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但被人坑了，还得听他们来笑我们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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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Hobbes
编辑：小蛮妖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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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很难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我今年35岁，是年龄最大的80后一代。十年来，我一直渴望成年。我的房租几乎占了我一半的收入。自从冥王星成为行星的时间（2005年）算起，我的工作一直不稳定，储蓄减少的速度 比南极冰川融化还快。
我们都听过那些统计。更多的90后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不是搬出去合租。我们拖延结婚、买房、生子，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拖得更久。而根据老一辈人的说法，我们是咎由自取：我们选错了专业，我们剁手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不吃早饭，不出去去逛街，不用手帕，不打高尔夫……
这就是年轻的感觉。我们不但被人坑了，还得听他们来笑我们懒，给我们发个安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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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分之一的年轻人生活贫困，来源：美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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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词滥调相反，绝大多数的90后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像咖啡师那样工作，也不能依赖父母的帮助。其他人对我们这代人的刻板印象只适用于一小部分的富二代。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还要可怕。
与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在个人层面上没什么不同，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工资停滞不前，行业陷入困境，安稳生活的每一个前提条件——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的成本已高到让人喘不过气。从工作保障到社会保障网络，所有保护我们的结构都遭到了破坏。我们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机会也挣悄然消逝。
“我呼吸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东西要从我的胸口跳出来，”金米·马辛格说。“我25岁了，仍然像刚进入社会时一样，拿着最低工资。“她周四在一家牙科诊所工作，周五做保姆，周末照看孩子。但她仍然付不起房租、汽车租赁和学生贷款。今年早些时候，她不得不借钱申请破产。我听到了全国各地90后同样的忧虑。
人们很容易将这一切归结为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幸，经济衰退只是催化剂，恰巧和历史性的经济弊病碰到一起。这些病灶蛰伏了几十年，一代代演变，变成了专坑年轻人的机器。如果没有改变，我们的灾难将成为美国的灾难。
像我们父母那样的稳定职业已经越来越少了
斯科特的脑子里，找工作时群面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记得2010年，斯科特刚大学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商科副学士学位，并背负30000美元的学生债务。但找工作面试的时候，他是房间里资历最差的人。其他应聘者要么有资深的工作经验，要么有研究生学位。有些人看起来像是50多岁。“有一次，人力资源代表告诉我们，她每周做三次这样的面试，都不乏履历优异的”，斯科特说，“那时，我只知道我永远找不到工作。”
在连续六个月的申请和面试之后，斯科特回到了他高中打工时的工厂。之后，他四处奔波——卖西装、洗地毯、服务员——直到他知道巴士司机每小时挣22美元，并有五险一金。他已经干了一年了。这是他赚过的最多的钱。但他仍然住在家里，每月交几百块帮他妈妈付房租。
理论上，斯科特可以再次申请银行工作。但他毕业将近8年，也没有相关经验。他有时会考虑读个硕士学位。但这意味着他的薪水和福利将空缺两年，并背负一个五位数的债务，仅仅是为了在30岁时拿到一个入门级的职位——而这个职位薪水比他开公交要少。按他目前的工资计算，他将在六个月内搬出去自己住，并在20年内还清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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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背负的学生贷款至少是父辈的3倍 来源：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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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有数百万斯科特这样的人。根据2010年的一项研究，你大学毕业那年的失业率每上升1%，就意味着你的起薪会下降6%到8%。这一劣势可能会持续数十年。一些估计显示，48%的拥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履历是超过其岗位任职要求的。
