻人带着卡纸板做的和平标志，跪在镇子的公地上，把两桶易燃液体倒在自己身上，点燃两盒火柴，在熊熊烈火中殉身。两小时后，附近大学的学生们闻讯赶来，聚集在这块公地上举行烛光守夜，并在殉身的地点安放了和平标志，一个标志上写着：“停止这场疯狂的战争”。
与越南战争期间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来得及在军队中掀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但还是有不少的男女军人蔑视他们的指挥官，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22岁的杰夫·彼得森是驻扎在夏威夷的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下士。当1990年8月美国第一支应急部队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时，他坐在机场跑道上拒绝登机前往沙特阿拉伯，并要求退出海军陆战队：“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我都不会使用武力。”
在北卡罗来纳的勒琼营地，尽管可能因开小差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有14名海军陆战队预备役人员仍然提出申请，要求获得“良心拒服兵役者”的身份。
下士约兰达·休特-沃恩是一位医生，曾在预备役医疗队任大尉（美国军衔制里没有大尉衔——录入者注），是三个幼小孩子的母亲，还是“医生的社会责任”组织的成员。1990年12月，即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她被征召执行勤务；她回答说：“我认为，在中东进行的这场进攻性军事行动不道德、不人道，也不合法，因此我拒绝服从命令去充当这一行动的同犯。”军事法庭指控她开小差，她被判处两年半的监禁。
另一名女兵，伊利诺斯州墨菲斯伯勒的斯特法妮·阿特金森也拒绝去报到执勤。她认为，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行动只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她是第一个被判软禁在家的人，后来又给了她一份“非荣誉条件下”退伍的证明书。
有一位军医，名叫哈洛·巴拉德，驻扎在马萨诸塞的福特德文斯，也拒绝服从命令去沙特阿拉伯。他说：“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去支持这场战争”，“我不认为还有什么正义战争。”
有1000多名预备役军人声明自己是“良心拒服兵役者”。23岁的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队员罗布·卡拉布罗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为我感到羞愧，他大声地斥责我说他很为我苦恼。我相信我更愿效忠于一个对自己的良心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靠撒谎生活的国家。”
在海湾战争期间建立了一个信息网络中心，用来报道那些各大传媒不会报道的消息。在许多城市里，还有许多种不同的小报，也有上百座社区电台，虽然它们只能追随这些主流媒体弄到一些零碎消息，但在海湾战争期间，这是对这场战争进行批判分析的唯一来源。
在“胜利的”战争过去之后．总有某种令人清醒的效应随之而来，因为随着战争狂热的消失，民众不仅知道了战争的代价，也对战争究竟有何收获产生了疑问。战争狂热在1991年2月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月里，每当问及战争的代价有多高时，只有17％的被调查者表示这场战争得不偿失。四个月后，即6月份时，这一数字就上升到30％。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经济条件的恶化，布什在国内的支持率迅速下降（1992年战争狂热消失，布什失败下台）。
1989年苏联集团瓦解后（需要注明的是苏联及东欧的彻底崩溃还是在1991年底——录入者注），美国有人开始大谈“和平红利”，即，它使得美国有机会从军事预算中拿出数十亿美元用来满足人道需求。海湾战争成了政府制止这种言论的方便借口。布什政府的一名成员说：“我们应感谢萨达姆，他把我们从‘和平分红’中解救出来了。”
1992年，在庆祝哥伦布到达西半球500周年期间，海湾战争胜利的局限性就看得越来越明显了。500年前，哥伦布及同道而来的征服者们把土著的伊斯帕尼奥拉人驱逐一空。此后的4个世纪，美国政府穿越这块大陆，有条不紊地毁灭了印第安部落。现在，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应。
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印第安人，土著美国人就越来越变成一支明显的力量。在1992年，他们联合其他的美国人一道谴责500周年纪念。他们举行全国性的活动，抗议哥伦布用绑架、奴役、残害和谋杀来对待曾用礼物和友情接待过他的土著人。自从美国开始庆祝哥伦布节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1990年夏天，来自整个西半球的350名印第安人代表，在厄瓜多尔的基多聚会，举行美洲土著居民的第一次洲内集会，动员人们起来反对美化哥伦布的征服。
这个运动还在继续向前发展。美国最大的社团，“全国教会理事会”，号召教徒们不要参加哥伦布征服500周年庆祝活动，他们说：“对某些人代表自由、希望和机会的新发现，对别人来说则意味着遭受压迫、倒退和种族屠杀。”
在1991年初，一份叫《本土思想》的报纸开始发行，它把所有反对举行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500周年庆祝活动的人联系在一起。它刊登土著美国人的文章，讨论如何进行斗争，夺回那些被用条约偷走的土地。
在得克萨斯的科帕斯克里斯蒂，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联合起来，抗议本市举行500周年庆祝。一位名叫安杰利娜·门德斯的妇女对奇卡诺人说：“奇卡诺民族，同我们北部的印第安兄弟和姐妹们紧密团结。今天我们与他们一起共同谴责西班牙人、特别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这块大陆后所犯下的暴行，谴责美国政府打算重演这种暴行。”
有关哥伦布的争论在教育和文化活动方面导致了特殊的冲突。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德博拉·斯莫尔，把200多幅木板油画放在一起进行展出，起名叫做“1492年”。她把哥伦布日记中的一些话与16世纪的一些放大的版画片断排列在一起，这些片断戏剧性地表现了哥伦布到达西半球所带来的恐怖景象。一位评论家写道：“它以最生动的方式提醒我们，西方式的文明来到新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福音。”
布什总统在1991年下令进攻伊拉克时，曾声明他的目的是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俄勒冈的一个土著美国人组织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对此进行谴责和“讽刺”：

“反思学校”是代表全国教师的社会意识的出版社，它出版了一本100页厚的书，叫《反思哥伦布》，专门登载土著美国人和其他人的文章。它刊登了一些书评，对讲述哥伦布的少儿读物提出尖锐批判；还出版了资料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哥伦布，多读一些反对庆祝哥伦布征服500年活动的材料。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该书便有20万册被抢购一空。
　俄勒冈波特兰的一名教师叫比尔·比格罗夫，他把“反思学校”所出版的材料收集在一起，1992年辞职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周游全国，给其他教师举办讲习班，这样他们就能向学生们讲授有关哥伦布经历的这些真实故事，因为在传统教科书和学校课程表中，它们都被省略掉了。
比格罗夫的一名学生写道：“我觉得，出版社好像只印了一些‘光荣故事’，认为这可以培养我们更爱我们的国家……。他们是想要让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强大的和永远正确的。”
一位名叫丽贝卡的学生说：“当然，这些书的作者们大概认为这并无太大的害处——谁发现了美洲，确实很重要……但在这件事上，我所听到的都是一些谎言，别人也不会再知道些什么，一想到这些，我就生气。”
在洛杉矶，一位名叫布莱克·林赛的高中学生到市理事会前慷慨陈词，反对进行庆祝。
反对庆祝哥伦布的活动遍布全国各地。到处都举行抗议活动，出版大量关于印第安人历史的新书，举办哥伦布讲座。所有这些，导致学校教育方面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对以前的几代人来说，那时给所有的美国儿童讲述的是同一个哥伦布故事，一个浪漫的、令人仰慕的英雄故事；而现在，全国成千上万的教师都开始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这激怒了那些为旧历史辩护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称的“政治矫正”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发出嘲笑。他们对批判性地看待西方扩张和帝国主义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西方文明的攻击。一位名叫阿伦·布卢姆的哲学家在《美国精神的终结》中，对改变了美国大学教育气氛的60年代的社会运动表示敬意。“美国只讲述了一个故事：走向自由和平等的脚步无法阻挡，也不可避免。”
在民权运动中，黑人曾对美国是“自由与平等”的象征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妇女运动也向这一观点发出挑战。而现在，1992年，土著美国人则指出了西方文明对他们祖先所曾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不仅再现了被哥伦布遇到和征服的印第安人所具有的公有社会精神，还力图描述这数百万人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真实历史，揭露哈佛历史学家充满谎言的所谓“欧洲文化进入美洲蛮荒的运动”。
进入90年代后，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权，美国的政治体制仍旧处在财富巨头们的控制之下。公司的财富操纵着主要的信息手段。由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不仅没有保证，而且还在日益恶化，国家正被分裂成巨富和赤贫两个阶级，尽管没有一位主流的政治家会谈到这一点。
然而毫无疑问，尽管大多数抵抗都未曾被公开报道，但确实存在令主流派记者忧心忡忡的“永久的敌对文化”。它坚信将来会出现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社会。如果说美国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么，它就在于这种拒绝放弃的信念之中。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howard-zinn/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