但是大学文凭泛滥的真正受害者是那三分之二没上过大学的90后年轻人。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加了116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1150万个岗位流向了受过大学教育的。
几十年来，美国大部分的就业增长都是低工资、低技能、临时和短期工作。现在，像我们父母那样的稳定职业已经越来越少了。
稳定就业的下滑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私募股权公司和商业银行把企业从市场上拿下来，裁员或者外包工人，然后把这些业务卖给投资者。公司不再对其工人、退休人员或社区负有责任。
更高的员工工资成了需要削减的奢侈品。工会，作为伟大的工资谈判者，成了敌对势力。最终，雇员被公司当成负累。公司决定，提高股价的最快方式是雇用兼职人员，降低工资，将现有员工变成派遣工。
2015年，政府问责局估计，有40%的美国工人是通过某种劳务派遣被雇佣的。当雇员被“重新归类”为派遣工时，他们损失了40%的工资。前几代人可以在旧经济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收入。而我们的培训越来越少，通过工会谈判的机会也微乎其微。此外，当优步、滴滴、外卖软件等“零工经济”完善他们的算法，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的摆布。这些企业只想在我们创造收入的时候付钱，多一秒钟都不会管我们。
在过去的30年里，行业协会成功地游说州政府，要求人们在几十个过去从来不需要的工作中携带职业许可证。目前，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需要某种政府执照才能作业，而1950年这个数字还不到5%。在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你不需要官方许可就可以理发或倒饮料。在这里，这些工作可能需要高达20000美元的学费和2100小时的教学和无报酬的实习。
教育成本、劳务派遣的兴起、职业技能的屏障，所有这些趋势都形塑了一种现象：故意将经济衰退和行业破坏的风险，从企业转移到了个人。
贫困更像是一个湖泊，溪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和流出
致贫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就像坠机一样，贫穷并不是由于某件事出了错而导致的。通常，它是一系列的不幸——失业，然后车祸，然后被房东赶出来。这些不幸相互牵连，叠加在一起。
杜克大学的教授Anirudh Krishna在过去15年里采访了1000多名陷入贫困和脱贫的人。他犀利地描述道：我们经常把美国的贫困人口看作是一个集合，一个固定人群，多年来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然而贫困更像是一个湖泊，溪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和流出。贫穷风险人群远远多于实际贫穷的人数。
加布里埃尔今年1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上。他会弹钢琴，直到最近，他都在为未来上艺术学院存钱。去年夏天，他在一家保健品厂工作。每天拉箱子和混合配料，这不是最迷人的工作，但他每小时赚了12.5美元，他希望证明自己，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
后来他妹妹出了车祸。加布里埃尔说：“她不能走路，也不能思考。”他的妈妈不能冒着失业风险休假一天，于是加布里埃尔打电话给他的老板，留言说他必须缺勤一天才能把他的妹妹从医院接回家。第二天，他被解雇了。一位前同事告诉他，他有缺勤记录意味着今后不太可能再在那里找到工作。
所以，现在加布里埃尔和他妈妈，妹妹住在一个拖车里。他的大部分薪水都花用来买汽油和食品杂货，因为他妈妈的收入用来支付妹妹的医疗账单。他还是想上大学，但他目前只能勉强维持。“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活这么难”，他对我说。“我们所有人离一无所有的距离可能只有一场简单的意外”，西雅图的破产律师阿什利·劳伯说。
每当泰隆搬进新公寓时，他就赤身裸体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为了提醒自己多年来没有地板，也没有天花板的日子。他在佐治亚州流浪了四年，睡在长凳上，在炎热的天气里骑车面试。他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达，这样他就不会在和面试官握手的时候大汗淋漓。当他终于找到一份工作时，他的同事发现他在加油站的浴室里洗澡。不堪羞辱，他辞职了。“同事说我身上有流浪汉的味道”，他说。
泰隆六年前搬到西雅图，那时他23岁，因为他听说那里的最低工资几乎是他在亚特兰大做的两倍。他在一家杂货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为了存钱，睡在了一个收容所里。从那以后，他的收入增加了，但是他住得越来越远离城市。泰隆在建筑工地做保安，每小时挣17美元。这是他有史以来的最高工资。但他是个派遣工，所以他没有病假和医保。他的房租是每月1100美元，对他来说不便宜。可只有这里能让他搬进去而不用付全额押金。
由于租金一号到期，而他在七号发工资，房东给他每个月的账单加了100美金的滞纳金。除此之外，他每天要从住的郊区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他工作的郊区。扣完车费，每月只剩200美元吃饭。
很多年轻人像泰隆这样独居，年收入不到30000美元。这些人的数量是和父母生活90后的两倍。
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与住房危机密不可分
自1960年代末以来，当今的租房人数到了历史新高。
以前，我们都觉得租房没什么，就像游戏里的一关而已。你租一段时间，慢慢存一笔首付，然后你和你的伴侣买了一套新房子，然后你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家庭。一旦你还清了抵押贷款，你的房子要么卖出去得一笔财富，要么等退休后养老。
当租金低到每月能存钱，房子还买得起的时候，这种做法效果很好。但在过去的40年里，租金涨幅是收入的两倍多。我父亲买第一所房子花了他20个月的工资。我如果要买房得花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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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只有1975年的一半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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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萧条以来，那些稳定又工资高的好工作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大城市里。但是，大城市的租金飙升，任凭你高再工资也付不起。
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早在1970年，一个从低收入地区转移到高收入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刨去房租后，他还剩79%的工资能用来生活。2010年，你到城里打工，交完房租只能剩36%的工资。
这让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别无选择。他们可以搬到一个有好工作但租金疯涨的大城市。或者，他们可以搬到低租金的地方，但几乎不可能找到超过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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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挣得越来越少，房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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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么干政治，要么被政治干
修复我们面前的巨坑，光想是没有用的。即便经济回暖、失业缓解，年轻人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一个铁饭碗干一辈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指望经济回到我们父辈时期，与缘木求鱼无异。
然而，迄今为止，已经有一大堆还未实现的政策改革，至少将开始巩固我们的未来，重新为年轻人建立安全网。即使美国的政治形势严峻，我们也可以开始建立一个平台来集结力量。提高最低工资并与通货膨胀挂钩；废除反工会法，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力来对抗随意弃置他们的公司；让税法不再偏向富人。
我们需要政府机构来回应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移动福利”（Portable benefits）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在兴起的想法，它试图打破那些获得政府支持和工人保护的全职雇员和那些一无所获的派遣工之间的零和差别。
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把福利附加到工作上而不是职业上。你每工作一个小时，老板都会拿出一笔钱存到一个基金帐户里，当你生病、怀孕、年老或被解雇时支取。这个账户会跟着你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无论你是在那里工作一天、一个月还是一年，公司都要给钱。
早在我们发明“零工经济”这个词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类似“移动福利”的小规模的实验来抵消非正规就业的不安全感。
一些建筑工人有一个“小时银行”，当他们工作的时候，有钱存进去，即使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他们也能有福利。好莱坞的演员和技术人员的健康和养老金计划会跟随他们从一个电影项目到下一个电影项目。
另一个不需要费脑的实验是扩大就业计划。这听起来可能过于雄心勃勃。2010年，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密西西比州启动了一项计划，雇主每雇佣一个新员工，政府就给雇主补贴该员工一个月的全额工资（100%），然后逐渐减少到25%。该倡议主要针对低收入的母亲和长期失业者。接近一半的受益者不到30岁。
实验的效果很好。对于普通参与者来说，补贴工资只持续了13周。然而，该计划结束后的一年，长期失业的工人的收入仍然是上一年的近九倍。要么他们保留了通过补贴获得的工作，要么他们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帮助他们找到了新的工作。
正如《90后与创造我们的时刻》一书的作者肖恩·斯科特告诉我的那样，“我们要么干政治，要么被政治干。”
上一代留给我们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们仍然有得选。我们习惯于感到无助，因为在大部分生活中，我们一直受制于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但很快，我们会成为掌控世界的一代。
问题是，随着我们步入权力时代，我们的孩子是否有一天会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来声讨我们。我们可以放任经济基础不断瓦解，并在社会保障消失之前，看看资本的洪流不会淹死我们。
或者，我们可以着手建立一个公平的未来，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和人口结构，以及我们希望拥有的所有机会。也许这听起来很幼稚，也许确实如此。但我觉得我们有资格这么做。
https://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articles/en/poor-millennials/